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老晴：一百年后，“三·八妇女节”为何重现美国街头？

这种精英女权主义，可以说是以 Facebook 首席财务官 Sheryl Sandberg 为代表。“向前一步”得名于她的同名励志书籍。文章作者们直接批评个人主义下的狭义女权主义。他们把妇女社会地位和权益的提高，与阶级、种族正义联系在一起，猛烈抨击金融精英资本对社会的盘剥：

“这些人生活境遇的提高，只能通过在政策层面支持社会生计，保证生育正义，保障劳工权益而实现。新一轮的妇女运动必须正面回应所有这些问题。这必须是为着99%的人的女权主义！”

这份宣言，把当下女权运动的召唤，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 1% 对 99% ”话语对接起来，试图使女权运动超越个人主义的画地为牢，变为一种有着阶级、种族等集体根基的力量。

走向关注劳动问题的女权

可以说，美国女权运动正在有意识的抱拥“99%”的话语来重新定位自身，以一种大众女权主义的新身份来反思曾经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大众女权的议程里，斗争的目标不再仅仅是通过个人奋斗达到经济优渥，不是利用经济特权外包家务、照料服务，以使得自己“事业家庭双丰收”，成为让其他女性羡慕的“女神”。

美国女权运动者已经意识到，如果想在改造当下社会结构方面有所建树，必须正面处理运动曾经被中产白人女性主导的局面，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姐妹联盟的内部撕裂，同时也警惕一部分女性被特权阶级收买后，失去女权应有的批判性，成为建制的守护人。

比如说，在明确批判精英个人主义女权之外，基于反对特朗普联盟的新女权运动，还关注女性无偿劳动问题，这是近些年最有洞见的社会运动理念之一。

正如罢工网站上提出的，女人一天不工作，也包括退出家务工作这种无偿劳动领域。在父权体制下，女性在家庭、私领域中从事的各种照料、生育、情感活动，往往被认为是自发于她们的所谓“天性”，因而可以视为理所应当。而这样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长期父权意识形态下的一种特别安排。这些劳动看似不能直接产生市场价值，但它们保障了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也使得家庭可以稳定繁衍下一代，并维系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这些劳动是社会运行的必须条件，但却因为不直接进入正式市场交换，被长期无视；而即便其中一部分被商品化，进入市场，也是被少数族裔、移民女性所承担，价值被严重低估。

新女权运动认为，这些劳动应该被赋予价值，得到经济和文化上的承认。并且，更进一步，这些劳动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女性”劳动；妇女个体应该有不认同这种分工的自由。

这样的女权理论，继承的是上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权的思想，也是对盛行了30年“后结构主义”性别理论的修正。

近三十年来，后结构性别理论认为男女性别角色之不同，完全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这样的理论固然有效挑战了“男女天然不同”的主张，但却似乎暗示：只要摒弃了本质论的论调，就能消弭性别之间的等级——这样的观点，无法对现实中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形成有效批判。事实上，如果性别劳动分工不被反思，针对照料、生育、情感劳动的价值理论不被正视，不但历史上作为这些劳动女性的价值会被继续低估，而且由于传统制造业衰落，而不得不进入这些低工资服务性、照料领域的男性，其劳动也会因为缺乏直观的经济价值而遭贬抑。

主张性别平等的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资源被极少数人垄断的社会，能够通过个人努力成为人生赢家、与男性精英平起平坐的女性，绝对只是凤毛麟角。在社会结构性的压迫下，女权力量必须能够在抵抗男权的同时，意识到社会存在着和男权一样有力的其他压迫形式，它们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使得妇女共有的、基于性别的特殊困境不能被清楚地辨识出来，一方面又放大了特权阶层内部的性别议程，使得精英女性的经验代言了其他阶层、种族女性各不相同的经验。

“三·八”如何重回美国？

虽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过“三·八”，甚至不知道这个节日，但讽刺的是，“三·八”却始于整整一个世纪前的美国。

彼时，第一波女权运动席卷全球，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和劳工运动风起云涌。1908年3月8日，在国际制衣女工联会的领导下，上万名妇女走上纽约街头，争取投票权，抗议血汗工厂和童工问题，呼吁提高劳工福利。1910年，来自17个国家的100名女权代表在哥本哈根开会，决定设立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以倡导妇女的平等权利，包括选举权。

此后数年，每年二月底到三月初，游行、纪念活动都会席卷欧洲，妇女争取选举权、就业权等议题，与反战、反饥饿议题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声势浩大的影响。

而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将3月8日定为官方的妇女节，这时开始，这个属于全球女权运动的纪念日，才慢慢被理解为“共产主义”节日。

正如此次罢工的两名组织者 Magall Alcazar 和 Kate Griffiths 在The Nation 撰文所说，本次大罢工的历史语境，和100年前很像。新自由主义横行下，如今的全球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工运不倡，劳工的工会会员率达到历史新低（只有10.7%）。任何罢工、示威，都并非轻而易举。能够在这一天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勇敢地站出来挑战体制的劳动妇女，将十分值得敬佩。有人说，在美国，游行罢工是一种特权。但是，Alcazar 和 Griffiths 追问道：不需要游行罢工，难道不更是一种特权吗？

从美国的“三·八”，回望中国女权

美国人重新开始纪念“三·八”，而回望“三·八”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也颇耐人寻味。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翌年，即1922年开始庆祝“三八”。国民政府也在1924年开展庆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宣布3月8日为法定节日，妇女在该日可以放假半天，而苏联直到1965年才实施了妇女放假政策。

也就是说，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开始庆祝“三·八”、并把它设定为法定假日的国家之一。而中国，至今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妇女就业率和女性识字率之一。

但在今天的中国，“三·八”节，这个劳动妇女创造、传承的百年纪念，这个本应该作为女性发声、活动、探讨性别不公问题的日子，却好像被乔装打扮成了另一幅模样，沦为了和“圣诞节”、“情人节”一样纯粹商家促销的好机会。大大小小的网站，熙熙攘攘的商场，各种“专为女性打造”的商品栉次鳞比：纤体、美白、淡斑、激光脱毛、微创整形，各种名款品牌折上折……女人在消费的“自由王国”里做着“自己的主人”，她们是心甘情愿的，“爱她就给她买哈根达斯”。

美国的女权运动走向激进，而妇女节在中国走向消费，这似乎揭示出同样一个道理：在横贯世纪的社会变迁中，激进社会运动，包括革命，所争取到的实打实的战果，被一代或者几代人分享，以使得他／她们有不必关心政治、过小日子的特权。但当世界政经格局进一步变化，前人争取的诸多权益被一点点蚕食、侵犯，当代人便不再拥有“免于罢工”的自由。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付出实际的代价，去抵抗权利空间的恶化。历史在这样的变革与阻滞、进步与蜕化中蜿蜒流淌，而那些烟波深处发生过的抗争与呐喊，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动员符号。

此时，人们格外需要在重重迷雾中，看到过去对当下，真正的意义。

（老晴：留美学生，女权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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