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书题目《菁英的反叛》极尽挑衅之能事。作者Christopher Lasch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他说从前被认为会威胁到西方文化社会秩序与文明传统的是“群众的反叛”——群众讨厌义务，不明白超越的文明与理想，他们没有对知识的惊奇与尊敬；而菁英本来的义务，就是要为文明定下标准，传扬坚苦卓绝的理想。然而在今天，那些本来属于群众的缺点，全部被菁英所继承了。菁英们“背叛”了他们的推动文明的责任，成为了专业的知识工作者与管理层，他们以专业的符号术语代替普罗的日常语言，醉心学院象牙塔内的文章游戏，把自己隔绝于公共知识受众，远离现实世界。
这种说法听来熟耳不过，正是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下任总统后媒体界不绝于耳的说法——菁英们手握权力而傲慢，漠视普罗大众的观点，大家已经受够了，因此，知识菁英们往后要做的是教育工作，更好的教化群众文明社会该有的规则。这本书的题旨既延伸了萨依德与傅柯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却也同时落到他们的批评之中。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菁英分子继续自诩高人一等，把自己与普罗区隔成两个阶级——“我们”是教化者，“他们”只是被动等待改造的野蛮人。Lasch的说法，并没有真正走入边缘，从鄙民的角度思考，也没有发现他们当中的反抗潜力与知识。
对于今天美国大选后风行的菁英批判，这本书实在合适不过，他反映了菁英们的心态仍旧精英，这本书与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与Alain Brossat的《傅柯／危险哲学家》对读，特别有意思。
然而，这次书摘的内容却是书中一篇名为“交谈和是公共艺术”的章节。Lasch说到，我们当下的社会缺乏促成跨阶级对话的地方，这些地方是“非正式的聚会场所”，简单点来说就是像咖啡馆，公园，社区活动中心，人人会到的杂货店之类的地方。这些地方充满了交谈，也让我们接触到性格志趣迥异的人们，无拘束地畅言，而不像“公民社会”所谓“自由结社”一样每个小群体充满着相同兴趣分享着共同思想语言的人们。要让“菁英们”了解真正的社区而非在强化傲慢偏见，也许他们也该多到这些地方走走，更重要是放下教化的心态，尝试理解与学习——“社区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
以下节选自本书第六章“交谈和是公共艺术”，获“商周出版 ”授权刊出。
《菁英的反叛》
出版日期：2014年04月
出版社：商周出版
作者：Christopher Lasch
译者：林宏涛
交谈和公共艺术
如果说，菁英们只和他们自己人讲话，其中一个理由即在于缺少一个促成跨阶级对话的机制。公共生活需要一个背景，让人们平等相遇，不分种族、阶级或原籍地。由于公共体制的式微，从政党到公园以及非正式的聚会场所，交谈和知识的生产一样被专门化。各个社会阶级以他们的方言和自己人讲话，外人则不得其门而入；他们只有在典礼的场合和国定假日里才会彼此交谈。游行或其他大型表演也无法弥补非正式聚会的贫乏。原本似乎和政治以及公共艺术扯不上边的酒馆或咖啡馆，为那些让民主成长的街谈巷议提供了一个好地方，但是现在随着社区的聚会场所被商店街、速食店和外卖给取代，它们也有销声匿迹之虞。我们的饮食渐渐和节庆仪式无关。它变成完全功能性的事：我们总是吃得很匆忙。快节奏的生活习惯让我们没有时间或空间好好交谈，即使是提倡生活空间的城市里亦然。
充满了交谈和咖啡馆的城市
一般认为爱默生不会很喜欢城市，但是他曾经说巴黎是“世界的社交中心”，又说它“最重要的优点”在于它是个“充满了交谈和咖啡馆的城市”。尤有甚者，爱默生很重视孤独的价值，但是他也承认社交有“莫大好处”，他在〈社交和孤独〉（Society and Solitude）里说：“和第一流的人物交游而弦歌不辍，是一件绝对不会失去浪漫的事。”
吉姆．史利普（Jim Sleeper），《最亲密的陌生人》（The Closest Strangers: Libe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New York）的作者，把城市里的社区称为“公民文化的坩锅”。史利普指出，社区的成人变成年轻人的模范，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为教养者、守护者、鼓舞者、传承者、队友、情人、朋友。而这些角色是城市市场仅能间接回报的，如果它能回报的话”。用爱默生的话说，和第一流的人物交游，让我们得以一窥家庭和朋友的邻近视野以外的开阔世界，窥见“浪漫”。如果史利普是对的，它也会让我们学到公民生活的重要德行：忠诚、信任、负责。它以责任去节制浪漫。它鼓励我们去了解自己，承担艰钜的任务，并且对于献身理想甘之若饴，完全不同于市集里璀璨华丽却不真实的满足感。史利普说，朴实无华、但深邃而长久的满足，可以在许多场合和不同的活动里看到，但是“那些世界公民当然会不屑一顾，虽然至少在社区、地区教会或会堂、在附近的小酒馆、餐厅、社区活动中心或公园里，纽约人总是可以看到那样的活动。”
第三个地方
欧登堡（Ray Oldenburg）的轻快作品《绝妙的好去处》（The Great Good Place: Cafés, Coffee Shops, Community Centers, Beauty Parlors, General Stores, Bars, Hangouts and How They Get You through the Day），也谈到那些支撑着社区的生活的非正式聚会场所。非正式的聚会场所（欧登堡称为“第三个地方”，有别于大型而结构严谨的组织，以及家庭和其他小团体）最重要的魅力在于，“任何的等级评断都是以人的教养为依据”，而不是凭着财富、姿色、侵略性甚或聪明。欧登堡提到一句罗马谚语：“没有比下等人爬到上流地位更让人讨厌的事。”他比较社区聚会场所的非正式社交以及职场的阶级（在那里，罗马的智慧没有那么明显）。另一方面，在“绝妙好去处”里，“权利是很平常的事”。在欧登堡的经验里，“激浊扬清”是“不变的”律则。其次，那精神也会感染到整个街坊邻居；在和同侪的非正式社交里习得的教养，即使是常客们离开了他们聚会的地方，也不会忘记它。
在第三个地方里的教养的增益并不限于该处。酒客们不太会做在吧台绝对不容许的事。在第三个地方漫长随兴的闲聊里，会对于合宜和不合宜的行为逐一品头论足。他们不喜欢有人随身的东西看起来很碍眼，或是把纸尿布乱扔在停车场里，或是为了不该他的钱而随时找借口要告人的道德白痴，或是没有善尽父母亲的责任的家伙。如果没有养成某种好恶观念，你很难成为他们的核心分子。
在心里问人们会怎么想，那就是以前所谓“社会控制”的有力动因（那是指社群自动自发的约束力，而不是行为矫正专家或其他专科医生的权威）。欧登堡认为，因此我们可以绝不夸张地说，“较之于许多号称美德化身的机构”，非正式的聚会场所“不必大声疾呼就更能够提升教养”。
正如这些观察所暗示的，第三个地方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你在那里度日”，而是因为小酒馆、咖啡馆、露天啤酒屋和夜店都鼓励交谈，而那正是公民生活的本质。欧登堡说，在非正式的聚会场所里，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放言高谈，而唯一的限制是谈话的方式本身。就像爱默生一样，他相信交谈是城市的存在理由。没有好的谈话，城市就变成仅仅是“度日”的地方。
因此，第三个地方是街谈巷议的家，一个介于职场和家庭、介于“尘务鞅掌”和“母亲的怀抱”之间的聚会的地方。这个语词让我们想起自由结社的熟悉领域，社会学家和受社会学传统影响的社会评论家都很重视它，认为它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介。然而，正如欧登堡所说的，“第三个地方”听起来像是穷人的公共论坛。它不完全是“自由结社”，也就是为了推动某个共同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团体。它也不是一个“生活类型的圈地”，贝拉和其他作者在《心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里用这个词去指涉以共同的鉴赏力和人格倾向为基础的非正式团体。你总是可以在第三个地方看到老面孔，但是你也会遇到不速之客，甚至是陌生人。就像是比较大的社区，第三个地方因为地利之便而让人不由自主地聚在一起。玛丽．佛莱特曾说：“我们可能比较喜欢某个团体，而不想和邻居为伍，但是因为相同性而得到的满足却暗示了一种贫乏无趣的人格。”另一方面，社区提供了“让人耳目一新的不同经验和典型”。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差异提供了热烈交谈所需的材料，而不同于彼此的欣赏和不成问题的共识。
重视教养的地方
这种不由自主的聚会给与第三个地方一个类似政治的性格。在这种氛围下，对彼此的承认是来自于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你的成就，更不是你的银行存款。佛莱特在一九一八年的《新国家》（The New State）（至今仍是关于社区的政治潜力的最佳作品）里鞭辟入里地说：“我的邻居知道我家后院脏兮兮的，他们并不会因为我是画家而多么瞧得起我，但是喜欢我的颜色的艺术家朋友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我的后院是否干净。我的邻居知道我不是第一个有麻烦的邻居，他们不会因为我的科学研究而尊敬我。”欧登堡认为，自由结社的团体和邻里的社交的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第三个地方”更重视教养，而不是财富或卓越的成就，而教养是最显著的公民或政治德行。这个观点使得我们可以主张说，第三个地方的社交以很纯朴的方式让德行和政治生活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而远胜于以自由结社组成的“公民社会”。
它也以另一种方式去奖掖政治德行。它帮助人们克服日常生活里的某些压抑和拘谨而稍微“开阔”一些（用欧登堡的空间隐喻来说），但是它也会戳破骄矜自大的气球。在许多第三个地方里，人们会把酒言欢，以打开话匣子，但是不鼓励饮酒过量的传统也会让人们说话不致于天花乱坠。只要人们的言词不会流于装腔作势，我们倒是可以随时听到珠玑咳唾。交谈“没有那么压抑，也比较有兴味”，“比较戏剧化”，而解颐妙语也就层出不穷。因为那些地方的常客“都很热中于交谈”，但是他们比常人更讨厌“东拉西扯，无论是由于离题的评论，或是因为讲个没完没了”。
我们不难看到，为什么“第三个地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时事评论作家、从事各种运动者、政客、记者、革命分子和其他鼓唇摇舌之辈很自然的聚集之处。在现代新闻业兴起以前，小酒馆和咖啡馆（经常在公路旁或大街路口）也扮演媒体的角色，是搜集和传播新闻的地方。在极权国家里，它们至今都维持着这个功能。这个历史使我们更加有理由去强调第三个地方的原型政治性格，并且猜测说（即使欧登堡不认为如此），参与式民主的没落和第三个地方的消失有直接关系。当社区的聚会场所被郊区的商店街或私人的鸡尾酒会给取代，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交谈艺术被职业用语或个人的流言蜚语给取代。渐渐的，交谈在美国社会几乎没有地位。没有了交谈，政治习性如何（或在哪里）能够被养成且磨练呢？
社区为日常生活世界开一扇窗
欧登堡主张说，第三个地方在大城市里重新创造了小镇生活的某些性质。有人认为小镇是无可救药的褊狭心态，但是欧登堡不认为如此，他赞赏小镇的自娱能力、乐群的习性，以及为更开阔的世界提供一扇窗子的可能性。他引用了一个妇女写给他的信，她在大萧条时期成长于俄亥俄州的小镇，并且相信“在杂货店听到的所有交谈”，而这让她渐渐明白“世界比俄亥俄州的巴克顿镇要大得多”。她怀疑小时候偷听大人讲话让她“一辈子都对政治、经济和哲学颇感兴趣”，它们都不属于家庭的一部分，却是小镇社交能力的核心。
如果说在小镇和郊区里的社区能培养“一种对于人群的兴趣，以及他们彼此娱乐和启蒙的能力”，如欧登堡所说的，那么在商店街就很难有这种事，尽管人们把它当作新版的“大街”（Main Street）去招徕顾客。他认为那些主张商店街可以提倡新的社区意识者“根本是无稽之谈”。商店街里住的都是短期居留者以及商家，而不是社区。一个地方性的商会毫不讳言商店街的目标：它“欢迎来购物的人，而不是来闲逛的人”。酒吧和餐厅也是为了高营业额和快速周转率而设计的。长椅子的不足让顾客无法在里头磨磨蹭蹭。背景音乐取代了交谈。欧登堡说拿它和“大街”相比是“不伦不类”；大街上有“各种角色的阵容”，而在商店街里，却只有“熙来攘往的不存在的人（nonperson）”。
郊区的生活方式和小镇或老城社区的对立，其实不在于他们所说的提倡什么社区意识，而是在于对于社区的“批判”，他们主张说，小镇和城市社区的是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对外来者很猜疑的，而且无法容忍“差异”（歌颂差异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后现代主义”的指标）。佛莱特说，她在赞美社区的优点时，反对者会“立即鸣鼓而攻之”：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话题特别容易激怒他们。他们会直接认为我是要他们困守社区，把他们密封起来；他们认定我是要以社区去取代任何其他的接触形式。他们对我说社区的生活有多么可怜，而我必须听他们讲一堆社区恶行恶状的故事，从闲言闲语到坚决的联合抵制。他们说，社区的团体充斥着排挤和褊狭的观念；在范围比较大的团体里则没有这种事。
而对于社区最强烈的控诉，则是说它压抑女性。欧登堡的第三个地方大部分是清一色男性的场所，而光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让认为任何形式的性别隔离（除了解放了的妇女的自我隔离）就等同于性别不平等的人们谴责它。欧登堡并没有回避这个控诉。他承认“第三个地方传统的男性主导地位”，但是他认为，以前的女性有她们自己的其他聚会场所，而性别的隔离是有帮助的。例如说，它让男性和女性不必把所有情感的期待都寄托在婚姻上面。欧登堡说，损害同性的社交活动的，不是妇女运动，而是一个新的而“基本上有缺陷的”婚姻关系的理想。就像商店街一样，婚姻里的“夫妻一体”本质上是个郊区式的虚构观念，让人们在私人空间里寻求所有的情感满足，而把公共空间视为单纯的利益交换的地方。尽管欧登堡太过简化女性和清一色男性的社交活动的长期对立，但是他认为那样的对立和赋与婚姻超出它能负担的情感重量的理想关系（许多评论者也都曾提到）有关，我认为是对的。
年轻人的成年礼
他也认为，性别隔离的没落呼应了一个依据年龄的狡猾隔离形式的出现。他指出，以前的小酒馆是“一个让世代间得以交流，并且鼓励年轻人摆脱青少年习性的重要地方”。正如那位俄亥俄州的投书读者所说的，街角的杂货店也有相同的功能。一般来说，以前的年轻人比现在更积极投入成人的世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轻松的情况下去观察成人。现在则是由一群出自好意的成人，在以教育为目的的环境里，很专业地观察年轻人。结果儿童和青少年渐渐没有什么机会即兴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活，并且利用成人的生活空间。欧登堡指出，郊区的环境（现在也包括城市，除了那些没落的地区）已经不容易被年轻人“客制化”，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特别设计给年轻人的地方里，在成人的监督下活动。由成人去规划他们的童年生活，也意味着第三个地方的没落，以及“被称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解体力量”的兴起。
从社交模式的改变去看，这种生活最典型的性质，在于以选择和个人偏好取代了非自愿性的、因而有点偶然的、不规则的、无法预期的非正式社交类型。在性别隔离的瓦解和年龄团体的隔离的渐增里，都有这个共同的元素。由兴趣和品味相同的成人组成的社交网路包括了男性和女性，但是必然排除年轻人。正如欧登堡所说的，网路“是……反儿童的”。它们也是“菁英主义的”，因为大部分的网路都预设了要很有钱并且受过高等教育，更别说要拥有私家轿车了。其次，那些圈子也是用来保护人们“免于隔壁或对街的邻居的骚扰”。
社区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
即使是现在，个人网路的魅力仍然和在佛莱特的时代一样，那样的魅力就在于把自由和个人画上等号。欧登堡扼要地说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体现的理想，听起来就像她的朋友们对于社区罗织的指控一样：
（欧登堡在总结“美国人”的理想时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社群，而它的拥护者让网路听起来像是一个先进的社会形式，而不是原子化的产物。他们说，拥有网路者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的兴趣和关系都超越了地方性的社区。“网路”自地方的闲言闲语和偏见“解放出来”，可以在更理性而个人的基础上（而不只是地缘关系）“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朋友。
在一九九四年，就像一九一八年一样，主张“比起沆瀣一气者的世界主义，社区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的论点一直被忽略。
我们只要比较“第三个地方”和相对立的场所，例如私人具乐部，就会明白欧登堡想说的是什么。正如他所说的，具乐部是排他性的、势利眼的，并且汲汲于保卫他们的社会特权。他们和社区的聚会场所是“两极对立的”，而如理察．罗逖（Richard Rorty）在著名的论文里所书的，这其中也透露了某个“后现代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蕴含，亦即他们是以具乐部作为他们社交活动的模式，而不是“第三个地方”。“中产阶级民主的公民社会”（罗逖认为仍然是新的“世界秩序”希望所系），很像是“被许许多多的具乐部围绕着的拍卖场”。罗逖认为，当一个世界打破了民族和种族的孤立，许多不同国籍的人们聚集在不可免的多文化且多种族的集团里，这样的世界是无法以共同的文化凝聚起来的；但是一个秩序井然的拍卖场在共同的信念或价值方面则不需要任何预设。它只预设要接受若干程序性规则。价值和信念的冲突并不会阻止生意人“讨价还价”。如果他们渴望与生活观念相同的人们为伍，可以在“白天激烈的讨价还价”以后“撤退”到他们的具乐部里去。
罗逖的理想世界很接近现实存在的世界，至少在美国如此，而我想许多美国人也愿意相信它是所能期望的最好世界。欧登堡的作品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世界少了什么东西：城市的礼节、愉快的心情、交谈、政治，几乎是一切让生活有意思的东西。当市场把所有公共空间据为己有，而社交也“撤退”到私人具乐部，人们就有丧失自娱甚或自我管理的能力之虞。然而只要他们意识到这个危险，就仍然有希望翻转我们文明的郊区化趋势，并且还给公共艺术它在事物核心的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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