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锐绍：放宽泛民申请回乡证，放饵还是醒悟？

正当北京通过全国人大释法，趁着“宣誓风波”收紧香港的政治空间之际，忽然透过“帮港出声”放风，指“反对派”可以申请回乡证。从好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泛民争取多时的政策。北京如能放宽这种无理的限制，将有助缓和眼前的紧张气氛，我一直乐观其成。

不过，北京在此时放出这个消息，而且是透过紧跟中央的团体放风，官方却回避了直面公众，难免令人感到官方的行动背后是否另有盘算，怀疑放宽申请回乡证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而不是政策性的改变。这到底是鱼饵？还是代表官方是真正的醒悟？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想法都是狭隘的阴谋论，只懂从反面或负面的角度看问题，不理解“中央的宽松政策”。不过，如果大家多点了解过去的一些事情，就明白上述看法不是无中生有的。今天这种互不信任的状况，日后能否改变？还要看双方的互动，更重要的是看官方是否真的宽松、宽松的行动能否持续，因为官方拥有公权力和主动权。

众所周知，北京与泛民关系破裂，主要源于“六四”的血腥镇压。其后，不少有心人尝试为双方修补关系。据我不少香港和内地的圈中人表示，这些有心人多数不是官员，因为他们身在官场，不敢倒捏龙麟，只会明哲保身，附和北京。

北京对泛民戒心重重

可是，经过多年努力，多次尝试公开和私下接触，北京对泛民仍然戒心重重，多次在临门一脚变脸。也许以下的例子可供参考，但由于不想引起部分当事人不便，故未能详述过程，只能点到即止。这些例子可让大家了解，在斗争思维主导之下，沟通工作极其困难。

• 1994年，距离回归只有三年。一些香港和内地的有心人感到，必须尽力创造良好气氛，否则将为回归增添困难。几经努力，北京人士 A
  君与泛民阵营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B 君和 C
  君多次接触，双方愿意走近一步（这不是幕后交易，而是不失立场的互动）。可惜，中央某领导人出于惯性的斗争思维，认为回归之前要控制大局，下令“找寻目标，予以打击”，借此镇慑其他人。指示一下，主事官员只有胡乱找寻目标，但他们又不知前线人员的工作进展，结果
  B 君和 C 君成了打击对象，A 君不仅努力付诸东流，还被禁止来港一段时期，协助牵线的人也在1995年9月被没收回乡证。

• 民主党罗致光过去经常与内地交流，一次，他应邀到上海交流，但不得入境。事件公开后，香港中联办一位副主任亲自跟进，其后表示只是某些环节的问题，可以解决。但另一个部门却认为罗致光“有问题”，不能放行。在不同的部门政策打架之下，罗致光多年不得返回来地，那位副主任也无可奈何。这说明谁的权力大，谁就说了算。其他不是主管香港事务的高官，不会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更不会理会他们的做法已破坏“一国两制”，只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 长期以来，支联会和民主党的领导层有多人身份重叠，所以北京把它们视为两大焦点，而内部有一条界线，凡是这两个组织的领导层，均不能返回内地。其后，有心人建议，如果有关人士任期结束，不再是这两个组织的领导层，应该让他们返回内地，创造宽松气氛。其中一个具体的建议是，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在内地有亲戚，他任满之后可以让他回内地探亲。上级初时同意了这个建议，但久久未能成事。原因是：不知道为什么。

• 回归以后，有心人多次建议逐步让没有回乡证的民主派取回证件，但除了刘千石等少数人士外，大部分被禁足内地的民主派都不能取回证件。有心人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锲而不舍地建议：如果不能全面放开，也可以逐步放开，至少不断创造机会，让泛民用一次性的证件回内地看看。当时，首先操作的是泛民立法会议员。但这类建议引起内部争论，反对声音不少。结果，由2005年起至今，只有五次成功，平均两年多才一次，而且每次都是有政治需要才放行（例如2005年珠江三角洲三日两夜的行程，主要是为争取民主派通过2007年的政改议案），当中还有不少阻滞（例如“长毛”梁国雄在2009年获准参加汶川大地震灾区之行，但出发前忽然被阻止上机，皆因北京某领导不高兴）。

• 2010年，民主党基于长远考虑，愿意通过2012年的政改方案。有心人随即建议，在适当时候再安排泛民（不单民主党）到内地去，让双方进一步拉近距离；即使民主党没有把取回回乡证作为条件，也应该选择时机主动发还。岂料，由于民主党的支持度上升，北京某高官认为“民主党是通过政改后的大赢家”，“不能让它强大下去”，竟然建议“要打压民主党的升势”。这明显是过桥抽板、政治变脸，结果民主党两面受敌，更不用说继续沟通和发还回乡证了。

• 2014年“雨伞运动”后，有心人建议应该多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建议先行开展跟温和民主派的青年对话，但建议同样石沉大海。2015年，北京发觉“香港青年的躁动情绪愈来愈严重”，请人做调查报告，但大部分宽松的建议都不见落实。这时候，一些前线人员开始尝试“接触躁动的青年”，但碍于上级还未同意，故要求对方不要公开；对方当然不愿意，他们认为私下接触可能是一个陷阱。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未能磨合，加上梁振英破坏了社会气氛，敌我分明，更难与广泛的青年人对话了。这说明北京的政策强硬，其他人就可以借势骑劫，形成中国政治的“竞‘左’怪圈”。

这类例子多不胜数，可见官方不主动宽松、不真正宽松，实难打开沟通的大门，反而令双方猜疑更深，导致今天的局面。官方经常感到很委屈，频说民主派也有责任，不肯让步，动辄把事件张扬，甚至跑到外国去勾结外国势力。我经常说，这是政治常态，建制派也跟外国交往，只是官方认为性质不同而已（建制派是“了解敌情”；民主派和青年人则是“里通外国”）。其实，如果官方能够抓到香港青年人的心、增强凝聚力，根本毋须担心他们跟外国接触。

“政权保卫意识”盖过理性策略研究

事实上，官方的“政权保卫意识”已盖过理性的策略研究。如今，北京已不理会有什么盲点了，总之稳定压倒一切，压了再说，才会出现藉“宣誓风波”释法施压，跟着穷追猛打，意图一了百了，殊不知却引起更大的问题。

北京朋友还说，高层总认为“压了再说”的做法“不是问题”，也“不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共产党也可以顶得住”。就是这种心态，导致“不管你，不管理”的思维。所谓“不管你”，是指不再理会你们香港人的主流民意；所谓“不管理”，是指“中央说了那么多道理，香港人总是不明白，所以也不求你们明白中央的道理，让港府和建制派按中央指示干吧。”这说明今天的北京高层对邓小平所说的“一国两制”内涵已失去耐性，只按今天的政治需要行事。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现代义和团”就此而生。

了解上述事例后，再看现在北京让民主派申请回乡证的问题，就可以理解为何泛民的反应如此冷淡了。他们不感到北京是真正的放松，而是出于分化策略，充满政治意图，机心十分明显。无论北京是否真的这样想（容或外界误解了北京的善意），但外界的感觉确是这样，北京鉴往知今，也应该理解泛民的态度和疑虑。互信不是一日建成的，更何况双方远远未到融冰的阶段；只能慢慢来，从改变根本政策做起。

北京调整部署须注意三点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北京也在调整部署。过去它比较简单化、粗线条，把香港的政治版图一刀切，一边是建制，一边是泛民。据了解，不少有心人早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已向北京建议，即使是一刀切，也应该一边是建制加温和泛民，一边是激进泛民。他们说，这才是团结大多数的“新切法”。可惜，北京听不入耳，一听到“泛民”二字就提高警惕，敲响战鼓，温和泛民也是敌人。

到了今天，情况与北京的期望相去越远，民意没有因为北京的高压而屈从，泛民不单没有被打下去，而且温和泛民也跟你对立起来，激进泛民更不断扩大。内地朋友告诉我，以前“长毛”在官方眼中是“激进”的，但现在已是“温和得很”。所以，北京又想起“新切法”的建议，让民主派申请回乡证，只可惜已晚了十三年。

虽然晚了，但我仍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一次，北京透过“帮港出声”放出让泛民申请回乡证的消息，效果将是利害参半，但北京必须注意三点：

一、泛民认为这是“一手硬，一手软”的统战伎俩（例如“帮港出声”仍用“反对派”称呼泛民，反映北京仍是有界线的），泛民不会轻易接受。所以，北京对此应该理解，暂时不宜操之过急。

二、社会气氛暂时不会因为放宽申请回乡证而缓和下来，主流民意不会因此而感到官方宽大为怀，因为泛民取得回乡证跟普罗大众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北京应该从更多的宽松措施着手，例如停止对立法会的泛民议员穷追猛打。岂料，就在此时，港府忽然再提司法覆核，指刘小丽、罗冠聪、姚松炎、梁国雄四人宣誓无效。此举一出，马上抵消放宽申请回乡证的作用。如果此议是北京下令的，那就是软硬兼施的斗争手法，没有诚意解决问题；如果此议是梁振英决定的，那就有骑劫北京之嫌。他声称在放宽回乡证问题上“一直大力推动事件”，更难令人相信。

三、北京也许忽略了一事，这次高规格以至破格接见“帮港出声”，表面上广结善缘，但另一面却引致建制派内争风吃醋。这不是新闻，建制派内的矛盾，路人皆见，所以才出现“早爱国不如迟爱国，迟爱国不如不爱国”的情绪，因为北京的统战政策历来都是“以利害关系、利益分配和驾驭为主轴的”。今天，建制派都知道主流必须“爱国”，于是又出现了“忽然爱国”和“口头爱国”的现象，实质就是利益凝聚。这与昔日讲求理念凝聚的建制派完全两样，内部恩怨自然产生。北京对此政策是否应该反省？

我经常想，中国的政治怪圈一下子难以避免，只有让官民双方共同承受，早日提炼出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从磨擦而结合就行了。但中国的事情总是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的。今天北京虽然愿意调整策略，但形势又改变了。尤其是近期的连串事件──全国人大利用“宣誓风波”，择肥而噬，乘机压缩“两制”空间。港府只讲一面，不及其余，利用“民族大义”和全国人大释法的权力，希望掌控一切。就现实而言，官方确实可以控制大局，但却难以控制人心。

加上以前北京就香港政制的发展层层施压，例如“香港白皮书”、全国人大的“8．31决定”，在在说明，今天北京与香港之间矛盾的实质，就是封建王朝管治意识和模式，与包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在内的现化文明的矛盾。未来的风浪看来难以避免了，只能尽力减轻伤害吧。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文汇报》驻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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