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去世，传媒的报导聚焦两个身份，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另一是外交部长；工作重点多是集中一点：香港回归。若这就是钱其琛的工作一生，似是重于现代却缺了从前。那天电视台播放钱其琛丧礼的新闻，致悼的包括外交部退休官员。这些旧日的使节，两鬓斑白的古稀，在今天已然“大国崛起”的中国大陆，也许不太为人所熟悉，这就更容易跌入某种的遗忘当中。
笼统说普天之下的外交部长姿态分“强硬”或“弹性”，以此判定任何一位外长的能力、性格、工作方法，是完完全全的失焦。一国外长，是一国对外姿态显示的唯一座标，没有个人，只有国家，所谓“强硬”、“弹性”，关键在于那时那刻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追求的是什么。钱其琛独挑大梁最令人留下印象的，是90年代初中共在“六四”镇压之后，广受西方国家制裁的年代，以低姿态软身段借着一小点一小点进退方略，慢慢从制裁氛围恢复与美欧关系。
倘是说到钱其琛的所长，香港回归的工作是时代的安排，反而觉得80年代初中苏谈判时期的钱其琛，才是真的外交官钱其琛。狼吞虎咽的苏联不是英国可比，所以中苏边界谈判断断续续谈了40年。这一时代，也是中共建政后外交三大路径对美对日对苏的突显，从某一外长的专长及出身，更能证诸中共的外交蓝图。
对美对日两条主线
中共建政后，外长由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一兼就兼到1958年。以周恩来的事必躬亲行事作风，中共建政初期已是事无大小一把抓，但一把抓之下还要把外长头衔戴在头上，可见“外交无小事”。中共早年自称“土八路”，外交却不是湖南四川行伍出身的八路军所能胜任；1949年至今11任外长，绝大部分都是通“洋务”的干部担任，而从部长的任命，亦可以一窥中共的外长用人标准。
周恩来仍是外长年代，中共国际上势孤力弱，有外交关系的，东欧共产主义集团之外，便是朝鲜北越这些，外交活动不多，间中与日本有往还。文革初期情况相约，70年代初中美破冰，当时外长是姬鹏飞，过渡人物也，对美重责在周恩来手上。姬鹏飞落任，接任的乔冠华是真材实料的外交官，德国杜宾根大学博士，曾在新华社负责撰写国际关系评论。乔冠华是周恩来爱将，据称有胆在周恩来面前开玩笑的外交官，仅得乔一人。
乔冠华掌权年代，是中共文革中期外交较活跃时代，那时周恩来负责具体操作，乔冠华作幕僚，具体工作对美国有燕京大学肄业的韩叙，对日本是生于东京的廖承志，70年代中共外交目标其实就是美日两国。乔冠华写过一首打油诗，讲的便是中共当年外交对美对日两线出击，“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前者是说廖承志，“五月花”则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月花旅馆的韩叙。
乔冠华才气十足，中共加入联合国，派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团长是毛泽东点名的乔冠华。乔一口江北口音国语，在东河河畔的联合国总部会议厅成为焦点，忘记了是哪一间外国通讯社的照片，乔冠华在座位上大笑，旁边的是黄华，乔下台后接任外长的便是黄华；另一张是黄华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参加安理会会议，后排幕僚包括周南，也就是其后中英谈判香港前途的中方代表团团长。这些外交官，建构成为70年代至千禧年的中共对美国外交战的主力。
同一时期，中共外交另一战线是对日本。对日同样兹事体大，由中共中央委员、“日本通”廖承志出马。廖承志是廖仲恺之子，生于东京，日语带着江户口音，70年代到访日本，“江户之子”的身份广受注目。对日本，中共也有一套人马，张香山、孙平化都是“日本通”，周恩来也曾在日本留学。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周恩来的日语翻译是生于台湾台中、小学二年级时移居日本的林丽韫。
“俄国通”外长会否出现？
对美对日成为中共外交主流，对苏则因中苏决裂以及其后长达30年的对峙，渐次放在二线地位。事实上，驻美驻日的外交官，也较其他驻外使节更多高升机会，不妨看看，乔冠华之后的外长，黄华早于延安时代已专责对美，之后驻加拿大，又驻过联合国。2003至2013年的两任外长，李肇星与杨洁篪都是美国通，都是做过驻美大使。驻美大使馆一直至今是重中之重，韩叙当大使时，与老布什（老布希）关系极佳，老布什每年圣诞平安夜做节，韩叙是座上客。韩叙之后的是朱启祯、李道豫，除了大使衔，亦是外交部主管，朱是副部长，李是部长助理；李肇星与杨洁篪更是身兼副外长。
至于对日本战线，“日本通”外长有唐家璇及现任的王毅，都做过驻日大使，精通日语。日本传媒对唐、王二人甚感兴趣，YouTube 上有二人的日语谈话及演讲录映。王毅七年前以国务院对台办主任身份到访日本自民党总部，与时任总裁谷垣祯一谈话，身边的日语翻译便空闲得很。唐家璇年纪比王毅年纪大一截，曾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身份接待日本来客 SMAP，对着中居正广一开口就是流利日语，不需翻译。
每个国家外交路线不同，北京的重点对美对日，半世纪不变，政治、经济实力俱是考虑。中共建政后曾与苏联十分亲密，极少出访的毛泽东也山长水远去过莫斯科，那时美日与北京皆无外交关系，唯一大国有正式关系的是苏联，60年代再加一个法国。文革期间一场珍宝岛事件，美国则因越战困扰要寻出路，碰上中共，建构中美联手抗苏的直角大三角；日本紧跟美国走，更抢在华府前与北京建交。改革开放，美日大受重视，客观也反映出80年代的世界局势。
然而“六四”镇压后，美国带头制裁，中共对美对日的外交重点关系转移西欧，也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慢慢恢复密切关系，可是主线仍包括美日，俄罗斯则后来渐上之势。未来外长会不会出现“俄国通”，这是相当有意思的命题。
（张志海，自由撰稿人）
外交既然咁重要，為何大部分外長都不是什麼政治局常委之類的最高領導人之一？而美國的國務卿則官大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