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思磐：妇女节变成女生节？当中国女权遇上营销和去政治化

【编按】：在今天的中国，如何看待“三·八妇女节”的意义？本文是 @新媒体女性 负责人李思磐在 2016 年妇女节当天，对近年新流行的“女生节”的回应，原题“女生节取代妇女节？糖衣炮弹正在轰炸女性权利”，载于《新京报》。因应过去一年的新状况，作者予以增补，并授权《端传媒》编辑转载，以飨读者。

2016年3月初，女权自媒体 @新媒体女性 及其姐妹机构和志愿者们，策划了一次网络倡导活动，其主题为“反三七过三八”。活动的核心策划者们认为，在性别平权面临问题的中国大陆，人们渐渐遗忘“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个纪念日的女权意义，渐渐遗忘中国的女权历史，而长期的去政治化，以及越演越烈的商业营销，让甚至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发展出名为“三七女生节” 的消费文化节庆，不断在年轻男女当中强化性别不平等的文化规范。因此，我们通过一些线上的论述和线下对青年小组的支持活动，号召女网民和高校学生，重新回归三八妇女节的传统，强调女性平等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

“女生节”如何在中国兴起

我不知道，这些年在中国支持商家炒作“女生节取代妇女节”的人中间，有没有女生。假如有，我不知道她们怎么看待“妇女节”与自己的关系。

我曾经跟一些大四学生聊天，是的，不管来自哪所学校，就业情况都是一样的：能在毕业季的寒假前定下工作的，都是男生；尽管绝大多数院系中，学习好的都是一拨女生。更不要说，越来越多的大学自主招生，都公然承认招男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们对女生在研究生中越来越高的比例，忧心忡忡……

但这些显然不是“女生节”的议程。“女生节”的传统，是“男生关爱女生”，因此，各校男生挂出横幅赞美和“追求”女生的“横幅大战”已成传统。2016年3月7日，网友和志愿者在中国各地大学生庆祝“女生节”的活动中，发现和搜集了种种有争议、涉嫌公然性骚扰的横幅，从而引发公众愤怒，在网上掀起“女生节”vs“妇女节”的讨论。与此同时，电商百度糯米却找名人炒作“女生节取代妇女节”牟利。

中国发明“女生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6年3月7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经济学院女生节联欢晚会上。

据说，“追溯女生节的来源，是由于高校女生不愿意称自己为‘妇女’，但是又不想放弃女性节日的特权。”此后“各大媒体分别就‘女生节’这一‘新生事物’做了详尽的跟踪报导，女生节逐渐在象牙塔间蔓延。随着社交网络的发达，各地大学零散的庆祝在虚拟空间遥相呼应，影响溢出校园，最终汇聚成一个青年女子的民间节日。”其中不乏全国性的轰动话题，譬如2012年清华北大女生节横幅 PK 事件。

那么这些“女性节日的特权”是什么呢？

就这些年来看，女生节基本上是男性主导的游艺活动，一些送给女生“爱心早餐”和节日小礼，还有最核心的戏码——示爱横幅和集体“喊楼”（宿舍楼之间喊话）。这些国旗一般红底黄字或红底白字的横幅，在全国各地大量复制，比如：

“某某女生，我妈／国家唯一指定媳妇儿”、“不管明天你们是谁的女人，你们都是我们永远的女生／神”、“平生纵有凌云壮志，今日甘为裙下之臣”、 “自从大一认识你，从此电脑无 AV”。是的，这些都是很多学校主干道上的横幅，校方并不干涉。

这些横幅，主要歌颂女生的性吸引力，似乎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原始群婚制，比起经常被叫停的各类主张妇女权利的三·八节活动设计——不管是讲座、海报宣传还是资料派发；这样的女生节，很少成为校方维稳的对象。一些部门已经不再与（男）人类的“自然冲动”抗衡，为了其他方面的“稳定”不被波及。

“妇女”与“女生”

女生节，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无论是象牙塔内外，民间节庆多矣，如果仅仅因为节日存在而指责它，或者因为它无关权利而指责它，是不公平的——美食节要不要被批评不关心食品安全呢？

女生节的问题是，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试图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女性中，取代妇女节的节日。

它并非三八节的“前夕”或“预热”，而是来自于一个民间以讹传讹的认知：“女生不是（已婚）妇女，不要过妇女节。”当然，之后还有“一日／夜之差”的粗鄙笑话（2017年3月，一向以性别歧视广告闻名的美团网旅行项目，再次用这个粗鄙玩笑做了一次营销：“女生节开房和妇女节开房的区别：带／戴的东西不一样”——一为安全套，一为婴儿奶嘴）。

高校女生当然属于中国法律定义的妇女群体，但是这个节日的谬误之处，并非局限于名词层面。从既往三七女生节的“庆祝形式”而言，在招生性别歧视俯拾皆是、学术性骚扰得不到有效制止的中国高等院校，它基本上是对主张劳工与妇女、经济与政治双重权利的“三八节”的背叛。

然而，我想补充的是，这种背叛之所以悄然无声，是因为妇女节公共性的消失。如今三八节的官方议程，譬如“三八红旗手”表彰之类的国家行为，对于个体女性，可以说是毫无影响。

在今天，尽管经历了种种公共讨论，仍然有很多人会觉得女生节有什么问题。这是因为，妇女节除了没有群婚制文化，大体上跟女生节没有差别，同样是去政治化的，被商家促销，单位送卫生纸和电影包场占领，没有人想得起这个节日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只是，妇女节多半是单位、机构行为，女生节是男生主导的社团行为。

女生节三宗罪

近年来，中国有很多女生商量站出来“反三七过三八”，如“新媒体女性”在去年发起了“反三七过三八”活动，让全国很多女性在被歧视地点拍照上传响应。这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回到“权利”。在权利方面，女生节不仅来路可疑，既往纪录也居心叵测。三八妇女节的深厚传统，是全方位表达妇女权利和妇女对社会的贡献，在一些#反三七过三八#的微博论述中，三八是一个女权节，而三七是一个“女利节”——它其实就是告诉女生们，因为你年轻漂亮，所以你跟“妇女们”不同，可以因此而获得超过年长同性的特权。

首先，“女生节”的滥觞，就是把女人分成两群：中老年“妇女”与年轻“女生”，也就是异性恋男人眼中的老女人和年轻女人，没有性魅力的女人和可欲的女人，潜在地，“妇女”和“女生”的特殊分界，在俚俗的语言里，还有一种对女性童贞的暗示。让两群人分开过节，意味着这两群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和诉求，中老年妇女的“妇女节”是过时、不够有品味的，这分裂了女人的阵营——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被给予某种虚幻的优先权，代价是这暗示了：与她们不同阶级、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的妇女的解放，应该被历史的巨轮抛诸于身后。

第二，它把妇女节的“权利”主题偷换成“关系”，如果说三八节在成为看电影商铺打折发卫生棉的节日时，其积累的历史和政治意涵仍然无法完全消解，女生节则在诞生之初就是一个诡异的“关爱节”，传统戏码就是“男生要对女生好一点”，各种来自男性无聊的、性别化的赞美和集体的异性恋式示好表演，掩耳盗铃地欺骗——仿佛这种廉价、流于形式的小恩小惠是女生所需全部。它限缩了女生的世界，用“缺爱”阻止了女生更真切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些非异性恋的女生表示，她们对这种集体的、几乎是强制性的异性“模拟情侣表白”觉得“很不舒服”。

第三，它让意淫和消费假关爱之名成为传统与惯例，这种意淫完全是基于性别刻板印象。女生节很少赞美女性的才智，并不把女孩们当作并驾齐驱的同侪，而只是强调“君子好逑”，以一种无趣的“直男”（男异性恋）世界观，强化了男保护、女娇柔的性别成见，不仅无法改变对女性的歧视与隔离，并且用糖衣包裹它最难下咽的部分。

回到历史现场

三八妇女节，是女人们用生命的不平之鸣奠基的一个纪念日，它的存在，提醒人们性别平等远未到来。在中国，第一次纪念这个节日，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2010年，广州妇女组织和劳工组织还联合发起了“三八百年，重回历史现场”的全年纪念活动。

怎样回到“我们的三八”？2014年的三八节前夕，来自9个城市的9名女大学生，给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寄去了一个礼品盒。其中有面包、玫瑰、教科书和《关于改善中小学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现状的建议信》。“面包与玫瑰”是来自1908年3月8日纽约妇女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和享有选举权的游行的口号。因此，虽然同样蒙尘，但女生们心中的三八节拒绝被篡改，反对被代言，更抵制女性议题被作为皮相之物消费。

2016年，“反三七过三八”在各大网络媒体平台、微信和微博自媒体获得极大的支持，也引发了反对的声音。该活动微博专题页面最终获得超过1.1亿人次浏览。

然而，到了2017年，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2017年3月7日，“女生节”依旧，只是在媒体上显得格外低调。而与此同时，随著微博“女权之声”（女权之声与新媒体女性，为中国最早的两家女权自媒体）被暂时禁言一个月。在此之前，则有官媒《中国妇女报》与《环球时报》社交帐号联手抨击“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激进女权”，而转过头自称是“理性温和女权”。

在不明朗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女权声音也比以往更为单薄。诡异的是，前一年时间里疑似有组织地以谣言污名女权团体和帐号的一些微博男性“红人”，却在今天不那么熟练地拾女权帐号的牙慧，“反对”三七女生节；这些往往是靠荤段子起家的博客，如今却号称要关心“女童性侵”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2017年，各地女权小组并未高调行动。@新媒体女性 发起了标签为“田园三八红旗手”的倡议，推出一群草根女权行动者的故事与图片。“三八红旗手”是官方妇联授予女性劳模的称号，而“中华田园女权主义”，则是在社交网络上反对者对女权主义者的蔑称。“田园三八红旗手”意在彰显民间行动者的贡献和合法性，同时抗击网络污名。其宣言称：“又是一年三八时，我们不妨给自己先定个小目标：做一名蹒跚起步的女权行动者。处江湖之远，我们可以跟庙堂之上的女界贤达遥相呼应；我们耕耘的田野，就是我们草根的祖国。”

那些美好的仗，前辈们已经打过。但是百尺竿头，不进则退，若是逆流来袭，我们决不退让。

（李思磐，新媒体女性网络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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