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星荃：是誰掏空了中國精英大學生的心？

「……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麼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麼就是虛偽，要麼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撫、平復創傷的名言……」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儘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麼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這樣一封「個人色彩」強烈的信，其實是上級授意的集體創作，也並非僅僅反映北大學子這個單一精英群體。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社兩位編輯馬笑冬、馬麗珍，在對當代青年進行思想狀況調研時，分別發現了兩個典型的例子： 出生於1955年的女青年黃曉菊（當時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廠的女工）；出生於1959年的男生潘禕（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系本科二年級）。編輯把黃曉菊的經歷與潘禕的觀點糅合在一起，以男生的姓和女工的名，組成了「潘曉」。

80年代的中國，毛主義的激進政治偃旗息鼓，市場化改革逐漸深入， 在當時的氣氛下，「潘曉」們懷疑社會主義的宏大敘事，試圖突出個人的優先位置，談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貌似西方的、科學的、現代的價值觀，直接衝擊了雷鋒式「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社會意識形態。这种迷茫中对「個人價值」的探索，针对的仍是社會主義集體「大家庭」的背景条件。

但潘曉們不會料到，到了90年代，國家從意志層面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社會組織形式，撤銷以城市單位、農村人民公社為單元的社會組織、保障系統。2000年以後，無論是產業工人所處的單位，農民所在的村集體，還是青年學生所處的校園，過去那種所有制和社會組織形式——都紛紛轉型或解體了。「大家庭」不再，只有個人孤零零地飄散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市場上，個人與資本，個人與國家直接對應，所有制度化的社會關係，除了小家庭，都煙消雲散了。1980年「潘曉」大討論的同時，北京大學在進行海淀區人大代表的普選，學生自我提名，競選演講如火如荼。而到今天，大學校園也不再是公共空間發育的場所，即便同一宿舍的人，也可以彼此非常陌生。

從這樣的角度看，「空心病」得以形成的結構原因，正是「個人價值至上」與國家資本主義對社會侵蝕的結合，是自以為全能的個人，面對畸形社會時，深深的無能。

走出「空心病」，需要重拾創造力

三十年前，面對剛剛「告別革命」的中國社會，重新發現自我，反思集體形態下的權力壓制，是需要勇氣和誠實的。而三十年後，原子化的自我已經實現，權力並沒有消失，而是改頭換面，隨着中國社會主義公共組織形式的隱退，隨著國家-資本的完備，以更隱蔽又無處不在的方式與自我對接，互相強化。

一方面，國家-資本的「國家」獨佔了這一時代的一切普遍價值，公民社會的一切努力，必須最終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另一方面，國家-資本主義的「資本」又敏感地抑制任何自發社會變革的努力，壓縮公民社會的討論空間與行動空間，對個人主義金權至上的風潮卻大開方便之門。

在國家-資本籠罩下，一個人如果不想自己是自私自利的，她就只能是愛國的；結果當她意識到國的異己性時，她只能歸於虛無；為了在這虛無中得到一點慰藉，她只能宣稱這天地間的一切心靈都如她自己一般虛無，只為一己之私而生存——這便是看似虛空、實則默認「社會達爾文主義」建構的機制。

顯然，建基於個人主義方法論的當代心理學，能診斷「空心病」的存在，卻無法提出社會性的方案，有限的個人調適，最終無法應對變化的嚴峻現實環境。一切既有的物質追求、一切既有的關係，都越發索然無味，中國人也許已經到了重新思考「人」的基本定義的時刻。尤其是中國的青年人：如果我們不滿足於在這樣一套特定的意義系統裏生活下去，如果在我們的政治圖景裏，還有「可能更好」的價值要素，值得我們去建構、實踐，那麼接下來的路，要如何走？

想有所改變的第一個困難是：在今日中國的學校課堂、網絡討論、電影屏幕上，我們看到的都只有同一套「召喚」，個人與國家、個人與資本的關係，已經絕大程度上被消費關係所定義。當我們的情感喚起，只限於異性戀浪漫愛、愛國主義、和居高臨下的憐憫時，我們如何去建構一個指向多元、自由、平等的空間，並確保這個新空間不是舊制度的複製？

這一切的癥結，也許都在於我們如何去開創一條有所突破又有實在可行性的「道路」。既然身邊的一切都是被定義，被建構的，那何不自己重新建構意義？而既然「我」可以是自己意義的立法者，那為什麼不可以用「我們」取代「我」，成為意義與生活的建構者，而不僅僅是既有經驗道路的消費者和複製者？

往往，我們不敢邁出第一步的恐懼，來自於不知道離開平日的「安全空間」後，未知中會有什麼。因此，我們必須用廣義的「知識勞動」，自己成為成新空間中文化、知識的創造者。立足于自己的勞動創造，所面對的就不是完全未知的虛空。也只有人們走出各自的原子領地，在新的共同體裏創造不一樣思想的要素，才能看到建構新意義的可能。如果說中國年輕的精英一代有什麼歷史責任的話，那便是是從國家-資本手裡奪回社會組織與意義感，改造文化，讓它不再是對既有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複。而最終，生活的詩意，將體現在被實踐的未來，而不在已解構的過去。

（星荃，心理學學士，社會學博士候選人，「一個幽靈」寫作小組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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