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6月30日，郑捷刚被枪决不久，里山咖啡举办了“司法的快意与哀愁”系列座谈，找来郑捷的辩护律师黄致豪主讲其中一场，谈谈黄律师接手本案的态度与思索。本文为该次演讲逐字稿，经讲者同意授权《端传媒》编辑转载。

在承办重大刑案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主流民意对于这些被告的唾弃，但从与案件当事人的对话过程中，我却又能感受到不同的声音。郑捷于今年5月10日已遭枪决，这个案件从头到尾，在各个层面上都扬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尘埃；这是我们律师所不乐见的。因为我们都很明白，这些声浪不免加速把郑捷推入坟墓的脚步。

在法律上，人一旦死亡，就不再是权利主体；郑捷虽然已经死去，但我仍要肯定他有他的“隐私”。所以今日所讨论的，都只是在公开法庭上已经透过程序揭露过的资讯。

我订的主题是“怪物”，但我不是要影射我的当事人是怪物；毕竟，我们人随时都可能因为任何理由而成为怪物。浦泽直树的作品之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就是《怪物》。浦泽直树向来擅长描述疏离，以及由疏离所衍生出的恐惧；而在我眼中，《怪物》是里头最有力的作品。

这故事大概是说：在两德统一前，东德有一个专门培育资优儿童的儿童 511 之家，男主角 Johan 就来自这里。他既是天才，也是个连续杀人者。而这个 511 之家幼儿园培育资优儿童的方式，是让被培养的资优儿童们进行相互残杀，取其生存者。

这部漫画里有则小寓言，我想特别拿出来谈：有个小男孩，非常孱弱，他的父亲是国王，国王遍寻良方不得治。直到有一天，小男孩遇见一只怪物，怪物提出要求：只要你让我住进你的身体里，我就使你变得强壮；代价是你要帮助我取得名字。小男孩答应了，怪物也实现了他的要求。但是这个小男孩从此必须不停地吞噬别人，来满足这个怪物。而在吞噬别人时，他也会取得这个人的身分／名字。直到有一天，小男孩及体内寄居的怪物还是因为找不到自己，而步上绝路为止。

一、悲伤的故事开端：当代人无法驱离的孤寂

弥漫的恐惧中，看见人

郑捷在犯案结束后，就丢下了凶器。在法庭中他的陈述是：他之所以犯案，是渴望被人杀死；而这个念头，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他一直认为他在犯案之后，会像警探片那样，立刻被警察当场枪毙。

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个事实：依据调查所得的资料，郑捷来自一个平凡的家庭。全台湾2300万人中，很可能有几十万甚至百万人的生长背景，跟郑捷差不多，一样平凡。就已知的资料，郑捷并未遭遇任何亲人虐待；他的就学虽有小挫败，但也没有重大的挫折。

郑捷曾经提过：他在小学时，似乎因为跟两个女生起了争执，而起了杀人的动机。而在他国中时，也经历过全班集体性的体罚。我问过郑捷：你要复仇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和你起争执的人，不是吗？如果是以复仇作为出发点，那么众人可能比较能理解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你莫名其妙杀了陌生人，大家对你抱持著如此大的恐惧。但他自己似乎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审检察官在结辩中，就指出了这份恐惧 ──“不处死，无以平息民众的恐惧”。我称这种恐惧为一种集体的歇斯底里：人民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这么多人死了，或者受到伤害；这份恐惧加上对真相的无知，渐渐蔓延形成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以至于作为人民代表的检察官，认为种种恐惧的源头──郑捷，应该要彻底地被抹灭。在那段时间中，你可以注意到恐惧带来的效果：人民进入公共空间，总会有一点不自在，想要看旁边的人究竟在做什么。

这是我们律师的考验。我们该如何让人民接受，郑捷依然是个人？

现代社会的疏离

跟郑捷交谈时，我们不断地花时间去讨论：他到底是怎么被养成的。但即使是他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如何把对女同学，以及那位老师的恨意，转移成对陌生人，甚至对自己的杀意。

我认为“疏离感”或许是这背后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法务省，以及美国司法当局，都曾针对大规模随机杀人案做过研究。研究的结果是：社会安全网的欠缺–这个“社会安全网”，所指涉的并不是与福利政策相关的安全网；毋宁说是“当我绝望的时候，谁看得见我”这样的概念。当一个人在一段时日的（被）疏离之后，仍然找不到自我的价值与认同；而他是如此地不被注意，以至于他渴望透过做出某种行为，来换取世人重新将目光投注在他身上。你会发现到，这些人都已陷入深深的绝望中。

我在美国修习犯罪学的过程中，有个教授曾经讲过一个残忍的笑话：如何区分第三世界国家与工业化国家呢？很简单：看大规模随机杀人的次数。次数越多，那个国家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程度可能也就越高。当在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社会当中的生存，已经被大环境的压力化约成单纯的工时收入比的时候，或许除了社会顶端那1%的人以外，其余都必须在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的抉择之间，载浮载陈，且最终都必须臣服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在这样的环境里，忙碌的家人间想要交心，何其不易。于是，我们奉献生命换来了衣食无虞，但同时我们也真正失去了彼此，丧失了对绝望的免疫力。

在此有人或许要问：一个衣食无虞的人，为何他会陷入绝望？但我认为：正是因为衣食无虞，才让他们更无法处理这种疏离的绝望。当我没办法从别人的眼中，看见我自己的存在，这像是一个漩涡。你不断地去找别人确认自己的存在，却越加发现你的存在是透明的、不被看见的。

根据郑捷在法庭上的公开陈述，在他执行计划前，他吐了，也拉了肚子，他是紧张的，但他仍执意进行，因为他想要被记得。若各位曾经关注本案，或许可以发现到郑捷很执著于他与自己的誓约，而他的誓约就是终极地毁灭自己。他告诉我们：他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他与自己的约定；如果他没有守住这约定，那他的存在又更薄弱了。原先已经透明的自己，将变得更加无色。

如果早一点有人重视

我的当事人后来很坦诚地说：起初他也抱著看好戏的心态，来看我们这些律师；但到了一审后半段，他渐渐愿意对我们说出他自己对人生比较完整的看法，包括这个犯罪在他人生时点中的意义。郑捷犯案时是二十一岁，正是成年不久时，为什么？大家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吗？

因为他希望在民事上、刑事上，都不要牵累他的家人。
如果今日郑捷真的如法院判决所说的“泯灭人性”，那他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他被执行死刑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律见（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会是最后一次律见），他说“黄律师你知道吗？你们来见我的次数，搞不好比我的家人还多。”他也说了一些随著审判过程而产生的心路历程。他提到：这是第一次，他觉得有人在为他努力、为他战斗。在那个当下，我忍不住想：如果早一点、早一点他就知道有人愿意这样，或许那些死伤就不会发生。

那时，三审判决已经出来。有关最高法院的判决，我的感受是：法官确实看见了我们针对原审判决所指摘的种种违法瑕疵之处，但在最高法院判决的那个时间点，那些瑕疵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对法院来说，郑捷的“恶性”太过重大了。我当时跟郑捷讨论，即使三审定谳，也应该尽力去做其他的救济手段。我告诉他：对我来说，除了案件本身之外，这个案件的价值有二：其一是检验出我们社会的病灶–我们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会变成今天这个下场？；第二个价值则在于，去测试我们的司法与人民法感情的程度。

所谓的“怪物”，不会是天生生成的。我身为两个小孩的父亲，承办这个案件，给我最深的启示是：单是愿意倾听，就可能免除一场灾难。倾听与真切的关心，这是最便宜的，却也是最珍贵的。如今我们都汲汲营营于自己的生活，难以拨冗去倾听别人说出心底的话。

回到主题，如果一个个体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怀疑时，他会选择抹灭自己，但在抹灭自己的同时，又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是什么？不就是郑捷所采取的手段？

二、借由国家之手的自我毁灭

Suicide by Proxy

这样的手段，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主题：suicide by proxy，透过代理者的自杀。在刑法上，有“加工自杀”这个概念，大概有点类似古代日本武士要切腹时，必须经过“介错人”，由武士给一个承诺，让介错人可以最后砍头取走他的生命。

加工自杀在法律上，是一个深富哲学意义的主题：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如果是，国家凭什么干涉个体如何结束自我的生命？但若今天我帮助别人取走他的生命，国家惩罚我的基础在哪里？

理论上，零的聚集不会变成一。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没有权利夺走别人的性命，我们就不可能集体把这种权利让渡给国家，让国家代为执行──这也是许多主张“废死”者的理据。当然，这样的看法有许多人不同意。但我认为从人的平等权，亦即“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一样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

在此再讨论一下：一个刚满二十岁的人，他是实际“成年”了吗？我认为，一个人即使满了二十岁，他社会化的程度可能仍很有限。若今日一个社会化有限的个体，因为感受到疏离，而想要抹灭自己，又想要让众人记得时，那该怎么处理？在这个时候，刑罚的存在，反而变成犯罪者用以展现自我的工具。

这种透过国家之手毁灭自己，也就是我称为 suicide by proxy 的行为，通常会伴随著大规模的周边伤亡；但这种“人神共愤”、“罪无可逭”的处境，却正是犯罪者渴望的最后一哩路：自我毁灭的同时，又得到社会的注意。可怕的是，我担心这个现象将会日益普遍。一个人一旦在群体中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这可能会是一条选择的途径。差别或许只在于：你要直接把刀子送进自己的身体，还是借由国家之手来毁灭自己？

无法脱离社会的个人

每每说到这，总要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单纯视其为个人的犯罪？而非得要每次都与社会、社群挂钩处理呢？为何每个人做的事情都要赖给国家社会呢？

我承认，几百年前，或许应该有“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单纯时代。但时至今日，人类的互动已经交错密切到难以想像，我们很难说，一个人的决定完全出于己意，而与他所处的社会无关。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的性格，难道与他所遭遇到父母、亲人、同侪的对待、冷落或排挤毫无干系？

若我们承认上述这点，那应该也要认识到：国家作为一个系统的管理者，有其应负的责任。这个责任也正是“福利国原则”另一方面的体认──国家既承受了人民的税收，就必须提供一个较为友善的生活水准，像是提升工资，减少过劳的处境；或许试著让父母有机会在六点前下班，有余裕和孩子共进晚餐，降低小孩内心的疏离与孤寂。

各位可以去研究各国的重大犯罪史，你可能会发现到这些罪犯毁灭性的人格，其形成都与一件事有关：被忽视。不一定要被虐待，但都会受到长期的、严重的忽视。因为被忽视，他们很早就学会了自我否定，以及认识到一件事：他必须长期跟“欠缺安全感”这件事相处。

这里的安全感，并非局限在饮食的温饱有无的安全感，而是延伸到：你能否确信，有人会在你需要时对你伸出援手，你坠落时是否底下有网子会承接住，你在绝望时是否仍有路可去。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要形塑出这样的安全感显得很困难。而一个长期欠缺安全感的人格，最终往往会学会以暴力来作为解决问题的形式。

听见他们的呼救

暴力行为呈现出的，并非一个人的好坏，而是这种人格如何被培养的过程。

因为无法得到安全感而去肢解昆虫、虐待动物，与为了实验去解剖昆虫与动物不一样。这里的“肢解”带著一种情绪。可是，当你看到小朋友出现这样的行为时，拜托请不要去责备，甚至进一步预言贴上标签说：这小孩未来可能做出更残暴的行为。请千万不要这样子做。我们面对这样状况，应该去理解的是他这么做的深层理由：为什么要拔下蝴蝶的翅膀？为什么要把虫子切成这么多段？为什么要杀害猫、狗、乌龟、老鼠？

哲学的实践在于不断地探究，而透过不断地探究沟通，除了理解问题之外，至少还能证明——你愿意倾听。而这样的理解，对于这孩子日后不要走向众人所厌惧不喜的道路，成为重大犯罪者，是有帮助的。

我认为，我们在一生的各个环节中，都曾经微微地走偏过。在我承接这一系列的案件时，我常想：其实我跟我的当事人并无太多的差异，只是我站在这，他们站得更偏，最终他们不慎滑了下去。所以若在日常中看到，一些年轻个体出现偏差特质时，请不要大惊小怪，而是前往倾听。或许这么做，我们有机会可以避免一桩悲剧、许多的伤亡。

最后，毁灭性人格还有一种特色：因为长期的疏离与自我丧失，他们的语言、认知、以及表达能力往往有局限；他们通常沉默寡言，不善言语，没办法准确地用言语表达内心观念。所以当你询问时，他们的回应通常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这样啦”、“反正没人听得懂”，这是个征兆。

之所以说这些，不是要大家日后对符合这些特色的人恐慌，或乱贴标签，甚至去预测他的未来。重点在于主动付出关心，或许可以在某人变成怪物前，听见他们的呼救。

三、素朴正义 vs 正当法律程序

乡民的义愤

我自己是司法实务工作者，常有感于司法体系跟一般人之间巨大的沟通鸿沟。司法体系里的人常问的是：为什么普罗大众不了解我们要诉诸的、在意的究竟是什么？若从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观点，问题则会被转化为：为什么司法从业人员与圈外人的观点，对於单一事件的想法落差竟可以如此巨大？

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参与一个系统的多数人，都觉得这系统的运作很糟糕，究竟要以司法工作者的观点来改革？还是以使用这系统的民众而改？每当出现重大案件，这类争辩就会显得特别严峻──像是郑捷的北捷杀人案，之前龚重安犯下的北投国小割喉案，以及王景玉的内湖随机杀人案。

当这类案件爆发时，大部份人会感受到心底的一股热血涌上，想去质问犯罪者的理由，想要惩罚他们。这种“素朴的正义感”其实是天性，是人在某个情境中，一旦被触发、爆发出的即时反应。从人类演化的观点，“保护幼小”的本能有很重要的意义。当我们看到作为我们移情对象的幼童被欺凌、虐待、杀害时，作为“成兽”的我们会有的义愤，有助于人类族群的繁衍存续──这是素朴的正义观的成因之一。

民意既是果断、速决、激情，同时也是健忘的。目前台湾正在讨论司法体制改革。也许未来的 5-10年内，会参酌英美的陪审团制，建立我国的人民参审制；也就是说，台湾的公民未来都可能成为陪审员。关于这件事，我最常收到来自专业司法人士的质疑是：到时候，会不会是“乡民的正义”在个案中不断体现，而成为一个又一个“人民公审”？

这种集体义愤的另一个因素，我认为跟前述的“疏离”有关。现代人在脸书上与人互动的次数，也许远较打电话的频率频繁十倍。对于隐身屏幕之后的乡民而言，要如何去反映他依然是个人──有情爱，有恐惧，有激情？当现代人面对自己与同侪在日常生活中的疏离，大概只能透过“放大的情绪”抒发。

而遇到具有争议性质的案子时，特别像是虐待小动物、幼儿时，这种“放大的情绪抒发”就会结合成一种非理性的，难以沟通的声浪。这种声浪的背后，其实也存在著渴望证明自己，渴望被看见的想法。这种情绪的通货膨胀，在网路上随处可见；尤其在重大刑案中，偏激的言论俯拾皆是。

用“沟通”与质疑防止极权

如果把网上这种素朴正义，拉到现实生活中，那会是什么？假设，我们在网路上找十二个乡民，都曾在网路上发表过类似“斩立决”的言论；我们找他们来现实中作陪审团，他们依然会无视法律体系下的一切要求，不顾一切地把这些被告杀掉，甚至弃尸于市吗？至少英国、美国与日本对于陪审的研究，都指向与此不同的方向：

目前约有80个国家采用陪审团制，研究结果是：陪审团对于个案的认定，以及职业法官对于个案的认定，有著高度的重合性或一致性。也就是说：将一基础事实，交给职业法官，和交给一群公众，两者间对此做出的判断，有90%到95%左右的机率是一致的。

人们在网路上跟在现实中的行为，常存有著极大的差距。我常跟司法界的同僚说：我们对于乡民的正义感，其实不需要太过恐惧和偏执。很多时候，我喜欢邀请不同立场的人来加入讨论，真心想倾听他们的理由和立场。对我来说，你一定要走进人群，询问他们的想法，去倾听他们的理由与根据，才能理解这个社会对正义的期待。

当然，这种沟通不见得容易。但只要过程中，有机会有一两个念头越过两边的鸿沟，有任何一方次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想？此时“沟通”的目的就达到了。

“沟通”不是要说服他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思考。对我而言，态度的歧异都是选择，选择是很难有对错的，因为选择有时是“价值”的问题。沟通的意义在于；可不可以抛出一些疑问，进而让人开始反省质疑自己原有的信念。当一个人常会质疑自己的想法时，那他腐烂的机率就会小一些。多一点这样的人，这个群体腐烂的机率都会小一些。

有部电影《十二怒汉》，在讲十二位白人男性陪审员，有日接到了一宗十五岁黑人小孩谋杀亲父的案件。由于证据确凿，故陪审员们均希望速判速决，唯独八号陪审员对各项证据提出质疑。原先是十一票认为有罪，对上一票坚持无罪，最后他一个个去说服，直到所有人均认为小孩无罪。

这制度的关键，不在于最后有罪与否的认定，不在于结果。关键在于那十二个人坐下来，进行思辩，让他们自我质疑，质疑自己是否真如此全知全能，最终产生出一种高度的公民觉醒，从而防止极权社会的产生。

目前同温层的问题亦是如此。

不可妄称正义之名

废死比较高尚吗？支持同志婚姻比较高尚吗？支持动物权比较高尚吗？支持人权比较高尚吗？
──我们时常自认自己站在维护正义的一方，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因而认为“对方”站在比较“低劣”的一方。但若我们甚至不了解，对方表态背后的思考逻辑与价值观，双方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有意义的沟通时，我们要如何说，对方的选择比我们更为“低劣”？

我没有一天不怀疑，自己所做的、想的、继受的是错的。我真正害怕的是，我停止怀疑自己的那一天。若我自己要写律师的十诫，第一条大概就是：“汝不可妄称正义之名”。

我个人最害怕一种法律人，一出现就自诩为正义的一方。坚持自己是正义，自己不会犯错，加上大量的激情，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各位可以回顾：历史上的大屠杀、种族清洗跟武力冲突，都是基于类似的概念。法西斯的本质就是“专属于某些人的正义”。当你决定执行这样的正义，而欠缺自我怀疑与修正的能力时，你就一脚跨进了法西斯主义。

我们在沟通时，务必要敞开这样一个空间：我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我也渴望跟那些不同立场的朋友聊一下，理解他们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就每个理由来讨论，即使最后可能难以对话，但我确实想知道：不带羞辱，一场对话可以深入到什么地步。

正当法律程序

最后我们讨论“正当法律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是理性主义的产物。“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是理性主义，但理性主义的实践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循著周延思考的结果去实践，更痛苦。这也是为什么正当法律程序会遭到众人的轻贱。

正当法律程序即是理性主义在法律层级上的体现：你要调查所有证据，你要周延，要尽善尽美，你要去看见被告的生命史，而这势必要消耗时间与资源，也必然会遭致怀疑：“我们为什么要在人渣身上浪费时间资源？”“被告有人权，那被害者跟其家属的人权在哪里？”“全世界都看到他干了这些事，证据确凿，哪有疑义？”。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告诉郑捷：你的案件会在“正当法律程序的讨论上”有深刻意义。这案子让我们可以问问人民和法院，对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观感。但最后法院的回应让我失望。

表面上看起来，正当法律程序跟乡民素朴的正义观是对立的，但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更像是同一道光谱的两端：假设人权保障在右端，也许我们站得比别人更右边，但也不能据此否定那些站得比较左的人。我们应尝试透过讨论，让越来越多人都在意人权保障，并往右移动。刚刚提过，价值没有对错，但是我认为存在“道德上的进化”。当我们可以容纳多元意见，互相保障权利时，就是一种道德上的进化。

而若要在律师这个行业体现正当法律程序，重点是：我们的被告不能有面孔。如果我挑选被告的身份地位，那无法让我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因为我实际就是否定了某些被告有“有人为他做出正当实质辩护”的权利。

四、代结语：理性主义的穷途

回到今天主题：我们是否要采取近似怪物般的手段，来阻止怪物的生成？很多乡民会支持以暴制暴。但是大家可能听过所谓“预兆式哲学”（predictive philosophy），其指的是一个人实践自我理想的手段，也预言这个人日后会变成怎样的人。运用在政治上，就是“预兆性政治”：一个国家或群体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公民，也预言他们日后会形成怎样的社会。你有可能选择以暴力阻止暴力，结束之后再恢复成和平的好人吗？理论上没有办法。

以一个简单的小故事结尾：

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对僵尸片如此偏好。这类片的剧情大纲都很类似：因为某种因素，有些人遭到某一病毒的感染，而被感染著就会去追咬尚未遭到感染的人，而后者开始逃，逃的过程中也想要找到解方，去拯救那些被感染者。

我常觉得，理性主义者就像是那些尚未感染的人。身为僵尸的好处是：完全不需要思考，只需要从众。而理性主义者每一天睁开眼睛，都活得很痛苦：他必须去思考他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各位看《阴尸路》这类的片时，不觉得那种被僵尸追杀的生活很累吗？最后不免会想说：干脆被咬一口，不想再过这种生活。被咬之后再也不须忧虑，而且不再需要对抗多数的意见。

但司法从业人员不行。司法人员在进入这个领域时，就必须意识到“司法本身就具有抗多数性”。这里的抗众性，并不是说要你故意跟所有人唱反调，而是在必要时，即使依照良知跟判断做出来的结果，不同于多数人的意见，你依然要像《十二怒汉》中的八号陪审员，提出你的不同意见。

重点是提出来，去解释，去询问，跟大家一起沟通；而不是选择安静，并默默地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他人都是笨蛋。有个预言是：到最后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会疲惫而死，你耗损的元气跟精神一定比他人多。但我觉得这并不坏，这都有助于你个人的道德觉醒上，或者是让你成为“自己也喜欢的那个人”。

(黄致豪，致策国际法律事务所律师，台大心理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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