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毛泽东和刘少奇，习的中共更像谁？（下）

尽管“新毛主义”的说法，可以解释反腐运动的动力和纪委制度化。但问题仍然存在：习政权的制度化倾向以及未来方向该如何评估呢？

毕竟，不仅未来数年中国政治精英层的人事变动和派系格局面临重组，如此重大的变化还可能诱使中共再次发生政党型态的转型。事实上，六中全会刚结束，一系列官员调动就开始了，“两江系”终于控制了北京市委、市府的关键职位，这批人马还替换了国安部、民政部等部长级官员。中国和世界都必须面对中共内部新的关系。

政党再造和新传统主义

与此同时，洞悉北京政局的观察家，早就开始预测新的中国政治强人在未来是否会继续推动修宪，是否会延任，核心与国务院的关系何去何从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中国一党制下再次树立核心，是否因人而设？还是说将要形成制度？

理论上，这些追问都涉及到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如意大利学者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 ）所追问的，一党制的政党“所面对的难题是谁将统治党本身”。中国的党国体制到底出现了怎样的变动，多大程度上扭转了毛时代党统治行政、吸收国家的情况？在今天，党国体制又如何吸收或引导新兴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冲突？这些根本问题既是追问“核心政治”，也是衡量所谓新毛主义是否成型，习和新毛主义关系如何的指针，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沿着“组织内卷化”的思路，继续从历史角度观察，便会发现：六中全会对反腐运动的制度化收官，以及过去数年甚嚣其上，各种“顶层设计”的制度主义讨论，都与毛主义中带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式、委员会制恰好相反。现在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价值观的复苏，以及监察制度的重建方向，更合乎中共官僚组织内卷化的结果——“新传统主义”。

在安德鲁.华尔德三十年前（198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中，无论毛主义和官僚体系之间如何冲突、各种运动如何影响，贯穿在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持久性因素之一，是工人与企业之间的“组织依赖”及其特殊制度文化。华尔德将之称为“新传统主义”。虽然这主要用来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下国企中的劳动关系，距离今天的现实生活似乎已经相当遥远，但支持此种关系的土壤，即刘少奇风格的“共产主义儒家”仍然极其强大。

这种“新传统主义”的今日代表，也许不是习本人。迄今为止他更多述而不作，尚未找到自己的“陈伯达二世”奠定意识形态权威地位。倒是反腐运动的组织者、纪委书记王岐山，以198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背后支持者、改革开放政策重要智囊的身份，在过去十数年间积极地干预意识形态向传统主义文化转向，在党内各种会议上鼓吹民族主义、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论调，甚至罕见地与弗朗西斯.福山、青木昌彦等美、日知识分子公开对话，谈中国道路问题。

也许正是在中共党内官僚体系深耕多年的王岐山，作为中共“党鞭”，或二号人物，很大程度上覆苏了刘少奇意义上的新传统主义意识形态。虽然他未像刘少奇那样出版新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却也与习一道，同样提倡阳明心学，重视整顿“党的政治生活作风”。新《准则》保留了与1980年版旧《准则》同样的党员要求，“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且更强调所谓“三会一课”的生活、学习制度。

修正毛主义，走向民族主义“新传统”

换言之，王岐山和新的“整风”，属于更“亲官僚”的新传统主义，而非原教旨毛主义。同时，与曾经的敌手——另一位公开的毛主义者薄熙来相比，习近平和王岐山都更谨慎地对待民粹式大规模运动，也更注重各种制度主义的建构，可以说，是在清洗官僚的同时再造新的官僚体系。

而且，他们已经明确表明拒绝向西方学习，试图回到中国传统儒家价值和制度。这种新版的“中国化”，或修正的毛主义，其所指向，只能是习念念在兹的所谓“伟大民族复兴”，如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所指的，更为关切民族国家的重建问题。

建设民族国家，这是毛时代囿于国际共运而尚未完成的事业，也是传统的共产党人与他们曾经的竞争对手——在台湾的民族主义政党中国国民党的区别所在。这一议程从1990年代中后期复苏，从1996年台海危机和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轰炸所引发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逐渐成为中共唯一有效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

习今年6月造访塞尔维亚期间，专程为前驻南联盟使馆遗址献了花圈。而他过去四年的大部分外交行动，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一带一路”战略，甚而对台关系、对香港问题的处理，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江泽民的政治遗产，保持了中共的意识形态连续性，民族主义也成为他的党内合法性基础之一。

只有围绕民族国家建设，才可能理解习的新传统主义回归——对毛主义的修正。我们也才能够理解他为何致力于集权式的、国家主义的制度建构。而对刚刚才回到民族主义国家建构的中共来说，新传统主义的回归，更像是应对若干经典挑战。

无论华尔德归纳的“新传统主义”还是萨托利对一党制的怀疑，都是处理政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角色。这一问题也引导着中共在过去十数年极力探索转型，却又始终没有确定形态。

自“三个代表”抛出，中共一度采取了广泛吸纳社会精英的政策，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党内外要求共产党转型成社会民主党或者人民党的呼声，也在21世纪初随《炎黄春秋》发表谢韬的文章而兴起。这一时期，在县域层次上各种“协商民主”的试验颇为热闹，各式公民社会组织随维权运动的兴起得到相当发展。薄熙来的原教旨毛主义派系（尽管也被称作新毛主义）也在这一背景下随中共的寡头化而兴盛，不过最终也与公民社会力量一道，都被新传统主义的主流力量，分别当做对党和对政权的威胁而打压。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性质，是自治和结社；所挑战的，是政治效忠。

但无论是社会自治、地方自治还是党内独立派系，均不见容于追求民族主义认同的官僚政党。他们也放弃了吸纳新兴资产阶级的政策，甚至拒绝自身的资产阶级化。这里的新传统主义指向，当然不仅是儒家共产主义，而是张木生在胡温执政最后几年所鼓吹的“回到新民主主义”，即回到1940年毛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而非与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合作。

“三个代表”被根本放弃了。

而在网络代际方面，习近平一代属于“早期毛主义”的庞大革命后代，他们在1970－80年代晚期毛主义时代随“干部解放”回到主流、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领导集团。但在1992年后市场经济的年代里，他们随年轻技术官僚的上升和党内新派系政治的寡头化而逐渐边缘化。这一群人，或许才是远远超出简单“红二代”标签的红色官僚集团，他们有强烈的怀旧感，也拥有雄厚的资源网络，作为最初拥戴习的党内基本力量，他们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决定习近平上任，即谢淑丽所说的党内“选举人团”。

相对毛主义来说，其上辈，如1940年最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邓拓、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深谙党的“制度文化”，他们既是组织内卷化的主体，也是新传统主义的主体，既是毛主义的受害者（如刘源和习本人），也能够轻易地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对待毛主义。如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既有留苏背景，也是最早、最坚定的毛主义者，却亲手修正了毛主义，走向实用主义路线。

习的民族主义路线，毋宁是继承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却可随时以毛主义式的、更小型的“不断革命”手法，转身对付组织内卷化——对付那些新官僚和寡头集团。民族主义的国家建设，提供了新的“革命”动力，尽管它是以“改革”的名义进行。

由此，他们才可能再造政党，以刘少奇式的“儒家共产主义”，结合列宁主义的纪律和组织要求，要求党内的严格效忠，克服官僚主义和派系分化，重新把自身当做民族国家建设的先锋队。这也是唯一的国民表达渠道，以民族主义政党的型态，让国民实现效忠。

巧合的是，民族国家建设，与这条新毛主义或新传统主义路线的复苏，在世界范围内和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之类的事件相呼应。他们都在人民对民族国家的忧虑中，利用民粹主义支持，仿佛不约而同地，在后全球化的动荡时代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极右政治联盟。

历史仿佛回到了1930年代。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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