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劉銳紹：放寬泛民申請回鄉證，放餌還是醒悟？

正當北京通過全國人大釋法，趁着「宣誓風波」收緊香港的政治空間之際，忽然透過「幫港出聲」放風，指「反對派」可以申請回鄉證。從好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好消息，也是泛民爭取多時的政策。北京如能放寬這種無理的限制，將有助緩和眼前的緊張氣氛，我一直樂觀其成。

不過，北京在此時放出這個消息，而且是透過緊跟中央的團體放風，官方卻迴避了直面公眾，難免令人感到官方的行動背後是否另有盤算，懷疑放寬申請回鄉證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調整，而不是政策性的改變。這到底是魚餌？還是代表官方是真正的醒悟？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想法都是狹隘的陰謀論，只懂從反面或負面的角度看問題，不理解「中央的寬鬆政策」。不過，如果大家多點了解過去的一些事情，就明白上述看法不是無中生有的。今天這種互不信任的狀況，日後能否改變？還要看雙方的互動，更重要的是看官方是否真的寬鬆、寬鬆的行動能否持續，因為官方擁有公權力和主動權。

眾所周知，北京與泛民關係破裂，主要源於「六四」的血腥鎮壓。其後，不少有心人嘗試為雙方修補關係。據我不少香港和內地的圈中人表示，這些有心人多數不是官員，因為他們身在官場，不敢倒捏龍麟，只會明哲保身，附和北京。

北京對泛民戒心重重

可是，經過多年努力，多次嘗試公開和私下接觸，北京對泛民仍然戒心重重，多次在臨門一腳變臉。也許以下的例子可供參考，但由於不想引起部分當事人不便，故未能詳述過程，只能點到即止。這些例子可讓大家了解，在鬥爭思維主導之下，溝通工作極其困難。

• 1994年，距離回歸只有三年。一些香港和內地的有心人感到，必須盡力創造良好氣氛，否則將為回歸增添困難。幾經努力，北京人士 A
  君與泛民陣營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B 君和 C
  君多次接觸，雙方願意走近一步（這不是幕後交易，而是不失立場的互動）。可惜，中央某領導人出於慣性的鬥爭思維，認為回歸之前要控制大局，下令「找尋目標，予以打擊」，藉此鎮懾其他人。指示一下，主事官員只有胡亂找尋目標，但他們又不知前線人員的工作進展，結果
  B 君和 C 君成了打擊對象，A 君不僅努力付諸東流，還被禁止來港一段時期，協助牽線的人也在1995年9月被沒收回鄉證。

• 民主黨羅致光過去經常與內地交流，一次，他應邀到上海交流，但不得入境。事件公開後，香港中聯辦一位副主任親自跟進，其後表示只是某些環節的問題，可以解決。但另一個部門卻認為羅致光「有問題」，不能放行。在不同的部門政策打架之下，羅致光多年不得返回來地，那位副主任也無可奈何。這說明誰的權力大，誰就說了算。其他不是主管香港事務的高官，不會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更不會理會他們的做法已破壞「一國兩制」，只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 長期以來，支聯會和民主黨的領導層有多人身份重疊，所以北京把它們視為兩大焦點，而內部有一條界線，凡是這兩個組織的領導層，均不能返回內地。其後，有心人建議，如果有關人士任期結束，不再是這兩個組織的領導層，應該讓他們返回內地，創造寬鬆氣氛。其中一個具體的建議是，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在內地有親戚，他任滿之後可以讓他回內地探親。上級初時同意了這個建議，但久久未能成事。原因是：不知道為什麼。

• 回歸以後，有心人多次建議逐步讓沒有回鄉證的民主派取回證件，但除了劉千石等少數人士外，大部分被禁足內地的民主派都不能取回證件。有心人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鍥而不捨地建議：如果不能全面放開，也可以逐步放開，至少不斷創造機會，讓泛民用一次性的證件回內地看看。當時，首先操作的是泛民立法會議員。但這類建議引起內部爭論，反對聲音不少。結果，由2005年起至今，只有五次成功，平均兩年多才一次，而且每次都是有政治需要才放行（例如2005年珠江三角洲三日兩夜的行程，主要是為爭取民主派通過2007年的政改議案），當中還有不少阻滯（例如「長毛」梁國雄在2009年獲准參加汶川大地震災區之行，但出發前忽然被阻止上機，皆因北京某領導不高興）。

• 2010年，民主黨基於長遠考慮，願意通過2012年的政改方案。有心人隨即建議，在適當時候再安排泛民（不單民主黨）到內地去，讓雙方進一步拉近距離；即使民主黨沒有把取回回鄉證作為條件，也應該選擇時機主動發還。豈料，由於民主黨的支持度上升，北京某高官認為「民主黨是通過政改後的大贏家」，「不能讓它強大下去」，竟然建議「要打壓民主黨的升勢」。這明顯是過橋抽板、政治變臉，結果民主黨兩面受敵，更不用說繼續溝通和發還回鄉證了。

• 2014年「雨傘運動」後，有心人建議應該多了解年輕人的想法，建議先行開展跟溫和民主派的青年對話，但建議同樣石沉大海。2015年，北京發覺「香港青年的躁動情緒愈來愈嚴重」，請人做調查報告，但大部分寬鬆的建議都不見落實。這時候，一些前線人員開始嘗試「接觸躁動的青年」，但礙於上級還未同意，故要求對方不要公開；對方當然不願意，他們認為私下接觸可能是一個陷阱。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未能磨合，加上梁振英破壞了社會氣氛，敵我分明，更難與廣泛的青年人對話了。這說明北京的政策強硬，其他人就可以借勢騎劫，形成中國政治的「競『左』怪圈」。

這類例子多不勝數，可見官方不主動寬鬆、不真正寬鬆，實難打開溝通的大門，反而令雙方猜疑更深，導致今天的局面。官方經常感到很委屈，頻說民主派也有責任，不肯讓步，動輒把事件張揚，甚至跑到外國去勾結外國勢力。我經常說，這是政治常態，建制派也跟外國交往，只是官方認為性質不同而已（建制派是「了解敵情」；民主派和青年人則是「裏通外國」）。其實，如果官方能夠抓到香港青年人的心、增強凝聚力，根本毋須擔心他們跟外國接觸。

「政權保衛意識」蓋過理性策略研究

事實上，官方的「政權保衛意識」已蓋過理性的策略研究。如今，北京已不理會有什麼盲點了，總之穩定壓倒一切，壓了再說，才會出現藉「宣誓風波」釋法施壓，跟着窮追猛打，意圖一了百了，殊不知卻引起更大的問題。

北京朋友還說，高層總認為「壓了再說」的做法「不是問題」，也「不會有問題」，「有什麼問題共產黨也可以頂得住」。就是這種心態，導致「不管你，不管理」的思維。所謂「不管你」，是指不再理會你們香港人的主流民意；所謂「不管理」，是指「中央說了那麼多道理，香港人總是不明白，所以也不求你們明白中央的道理，讓港府和建制派按中央指示幹吧。」這說明今天的北京高層對鄧小平所說的「一國兩制」內涵已失去耐性，只按今天的政治需要行事。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現代義和團」就此而生。

了解上述事例後，再看現在北京讓民主派申請回鄉證的問題，就可以理解為何泛民的反應如此冷淡了。他們不感到北京是真正的放鬆，而是出於分化策略，充滿政治意圖，機心十分明顯。無論北京是否真的這樣想（容或外界誤解了北京的善意），但外界的感覺確是這樣，北京鑒往知今，也應該理解泛民的態度和疑慮。互信不是一日建成的，更何況雙方遠遠未到融冰的階段；只能慢慢來，從改變根本政策做起。

北京調整部署須注意三點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北京也在調整部署。過去它比較簡單化、粗線條，把香港的政治版圖一刀切，一邊是建制，一邊是泛民。據了解，不少有心人早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已向北京建議，即使是一刀切，也應該一邊是建制加溫和泛民，一邊是激進泛民。他們說，這才是團結大多數的「新切法」。可惜，北京聽不入耳，一聽到「泛民」二字就提高警惕，敲響戰鼓，溫和泛民也是敵人。

到了今天，情況與北京的期望相去越遠，民意沒有因為北京的高壓而屈從，泛民不單沒有被打下去，而且溫和泛民也跟你對立起來，激進泛民更不斷擴大。內地朋友告訴我，以前「長毛」在官方眼中是「激進」的，但現在已是「溫和得很」。所以，北京又想起「新切法」的建議，讓民主派申請回鄉證，只可惜已晚了十三年。

雖然晚了，但我仍從積極的角度看。這一次，北京透過「幫港出聲」放出讓泛民申請回鄉證的消息，效果將是利害參半，但北京必須注意三點：

一、泛民認為這是「一手硬，一手軟」的統戰伎倆（例如「幫港出聲」仍用「反對派」稱呼泛民，反映北京仍是有界線的），泛民不會輕易接受。所以，北京對此應該理解，暫時不宜操之過急。

二、社會氣氛暫時不會因為放寬申請回鄉證而緩和下來，主流民意不會因此而感到官方寬大為懷，因為泛民取得回鄉證跟普羅大眾沒有太大關係。所以，北京應該從更多的寬鬆措施着手，例如停止對立法會的泛民議員窮追猛打。豈料，就在此時，港府忽然再提司法覆核，指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梁國雄四人宣誓無效。此舉一出，馬上抵消放寬申請回鄉證的作用。如果此議是北京下令的，那就是軟硬兼施的鬥爭手法，沒有誠意解決問題；如果此議是梁振英決定的，那就有騎劫北京之嫌。他聲稱在放寬回鄉證問題上「一直大力推動事件」，更難令人相信。

三、北京也許忽略了一事，這次高規格以至破格接見「幫港出聲」，表面上廣結善緣，但另一面卻引致建制派內爭風吃醋。這不是新聞，建制派內的矛盾，路人皆見，所以才出現「早愛國不如遲愛國，遲愛國不如不愛國」的情緒，因為北京的統戰政策歷來都是「以利害關係、利益分配和駕馭為主軸的」。今天，建制派都知道主流必須「愛國」，於是又出現了「忽然愛國」和「口頭愛國」的現象，實質就是利益凝聚。這與昔日講求理念凝聚的建制派完全兩樣，內部恩怨自然產生。北京對此政策是否應該反省？

我經常想，中國的政治怪圈一下子難以避免，只有讓官民雙方共同承受，早日提煉出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從磨擦而結合就行了。但中國的事情總是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的。今天北京雖然願意調整策略，但形勢又改變了。尤其是近期的連串事件──全國人大利用「宣誓風波」，擇肥而噬，乘機壓縮「兩制」空間。港府只講一面，不及其餘，利用「民族大義」和全國人大釋法的權力，希望掌控一切。就現實而言，官方確實可以控制大局，但卻難以控制人心。

加上以前北京就香港政制的發展層層施壓，例如「香港白皮書」、全國人大的「8．31決定」，在在說明，今天北京與香港之間矛盾的實質，就是封建王朝管治意識和模式，與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內的現化文明的矛盾。未來的風浪看來難以避免了，只能盡力減輕傷害吧。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職《文匯報》駐北京記者）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