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周沐君：被逼迁的北京“工友之家”，时代孤岛的希望与困局

编按：公益组织“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简称工友之家），从2002年开始关注打工者权益和福利。2005年起，工友之家进驻朝阳区市郊的皮村，开办打工博物馆、打工剧场，并因2012年起每年举办的“打工春晚”而获得官方和民间的一致好评。

2016年底，皮村村委会经房东通知工友之家解除租约，引发“逼迁”风波。不少媒体和学者都介入关注，然而村委会坐地起价，赶走工友之家之势似乎无法阻挡。工友之家被切断水电，甚至近日砸掉取暖锅炉，2017年的“打工春晚”面临无以为继的局面。

本文原题《一点不太有帮助的话》，发布在作者的豆瓣日志。由作者授权，由《端传媒》编辑转载。

12月20日傍晚，研究中国工人的吕途老师在微信上联系我，说到工友之家在皮村被逼迁的事情。她当时跟我说：“沐君，你也来写篇文章支持我们吧，毕竟你懂很多理论。”我匆匆浏览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合同还在租期之内却要被赶走；村里为了收回土地，突然开始漫天要价；说是“联合执法”，整改了却没有人来验收；要罚款却连基本的名目和程序都不清楚。我想，碰到流氓耍无赖了，说理论有什么用呢？

一

事情出来之后，我的几个小伙伴私下里讨论过几句。有人说，也许最开始的时候老老实实把三万块钱的名目都不清楚的罚款给交了，就没这么大事了。我说，那对方的胃口越来越大要怎么办？

但我们大体上还能保持一点乐观。毕竟没过两天就有影响力不错的媒体介入，报导了整件事情的经过。要钱的人都有名有姓的。好像帖子也没被删。有朋友说，也许我们也用不着那么上纲上线，非要联系到一线城市最近一段时间排挤“低端”人口的行径、草根社会组织受到的迫害、农村征地纠纷，或者打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境；也许——这件事就是地痞流氓缺钱了吧！

我们期盼着事情能往好的方向扭转。结果，12月29日晚上，无意中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一张工友之家被砸了锅炉的照片：“皮村告急！我们需要棉被！”当时我恰好在某个大城市最高端的一个商业区里，听旁边的人讨论现在各种“低调”的宾馆玩出了什么新花样。他们说话也带着半开玩笑的语气，而我只能默默嘀咕一句：京城啊，稍微看起来有点王法好不好。

二

我从2012年到现在，陆陆续续走访过不少劳工机构。皮村的工友之家是我接触的第一家。大概也是最不好归类的一家。他们跟那些帮助打工者维权的组织不太一样，很少主动介入纠纷和冲突中；更不要提之前南方那些会参与罢工等集体行动的劳工组织——工友之家在南方的一些活动家眼里，简直不够有社会运动的意识。但他们的组织者好像又有蛮多“长远”的想法，老在说要主动进入历史的叙述、重塑新工人阶级的文化。在当今中国实现这些目标，显然没什么明晰的路线图。孙恒、许多、王德志还有其他工友之家的参与者们，就这么来来回回的摸索。打工子弟没学上，办个学校；生活费吃紧，搞合作社、二手商店；还有博物馆、艺术团、工人大学，后来干脆在平谷开设分机构种桃子了。

出于一个社会调查者特有的“理客中”心态，我从没在公开场合给这个机构唱过什么赞歌。我不太确定“新工人阶级的文化”该是什么样，甚至还写书评表达过自己对于吕途著作的不满。记得在南方的时候，跟一个同样是做劳工服务的活动家聊“工人文化”的事，他有点不屑一顾地说：“你去看看现在电视里的广告，成功人士开着奔驰（Mercedes-Benz）回到豪宅一样的家，迎接他的是漂亮的女主人和可爱的孩子。现在没有人想当‘工人’。所有‘工人’都想成为广告里的那种人。唱‘劳动最光荣’有什么用呢？劳动现在就是最不光荣的。”

我也不清楚这样的组织对于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社会进步能起到什么作用。

2015年年末还在伯克利的时候，跟几个朋友说起现在劳工组织的困境。其中有一位，当即就拿出一篇论文，很严肃地说某某学者的什么模型证明限制劳工组织的力量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不平衡，最后还会搞出金融危机。还有一位说，光走群众路线，做一点零星的抗争是没用的，最重要的是立法。当时我也只好哭笑不得地告诉他们：我曾经观察接触过的这些组织根本没能力在宏观层面影响劳资的力量对比；至于立法，大概能改动的就是工伤理赔程序稍微简化一点，原本六十天的期限宽到半年之类。再往前，13年年末还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来系里找工作的人做的演讲——中国的劳工集体行动、资本积累、后社会主义。演讲结束之后，系里有老师问他，模型当中为什么没有公民社会。他稍微犹豫了一下，说这种东西在中国基本是不存在的，就算有一点，对于他要研究的问题也没有什么解释力。我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一时却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反驳。

但访谈做得久了，人见得多了，就发现自己老是被拉回工友之家这个点，尤其是工人大学。在广州认识了一个专为女工服务的NGO的领袖L，曾经是工大的学员。她受过工伤，一只手的功能基本都没有了，在医院养伤阶段老板翻脸不认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甚至动过轻生的念头。后来受到劳工活动家的帮助才又重新振作起来，在公益领域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新目标。在草根组织里工作，工资可能还没去黑工厂打工来得高。但是当我听到她有一点点得意地跟我说自己的经历，“当时就觉得被点亮了”、“可能我就是挺适合做这些事的”，也忍不住打从心底为她高兴起来。

后来又在北京碰到了带着一群外来工妈妈做幼儿园的M。她虽然没在工大接受过培训，但蛮早就跟孙恒他们一起做过事，甚至带着当时还不太大的女儿参与过盖学校。她的生活已经不差，只是看到农村跑来的打工妹碰到困难就心里不舒服。她跟我讲起在工友之家跟“知识分子”一起读书学习的经历，说对她最有启发的是“剪刀差”理论，“好像一下就明白我们这群从农村里出来的人是怎么回事了”。这让一向对社会理论的“有用性”感到很悲观的我听了也很感动。

渐渐地，每年放假回国去一趟工友之家成了我的习惯。在那里好像还能听到我在其他地方采访过的活动家们的近况——某某也来工大了，某某毕业之后去我曾经走访过的一个机构工作了。对那些在各种层面上曾经或者正在和工友之家发生联系的人来说，这个组织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真实的改变，或者推动他们做出了之前预料不到的选择。对于我来说，观察到的则是最真实的活动家网络和团结。

世有不公之法。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很难在意识到有问题的同时就发起一场运动改变现状，因为想要推动平等、自由、人道主义和社会进步的人往往没力量。（先不说这世界上有多少人会习惯性地说“不是问题”。）可是在不够有力量的时候，一个真实的个体该去怎样选择？什么是更好的、更有价值的生活？

其实，就算皮村所在的金盏乡政府没有弄这么一出（暂时仍然假设这纯粹是基层政府耍流氓吧），工友之家未来的发展，恐怕也不会一帆风顺。现在好像都比较喜欢强调做公益要覆盖面广、有效率。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政府扶持的社工机构和那些遵从商业逻辑板式的慈善机构显得更靠谱。皮村这种喜欢强调思想和文艺，喜欢动员社区力量号召大家自己来解决自己问题的组织，显得越发另类。我当然不是说中国政府不该出钱支持社会工作，不是说搞个劳工的组织就必须以苦大仇深为底色。可是，归根结底，究竟应该由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某个特定的人群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服务？更何况，我们怎么能保证一个群体不会今天还是为政者选定的服务对象，明天就成了需要被驱逐的“低端”人群？

三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职能庞杂到几乎无所不包、社会力量却又发育不良的环境里，想做个有独立性的机构不容易。

工友之家一直小心翼翼地协调着各种关系，总算得到了一些来自于学界、媒体，甚至是政府的支持。“第一夫人”都去看过他们的演出，《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都表扬过他们的先进事迹。这些“关系”太过炫目，以至于我一度怀疑工友之家作为一个劳工社区组织的“可复制性”。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像一座孤岛一样，在里面的时候觉得好有希望，而向外看则是绝望的海洋。可即使积攒了这么多“高端”的关系，到头来却连一个行为恶劣、漫天要价的乡政府都搞不定。多年来的苦心经营，撞上个“驱逐低端人口”的政策就烟消云散。那为数更多的、根本就没有这么多资源、也没有这种和公众打交道能力的草根组织，该指望什么生存呢？我们这些人作为看客，在今后面对更多的不考虑人的实际生活困难的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能感叹一句“经济结构调整大势所趋没办法”，然后就听之任之？

2014年到现在，好像是个不断告别的过程。听到的消息基本上都是：某某组织从此消失了，或者某某不再做这些了。我总喜欢跟那些“大惊小怪”的人说，稍微看得长远一些，都不用很长远，近二十年吧，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这些组织分分合合、生生死死。我曾经听了无数这样的故事。

我这一次也仍然愿意保持“乐观”的心态。也许这件事情最后还能妥善解决，工友之家可以继续留在还有不少产业工人的皮村。就算真到了没法收拾的地步，也能找到其他合适的地方，继续组织工友、服务工友、教育工友。就算，我是说就算，工友之家会因为北京彻底摆脱“低端”人口而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组织版图上消失，我也相信，在将来的某一天，类似的机构也总会找到合适的土壤而生长起来的。因为总会有人不满足于现状。总会有人对自己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感到困惑。总会有人为了一些有超越性的目标而放弃追求个人生活的舒适体面。这些人少、怪，生活在孤岛上。但也许是希望吧。

（周沐君，目前在中山大学做研究员。致力于记录和分析中国大陆9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的历史、政治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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