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星荃：是谁掏空了中国精英大学生的心？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这样一封“个人色彩”强烈的信，其实是上级授意的集体创作，也并非仅仅反映北大学子这个单一精英群体。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社两位编辑马笑冬、马丽珍，在对当代青年进行思想状况调研时，分别发现了两个典型的例子： 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出生于1959年的男生潘祎（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本科二年级）。编辑把黄晓菊的经历与潘祎的观点糅合在一起，以男生的姓和女工的名，组成了“潘晓”。

80年代的中国，毛主义的激进政治偃旗息鼓，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 在当时的气氛下，“潘晓”们怀疑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试图突出个人的优先位置，谈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貌似西方的、科学的、现代的价值观，直接冲击了雷锋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迷茫中对“个人价值”的探索，针对的仍是社会主义集体“大家庭”的背景条件。

但潘晓们不会料到，到了90年代，国家从意志层面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社会组织形式，撤销以城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为单元的社会组织、保障系统。2000年以后，无论是产业工人所处的单位，农民所在的村集体，还是青年学生所处的校园，过去那种所有制和社会组织形式——都纷纷转型或解体了。“大家庭”不再，只有个人孤零零地飘散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市场上，个人与资本，个人与国家直接对应，所有制度化的社会关系，除了小家庭，都烟消云散了。1980年“潘晓”大讨论的同时，北京大学在进行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普选，学生自我提名，竞选演讲如火如荼。而到今天，大学校园也不再是公共空间发育的场所，即便同一宿舍的人，也可以彼此非常陌生。

从这样的角度看，“空心病”得以形成的结构原因，正是“个人价值至上”与国家资本主义对社会侵蚀的结合，是自以为全能的个人，面对畸形社会时，深深的无能。

走出“空心病”，需要重拾创造力

三十年前，面对刚刚“告别革命”的中国社会，重新发现自我，反思集体形态下的权力压制，是需要勇气和诚实的。而三十年后，原子化的自我已经实现，权力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头换面，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公共组织形式的隐退，随著国家-资本的完备，以更隐蔽又无处不在的方式与自我对接，互相强化。

一方面，国家-资本的“国家”独占了这一时代的一切普遍价值，公民社会的一切努力，必须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又敏感地抑制任何自发社会变革的努力，压缩公民社会的讨论空间与行动空间，对个人主义金权至上的风潮却大开方便之门。

在国家-资本笼罩下，一个人如果不想自己是自私自利的，她就只能是爱国的；结果当她意识到国的异己性时，她只能归于虚无；为了在这虚无中得到一点慰藉，她只能宣称这天地间的一切心灵都如她自己一般虚无，只为一己之私而生存——这便是看似虚空、实则默认“社会达尔文主义”建构的机制。

显然，建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当代心理学，能诊断“空心病”的存在，却无法提出社会性的方案，有限的个人调适，最终无法应对变化的严峻现实环境。一切既有的物质追求、一切既有的关系，都越发索然无味，中国人也许已经到了重新思考“人”的基本定义的时刻。尤其是中国的青年人：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在这样一套特定的意义系统里生活下去，如果在我们的政治图景里，还有“可能更好”的价值要素，值得我们去建构、实践，那么接下来的路，要如何走？

想有所改变的第一个困难是：在今日中国的学校课堂、网络讨论、电影屏幕上，我们看到的都只有同一套“召唤”，个人与国家、个人与资本的关系，已经绝大程度上被消费关系所定义。当我们的情感唤起，只限于异性恋浪漫爱、爱国主义、和居高临下的怜悯时，我们如何去建构一个指向多元、自由、平等的空间，并确保这个新空间不是旧制度的复制？

这一切的症结，也许都在于我们如何去开创一条有所突破又有实在可行性的“道路”。既然身边的一切都是被定义，被建构的，那何不自己重新建构意义？而既然“我”可以是自己意义的立法者，那为什么不可以用“我们”取代“我”，成为意义与生活的建构者，而不仅仅是既有经验道路的消费者和复制者？

往往，我们不敢迈出第一步的恐惧，来自于不知道离开平日的“安全空间”后，未知中会有什么。因此，我们必须用广义的“知识劳动”，自己成为成新空间中文化、知识的创造者。立足于自己的劳动创造，所面对的就不是完全未知的虚空。也只有人们走出各自的原子领地，在新的共同体里创造不一样思想的要素，才能看到建构新意义的可能。如果说中国年轻的精英一代有什么历史责任的话，那便是是从国家-资本手里夺回社会组织与意义感，改造文化，让它不再是对既有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复。而最终，生活的诗意，将体现在被实践的未来，而不在已解构的过去。

（星荃，心理学学士，社会学博士候选人，“一个幽灵”写作小组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