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抵制乐天，网络时代下民族主义的进化

2月27日，韩国乐天集团（Lotte）决定将其拥有的一块高尔夫球场地和韩国军方交换，以便军方配合美军部署萨德系统（THAAD）。随即，在萨德问题上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官媒集体发声，以新华社一篇《中国不欢迎这样的乐天》为首，将乐天集团架上“中国国家利益”的审判台，扬言抵制这家在中国持有如零售超市、免税店、食品等众多业务的韩国企业。从共青团中央到《环球时报》纷纷跟进，各级党媒、官媒、新媒体层层浪浪，甚嚣尘上。

反乐天，乃至反韩浪潮澎湃汹涌，剑走极端。不过从当前局势出发，北京煽风点火把路走绝，似乎也有获利可言。

首先是北京在东北亚诡谲局势中面临的困局。朝鲜核问题一步步走到今天，并不意外。中国似乎在朝鲜半岛陷入“两面作战”：在朝鲜，金正恩政权和中国交恶，朝鲜报刊不点名批评中国，导弹试射不断，北京曾经试图庇护的金正男，也毙命海外；在韩国，总统朴槿惠不到两年前还亲临天安门城楼，观摩中国阅兵，今天两国却因为萨德问题而反目。

北京的外交算盘，瞄准韩国内政

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其庞大的国家机器在朝鲜面前可以算是相当透明。军事调动、战略筹备，朝鲜虽不能说完全掌握，也必定能摸个大概。而朝鲜这些年的政治清洗与极权建构，让中国掌握朝鲜的动向变得极其困难。更关键是：在中国高层中不乏同情朝鲜者，或至少为了韩战等意识形态资源，而不可能轻言割席。反过来，朝鲜高层还有多少人会听北京的话？是否还有人敢听北京的话？答案不难想到。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与其说是无法下定决心遏制朝鲜，不如说是根本缺乏遏制朝鲜的能力。朝鲜的核武器已经将北京纳入射程范围之内，金正恩到底打着什么算盘？北京恐怕比首尔更紧张，也更无力。如北京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所言，中国面对朝鲜，可出的牌已经十分有限：最终选项只剩下两个，要么是对华友好的拥核朝鲜，要么是与华敌对的拥核朝鲜。

中国事实上能希冀的，只有韩国不升级局势，然而从2016年至今，围绕“萨德”的部署，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让韩国部署萨德更加坚定，这一希望也转为不可能。

在这种局面下，韩国的内政麻烦，成为中国部署力量的最重要突破口。朴槿惠遭遇弹劾即将下台，而根据民调，对朝鲜更友好的在野党民主党，很可能在之后的大选中胜出执政。另一方面，韩国民众长期以来并没有对中国的强烈敌意。中国有反日、反韩、反美浪潮，韩国有反日、反美浪潮，而“反中”则不在其主流选项中。中国对韩国企业开刀，也正是看准了韩国民意较不反中的缺口，之后韩国政局可能调转风向，大概也在北京的考量之中。

这种抵制─扭转戏码之前早有先例。中国网民们上一次抵制的，是菲律宾芒果干，以抗议南海仲裁。然而菲国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之后，中菲之间又迅速进入蜜月期，甚至借此机会，中国将东盟集体在南海问题上对抗的势态也予以弱化和拆解。针对韩国，这次是否又会是同样的戏码，耐心等待其内政上的转换？

而这些外交上的考量，基于中国政府更自信的内部基础：极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可以娴熟控制的政治力量。

08年抵制家乐福翻版？

有人会认为，抵制乐天，只是绵延多年的中国民族主义狂热的又一波浪潮。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后果可能会很可怕：2008年中国人不是抵制家乐福吗？2012年不是开展反日游行、打砸日本车吗？

可抵制乐天，也许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先看前两次事件。

第一件，2008年，在北京即将举行奥运前夕，拉萨发生抗议和暴乱、法国总统萨尔科齐会见达赖喇嘛、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遭遇抢夺等等事件，引发中国民族主义对抗西方媒体“假新闻”（如CNN的报导）。在中国多个大城市，游行人士聚集到家乐福超市门口抗议，焚烧法国国旗。

第二件，2012年，日本民主党政府为避免右翼购买钓鱼岛，准备将其国有化，引发中国数十个城市反日游行，民众上街抗议，呼喊口号，在很多地方打、砸日系轿车，攻击店舖，乃至打伤路人。

在这两宗事件中，中国中产阶级都绝非上街主力，而且可能深受其害。民族主义看似是政府煽动下，由底层延烧上社会的野火。尤其是2012年的反日游行，不少中产民众，不敢开车上街，日系轿车以其物美价廉而成为新兴中产的代步工具，而“暴民打砸”，则以“反日”的旗号展示出了“屌丝翻身做主人”的阶级暴力。这些游行抗议传递出鲜明的符号：反社会秩序。

2012年反日游行时，民间流行这样一种揣测：反日游行造成的混乱，是掌管政法系统的周永康等人的阴谋，旨在扩大自身权威，或是在权力斗争中营造筹码，给政治对手“添乱”。

且不论这一猜测是否合理。我们至少看见一种可能性：民族主义的火焰稍有不慎，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难以收放的幽灵，反噬中国的中产阶级，甚至吞噬政府。

官办激进民族主义成型

而到了抵制乐天，或早前抵制韩国明星时。民族主义情绪的调用方式和展示手法，已经迥然不同。

经过数年整顿，共青团系统已经由新技术官僚的上升阶梯，变成了面向青年人的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我在之前文章中已经说过，由共青团这样的新媒体平台，组成了文宣系统中新的板块：体制内激进派。

相比从前的乌有之乡、四月网等民间、半民间团体，今天的激进民族主义声音，直接由党、政府旗下的机构来宣扬。从前的民间激进民族主义力量，要么直接被收编吸纳，要么被党管新媒体的声浪直接盖过。在微信上，共青团中央、学习小组等等平台，甚至是《人民日报》的公众号，都分分钟可以达到10万+的浏览量。

“官办激进民族主义”的诞生，达到了两个效果。其一，原先调动民族主义的宣传机器更加听话，我们很难再将共青团这样的媒体造势视为“煽动民族主义攫取政治资本”的手法，其一收一放，都在统一的掌握之中，它可以扮演舆论先锋，最激进的角色，但该停下来扭转舆论的时候，也会一刹那刹车。

其二，借助新媒体平台的激进民族主义宣传得到官方背书，不再需要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原先在论坛、微博上聚集半地下组织的抗议和抵制行动，也由民间、半民间变为“官办”。

抵制乐天，新舆论模式试水

这意味着，在消费热潮更旺盛，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今天，激进民族主义由原先的小圈子、可控性低的激烈群众运动，变为更加个人化的抵制行为——如《环球时报》在其社评“打击乐天惩罚韩国”中所说：“没有必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抵制韩国货运动”。身为中国公民，你只需要以个人身份，避开韩国品牌，不去旅游，不搞代购，换个“替代品”就可以了。

激进民族主义不仅不再对中产构成威胁，反过来变成最适合中产使用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从前的抵制活动，是人们聚集到敌人面前，宣扬声势，彼此串联，齐喊口号。今天官媒眼中的理想抵制，是人们在家里上微博、微信发帖、转载，清空自己的淘宝购物车，取消携程上预订的济州岛来回机票、把“欧巴”换成国产“爱豆”。

于是，正如中国政府可以“将互联网的果冻钉在墙上”，用防火墙、网络评论和引导控制住中文互联网，民族主义的野火，也可以在新技术时代转化为打火机里的燃料与燧石。党管新媒体代理激进民族主义的结果便是：激进民族主义不再代表某种和体制的沉闷惯性相抗衡的东西，它变得像是中南海的理性官僚们放出的回旋镖，脱手而出，声势振振，从容完成目标，最后稳稳抓回自己手上。

只不过，这把回旋镖，并不直接击倒外交上的对手。在眼下，半岛的政局让北京决心拿乐天开刀，局势判断已经做出，天朝正押下手中能用的筹码，加入一场赌局。而按照目前开出的戏码，天平似乎暂时倒向了北京一边。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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