评论｜安徒：天朝治港，去殖背后深深的恋殖

香港主权移交20年，不少评论回顾20年来香港的变化、“一国两制”的实践是否成功、中港关系面对什么问题等等。不过，要评论一国两制有没有变形、走样，检视20年来的实践是否还是符合“初衷”是不足够的，因为一国两制的理念在1982年就已经提出，在1997年主权交接后透过《基本法》付诸实行，中间经过了15年的过渡期。这过渡期内，中国和香港都发生了大变。

1989年六四屠杀，赵紫阳下台，1992年邓小平南巡，拋弃“社会主义经济”，加入“后冷战”全球资本主义新秩序。香港方面，末代总督彭定康来港，推行被中方视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导致“直通车”安排“出轨”，“临时立法会”还原大批殖民时代恶法。原来为了迎合一国两制的“民主回归”亦已变成“民主拒共”。概而言之，1997之时“一国两制”早已走样变味。

1997后的20年，香港经历了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等三朝特首，发生过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2012年的“反国教”风波，以及2014年人大8．31决定、雨伞占领运动，本土主义的冒升。经过多番人大释法，今天的“一国两制”被缚在“白皮书”的“中央全面管治权”底下，当然和1982年人们认识的那个版本大异其趣，走样得难以辨认。

香港其实没什么大变

不过，如果从一个宏观的历史尺度来看，香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它始终都是一个经济发展至上的殖民城市。当权者还都是那一批权势阶级，只是他们知道现在效忠的是另一个“宗主国”，市民则不被看待成这个城市的主人，只能在有限被指派、被规划好的角色中选择生活方式，消费主义仍是一切事情的基调。虽然，求进步求改革的公民意识提升了，但保守、犬儒、反智的力量，也在迅速的集结和增长。

35年之前，害怕政治转变的特权阶层，既反对民主改革，也要“维持（英殖）现状”；35年之后，他们一样反对民主改革，拥抱共产党，但当年他们所要“维持”的特权“现状”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改变。原因在于，《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并非为了要改变当年的殖民地现状，相反地，一国两制的“使命”正好就是保护和维持这种现状。

过去，人们反复强调经济制度得以维持现状，因为普遍觉得这是好事；政治上则强调改变，比殖民地时代有进步。不过，民主改革被8．31人大决定煞停了，政治上的维持现状也说明白了。例如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最近就表示，在英国人殖民香港之前，香港的政治是跟从清朝，英国人来到后，香港政治完全跟从英国。在1997年后，香港自然应该转为跟随中国。而中国和英国都是单一制国家，形容是“all politics is central”，即是所有政治都在中央。

的确，英国和中国都在没有征询香港人的情况下，决定了香港的政治命运、前途和体制（1997的主权移交就是如此进行的）。中国也没有分别，一样是给香港安排一个不是由他们选择的前途和体制。但原因并不在于英国和香港是同属于一个单一制的国家（俨然香港和苏格兰、威尔斯、英格兰都属于同一个国会）。相反地，英国人决定香港的政治命运是因为香港是一个殖民地，香港和英国之间是一种殖民关系。王振民将中国与香港的关系也等同英国与香港的关系，是否在暗示，香港与中国的关系，也一种殖民关系？

事实上，早前在另一个场合，王振民已用过另一种词汇来表述他理解的中港关系。他说，香港人应该尝试理解国家的逻辑和道理，并要对中国的制度有“敬畏之心”。笔者想不到任何现代以平权立宪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国家”（或曰“民族国家”）会用“敬畏”来描述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何况中国还在名义上是一个未敢立“国教”的“人民共和国”。

理论上，民族国家并非传统的帝国或王国，国家成员之间是以“认同”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而非建基于下级对上级的“敬畏”或“罪人”对“上帝”的“敬畏”。香港主权未移交之前，只有极少数的香港人“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对英国“事头婆”也殊少抱“敬畏”之心。相反地，中国人则可以宣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争取“同胞”认同中国，却从未闻要求“敬畏”中国。怕且，这就是主权移交了20年的分别。

过去，在《基本法》起草期间，邵天任、萧蔚云、许崇德和吴建璠都是大陆的宪法专家，常常代表中共观点为《基本法》发言，人称“四大护法”。四人于今先后作古，王振民被视为新的“护法”。他与强世功一样，都是2014年“一国两制白皮书”的写手。如果说，这些年轻“护法”有什么新犹贡献于一国两制，就在于他们拋弃了老旧民族主义者有时温情脉脉的语调，代之以一套装腔作势的新修辞，摆出一种强势的天朝卫士姿态，号令天下。

例如强世功，惦念的不再是游子归乡故事所讲的“回归”，而是比较“帝国技艺”。他甚至断言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帝国政治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超越了马克思的阶级论和西方的民族国家论。“一国两制”于是被强世功重新定义，谓“一国两制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儒家封建传统之上的政治思考”，“一国两制的精神实质不仅恢复了中国古典的封建政治原则，而且重新启动了儒家政治理想。”

他又曾经写道：“在中央的决策思维中，所谓‘繁荣’就是要确保‘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证资本家的利益；‘稳定’就是理顺香港内部的政治关系，理顺中央与香港的政治关系，前者要照顾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后者要确保国家主权和爱国者治港。”

简单来说，香港殖民时期的官商共治体制不单不需改革，还要加以巩固，并明言香港特区所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实质）专政。因为只有这些利益攸关的资本家才能提供合格的“爱国者”。

儒家典籍背后的敌友观、决断论

在强世功的演绎底下，中国革命的五四运动传统可以突然消失，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至少有两座需要在香港复活。复活“封建政治原则”不单不是倒退，反而是比马克思的阶级论和西方民族国家论超前，更是“中华文明复兴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而香港的一国两制正是这核心中的最核心。因为邓小平因地制宜地演绎了大清帝国治理边疆政制的成熟、灵活、弹性的政策，打破了西方民族国家模式中主权国家的框框，反而保有在古典中华帝国天下理念底下的一国多制。

毫无疑问，十多年来在多元文化论的影响下，世界历史学界对前现代的“帝国”体制提高了研究兴趣。一些观点认为，某些古典帝国比起现代强调排他单一的主权观念的民族国家，容或更能包容驳杂、多元的族群关系，在同一帝国框架下可以让多文化并存，因为它们的宗主权（suzerainty）概念比起现代“主权”（sovereignty）制度更具弹性。

现代国际关系或者可以从古典帝国的模式投射或构思种种弹性、多孔洞的（porous）的主权观，以解决难解的国际纠纷。可是，中国的天朝主义者却是“既想持有蛋糕，又想把它吃掉”。即是说，他们既要将中华文明所覆盖的地域投射到大陆以外，复兴天朝宗主的自我想像，但也开口闭口都诉诸捍卫中国主权，对内施行压制，对外攻击敌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就处在这个磨心之下，只许天朝宗主拥有施政承诺的含糊，却不容许享有弹性主权的特区。

其实，强世功等人有份纂写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以纳粹法学的专制精神宣称中央拥有“全面管治权”，正好就是“弹性主权安排”的一个失败个案。如果像王振民所说，香港以为自己有一套有别于中国的政治，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那强世功应该为他当年在写《中国香港》一书时，竟然赞同过陈弘毅教授所说香港是一个“准国家”的政治实体的说法而羞耻尴尬。同样地，张炳良曾提过香港是一个“次国家”，沈旭晖也说过香港应有“次主权”，他们或者都要登报道歉。因为这些提法都可能对中央拥有绝对唯一主权这事实产生其他幻想。

这说明了，天朝学人建构的天朝主义想像，是以朝贡关系为经，以理藩治术为纬。所追求的并非弹性主权论这类后现代理想，因为它要说明的只是中国如何挂着“人民共和国”的招牌，却可以否定民权宪政，复行羁縻治术。他们以“帝师”自诩，儒表法里，头衔是习法律的，心里却鄙夷法治。儒家典籍背后，尽是法西斯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敌友观和决断论。作为施派信徒，强的名句包括：“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政治的本质说到底是强者对弱者的支配”。

中共默许香港维持殖民

2008“京奥”以来，中国抛弃了“韬光养晦”，代之而起的是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些自大，无法令京官自省，为何“回归”20年，香港却愈来愈离心，他们只知诿过香港的殖民过去。近来的反殖诳言蜂起，但却愈说愈乱。

例如，首任特首董建华最近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就说，香港有不少年轻人都在殖民地时代长大，要做到人心回归需要一个过程。不过，董建华似乎少看了新闻，因为当下对中国最为反感，以至抱有“港独”思想的，九七年后出生的比重最高，他们都没有在殖民地时代长大过。倒是在殖民地长大的，大部分人都被指有“大中华情意结”。

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周南，也加入埋怨殖民地。他在北京接受香港港台访问时表示，对出现港独思潮并不意外，周南称：“香港遭受了殖民主义的统治，150年，一个半世纪啊。在这一个半世纪里边，青年一代又一代，接受的是殖民主义的教育，骨子里已经被殖民主义洗脑了。而且不是洗一代，洗了五代、四代，所以出现这种动乱分子。”

可是，香港最令周南这类人尶尬的是，150多年当中，至少有48年香港接受英国殖民统治，是因为中共容许的。这就是每位天朝卫士都同声赞叹，誉为天才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而关于这项中共和英国在香港合谋维持一个殖民统治现状，现在已有愈来愈多的历史证据浮现。姑且列下数则：

毛泽东早在1946年接受西方记者哈默的提问时就答道：“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文汇报》前总编辑金尧如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转述过1951年新华社社长黄作梅去北京汇报，请示对港英的政策指示。总理周恩来的谈话包括八点，其中一点是：“要维护香港的现状和地位，包括英国的殖民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承认香港在英国的远东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

而据最新由纪录片导演罗恩惠发现的资料也显示，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也曾于1966年“六七暴动”爆发的前夕，向港澳工人“五一”观光团解释中共长期不收回香港的政策。其中有一段说话，可圈可点：“英国人想长期在香港，但又怕不能长期。他们在香港有油水，我们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维持现状这点上是有一致的语言的。”他又勉励那些试图劝服中央提早收回香港的工人代表，“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工夫下到了底。要如此，要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

在全球反殖运动正处高潮的60年代，中共的确因为维持香港殖民主义现状，而大受共产主义阵营当中其他共产党的攻击。例如，1963年3月，美国共产党就曾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后来，苏联也公然嘲弄中国的港澳政策。他们指责中国不但未能把英国人赶出香港，而且还在香港与英、美资本家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1964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论坛大会上更通过了一项决议，其内容主要就是要在亚洲扫除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殖民地的存在。

中共是否应该提早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回香港，这是另一个可以辩论的题目。然而，中共在明在暗，默许在香港维持殖民状态，甚至反对对这殖民体制进行有限的民主改革，已证明了是铁一般的事实，如何抵赖也抵赖不了，这也是中共在反殖问题上一直不能理直气壮的原因之一。不过，更重要的是，对于心仪比较帝国技艺的帝师来说，“去殖”背后其实是深深的“恋殖”。

“白蚁政策”的成熟收割期

例如王振民去年来港上任中联办之前，就放言质问“为什么（香港）不继承英国主流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不认真学习继承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香港社会愈来愈激进，“变得愈来愈不像香港”，于是他更要问“香港在英国人管治下建立起来的法治文明理性和谐的社会，为什么回归不到20年便走了样？”王振民此言一出，建制派中的资深左派元老曾钰成就已反唇相讥，追问为什么这样的“恋殖意识”，竟然会出自一位中国法律学者之口。

大抵中国官场内，能当“护法”者懂“政治”远比懂“法律”重要，就如强世功常常指责香港的法律界，其罪正在于他们醉心法律，不懂法律背后的政治。今日的所谓“去殖民化”已经聚焦香港的法治，全力打击这个殖民时期建立起来，标志香港独特价值的堡垒。法治当然会是下一个中共在香港“去殖化”工程的首要对象。不过，纵然如此，王振民以恋殖为旗，召唤前英殖余孽发挥保守主义本能，也是捉错用神。因为香港殖民地之保守成性，并非来自英国主流的保守主义哲学，或者任何英国文化传统。

任何了解香港殖民历史的人都知道，香港人拥有保守意识，是因为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殖民者阻隔。在激进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风起云涌的1920年代，英国人总督金文泰借用了前清遗老，在香港宣扬被五四运动所打击排挤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华制华。

今日共产党徒反过来要学习如何打击激进主义，本已属世纪式的荒诞。强世功批评“香港有问题必想着向西方找答案”话音未落，王振民张冠李戴，以为打击了咱家老子的，必是英国文化和哲学的功绩，以为洋人用的一定是洋方，可谓诒笑天下。可悲的是，中国管不了自己的“殖民地”却要向殖民地的前宗主国招魂。从“帝国技艺”言之，真是高下立见。在香港人面前显威风，露颜色，看穿了仍只不过是一个“次帝国”。

香港“回归”中国20年，当年催生“一国两制”的历史大环境已变，再就理念来讨论理念其实已无大意义。因为战后近70年来，中共对港唯一不变的总政策其实仍然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从来都只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程序里面其中一种阶段性及工具性安排。它一定会被重新诠释，重新改写，或者终有一日被遗忘废弃，或者改头换面，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因为“白蚁政策”到了成熟收割期，整个屋子已经咬烂。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学者、专栏作家）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