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志海:历任中国外长,背负的北京外交路线

钱其琛去世,传媒的报导聚焦两个身份,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另一是外交部长。若这就是钱其琛的工作一生,似是重于现代却缺了从前。

钱其琛去世,传媒的报导聚焦两个身份,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另一是外交部长;工作重点多是集中一点:香港回归。若这就是钱其琛的工作一生,似是重于现代却缺了从前。那天电视台播放钱其琛丧礼的新闻,致悼的包括外交部退休官员。这些旧日的使节,两鬓斑白的古稀,在今天已然“大国崛起”的中国大陆,也许不太为人所熟悉,这就更容易跌入某种的遗忘当中。

笼统说普天之下的外交部长姿态分“强硬”或“弹性”,以此判定任何一位外长的能力、性格、工作方法,是完完全全的失焦。一国外长,是一国对外姿态显示的唯一座标,没有个人,只有国家,所谓“强硬”、“弹性”,关键在于那时那刻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追求的是什么。钱其琛独挑大梁最令人留下印象的,是90年代初中共在“六四”镇压之后,广受西方国家制裁的年代,以低姿态软身段借着一小点一小点进退方略,慢慢从制裁氛围恢复与美欧关系。

倘是说到钱其琛的所长,香港回归的工作是时代的安排,反而觉得80年代初中苏谈判时期的钱其琛,才是真的外交官钱其琛。狼吞虎咽的苏联不是英国可比,所以中苏边界谈判断断续续谈了40年。这一时代,也是中共建政后外交三大路径对美对日对苏的突显,从某一外长的专长及出身,更能证诸中共的外交蓝图。

对美对日两条主线

中共建政后,外长由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一兼就兼到1958年。以周恩来的事必躬亲行事作风,中共建政初期已是事无大小一把抓,但一把抓之下还要把外长头衔戴在头上,可见“外交无小事”。中共早年自称“土八路”,外交却不是湖南四川行伍出身的八路军所能胜任;1949年至今11任外长,绝大部分都是通“洋务”的干部担任,而从部长的任命,亦可以一窥中共的外长用人标准。

周恩来仍是外长年代,中共国际上势孤力弱,有外交关系的,东欧共产主义集团之外,便是朝鲜北越这些,外交活动不多,间中与日本有往还。文革初期情况相约,70年代初中美破冰,当时外长是姬鹏飞,过渡人物也,对美重责在周恩来手上。姬鹏飞落任,接任的乔冠华是真材实料的外交官,德国杜宾根大学博士,曾在新华社负责撰写国际关系评论。乔冠华是周恩来爱将,据称有胆在周恩来面前开玩笑的外交官,仅得乔一人。

乔冠华掌权年代,是中共文革中期外交较活跃时代,那时周恩来负责具体操作,乔冠华作幕僚,具体工作对美国有燕京大学肄业的韩叙,对日本是生于东京的廖承志,70年代中共外交目标其实就是美日两国。乔冠华写过一首打油诗,讲的便是中共当年外交对美对日两线出击,“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前者是说廖承志,“五月花”则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月花旅馆的韩叙。

乔冠华才气十足,中共加入联合国,派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团长是毛泽东点名的乔冠华。乔一口江北口音国语,在东河河畔的联合国总部会议厅成为焦点,忘记了是哪一间外国通讯社的照片,乔冠华在座位上大笑,旁边的是黄华,乔下台后接任外长的便是黄华;另一张是黄华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参加安理会会议,后排幕僚包括周南,也就是其后中英谈判香港前途的中方代表团团长。这些外交官,建构成为70年代至千禧年的中共对美国外交战的主力。

同一时期,中共外交另一战线是对日本。对日同样兹事体大,由中共中央委员、“日本通”廖承志出马。廖承志是廖仲恺之子,生于东京,日语带着江户口音,70年代到访日本,“江户之子”的身份广受注目。对日本,中共也有一套人马,张香山、孙平化都是“日本通”,周恩来也曾在日本留学。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周恩来的日语翻译是生于台湾台中、小学二年级时移居日本的林丽韫。

“俄国通”外长会否出现?

对美对日成为中共外交主流,对苏则因中苏决裂以及其后长达30年的对峙,渐次放在二线地位。事实上,驻美驻日的外交官,也较其他驻外使节更多高升机会,不妨看看,乔冠华之后的外长,黄华早于延安时代已专责对美,之后驻加拿大,又驻过联合国。2003至2013年的两任外长,李肇星与杨洁篪都是美国通,都是做过驻美大使。驻美大使馆一直至今是重中之重,韩叙当大使时,与老布什(老布希)关系极佳,老布什每年圣诞平安夜做节,韩叙是座上客。韩叙之后的是朱启祯、李道豫,除了大使衔,亦是外交部主管,朱是副部长,李是部长助理;李肇星与杨洁篪更是身兼副外长。

至于对日本战线,“日本通”外长有唐家璇及现任的王毅,都做过驻日大使,精通日语。日本传媒对唐、王二人甚感兴趣,YouTube 上有二人的日语谈话及演讲录映。王毅七年前以国务院对台办主任身份到访日本自民党总部,与时任总裁谷垣祯一谈话,身边的日语翻译便空闲得很。唐家璇年纪比王毅年纪大一截,曾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身份接待日本来客 SMAP,对着中居正广一开口就是流利日语,不需翻译。

每个国家外交路线不同,北京的重点对美对日,半世纪不变,政治、经济实力俱是考虑。中共建政后曾与苏联十分亲密,极少出访的毛泽东也山长水远去过莫斯科,那时美日与北京皆无外交关系,唯一大国有正式关系的是苏联,60年代再加一个法国。文革期间一场珍宝岛事件,美国则因越战困扰要寻出路,碰上中共,建构中美联手抗苏的直角大三角;日本紧跟美国走,更抢在华府前与北京建交。改革开放,美日大受重视,客观也反映出80年代的世界局势。

然而“六四”镇压后,美国带头制裁,中共对美对日的外交重点关系转移西欧,也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慢慢恢复密切关系,可是主线仍包括美日,俄罗斯则后来渐上之势。未来外长会不会出现“俄国通”,这是相当有意思的命题。

(张志海,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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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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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外交既然咁重要,為何大部分外長都不是什麼政治局常委之類的最高領導人之一?而美國的國務卿則官大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