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6月30日，鄭捷剛被槍決不久，里山咖啡舉辦了「司法的快意與哀愁」系列座談，找來鄭捷的辯護律師黃致豪主講其中一場，談談黃律師接手本案的態度與思索。本文為該次演講逐字稿，經講者授權《端傳媒》編輯轉載。

在承辦重大刑案的過程中，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主流民意對於這些被告的唾棄，但從與案件當事人的對話過程中，我卻又能感受到不同的聲音。鄭捷於今年5月10日已遭槍決，這個案件從頭到尾，在各個層面上都揚起了社會上很大的塵埃；這是我們律師所不樂見的。因為我們都很明白，這些聲浪不免加速把鄭捷推入墳墓的腳步。

在法律上，人一旦死亡，就不再是權利主體；鄭捷雖然已經死去，但我仍要肯定他有他的「隱私」。所以今日所討論的，都只是在公開法庭上已經透過程序揭露過的資訊。

我訂的主題是「怪物」，但我不是要影射我的當事人是怪物；畢竟，我們人隨時都可能因為任何理由而成為怪物。浦澤直樹的作品之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就是《怪物》。浦澤直樹向來擅長描述疏離，以及由疏離所衍生出的恐懼；而在我眼中，《怪物》是裡頭最有力的作品。

這故事大概是說：在兩德統一前，東德有一個專門培育資優兒童的兒童 511 之家，男主角 Johan 就來自這裡。他既是天才，也是個連續殺人者。而這個 511 之家幼兒園培育資優兒童的方式，是讓被培養的資優兒童們進行相互殘殺，取其生存者。

這部漫畫裡有則小寓言，我想特別拿出來談：有個小男孩，非常孱弱，他的父親是國王，國王遍尋良方不得治。直到有一天，小男孩遇見一隻怪物，怪物提出要求：只要你讓我住進你的身體裡，我就使你變得強壯；代價是你要幫助我取得名字。小男孩答應了，怪物也實現了他的要求。但是這個小男孩從此必須不停地吞噬別人，來滿足這個怪物。而在吞噬別人時，他也會取得這個人的身分／名字。直到有一天，小男孩及體內寄居的怪物還是因為找不到自己，而步上絕路為止。

一、悲傷的故事開端：當代人無法驅離的孤寂

瀰漫的恐懼中，看見人

鄭捷在犯案結束後，就丟下了兇器。在法庭中他的陳述是：他之所以犯案，是渴望被人殺死；而這個念頭，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有了。他一直認為他在犯案之後，會像警探片那樣，立刻被警察當場槍斃。

在這裡，我要指出一個事實：依據調查所得的資料，鄭捷來自一個平凡的家庭。全台灣2300萬人中，很可能有幾十萬甚至百萬人的生長背景，跟鄭捷差不多，一樣平凡。就已知的資料，鄭捷並未遭遇任何親人虐待；他的就學雖有小挫敗，但也沒有重大的挫折。

鄭捷曾經提過：他在小學時，似乎因為跟兩個女生起了爭執，而起了殺人的動機。而在他國中時，也經歷過全班集體性的體罰。我問過鄭捷：你要復仇的對象，應該是那些和你起爭執的人，不是嗎？如果是以復仇作為出發點，那麼眾人可能比較能理解你，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你莫名其妙殺了陌生人，大家對你抱持著如此大的恐懼。但他自己似乎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審檢察官在結辯中，就指出了這份恐懼 ──「不處死，無以平息民眾的恐懼」。我稱這種恐懼為一種集體的歇斯底里：人民根本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這麼多人死了，或者受到傷害；這份恐懼加上對真相的無知，漸漸蔓延形成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以至於作為人民代表的檢察官，認為種種恐懼的源頭──鄭捷，應該要徹底地被抹滅。在那段時間中，你可以注意到恐懼帶來的效果：人民進入公共空間，總會有一點不自在，想要看旁邊的人究竟在做什麼。

這是我們律師的考驗。我們該如何讓人民接受，鄭捷依然是個人？

現代社會的疏離

跟鄭捷交談時，我們不斷地花時間去討論：他到底是怎麼被養成的。但即使是他本人，也不知道為什麼。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如何把對女同學，以及那位老師的恨意，轉移成對陌生人，甚至對自己的殺意。

我認為「疏離感」或許是這背後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法務省，以及美國司法當局，都曾針對大規模隨機殺人案做過研究。研究的結果是：社會安全網的欠缺–這個「社會安全網」，所指涉的並不是與福利政策相關的安全網；毋寧說是「當我絕望的時候，誰看得見我」這樣的概念。當一個人在一段時日的（被）疏離之後，仍然找不到自我的價值與認同；而他是如此地不被注意，以至於他渴望透過做出某種行為，來換取世人重新將目光投注在他身上。你會發現到，這些人都已陷入深深的絕望中。

我在美國修習犯罪學的過程中，有個教授曾經講過一個殘忍的笑話：如何區分第三世界國家與工業化國家呢？很簡單：看大規模隨機殺人的次數。次數越多，那個國家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的程度可能也就越高。當在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社會當中的生存，已經被大環境的壓力化約成單純的工時收入比的時候，或許除了社會頂端那1%的人以外，其餘都必須在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的抉擇之間，載浮載陳，且最終都必須臣服在生活的壓力之下。在這樣的環境裡，忙碌的家人間想要交心，何其不易。於是，我們奉獻生命換來了衣食無虞，但同時我們也真正失去了彼此，喪失了對絕望的免疫力。

在此有人或許要問：一個衣食無虞的人，為何他會陷入絕望？但我認為：正是因為衣食無虞，才讓他們更無法處理這種疏離的絕望。當我沒辦法從別人的眼中，看見我自己的存在，這像是一個漩渦。你不斷地去找別人確認自己的存在，卻越加發現你的存在是透明的、不被看見的。

根據鄭捷在法庭上的公開陳述，在他執行計畫前，他吐了，也拉了肚子，他是緊張的，但他仍執意進行，因為他想要被記得。若各位曾經關注本案，或許可以發現到鄭捷很執著於他與自己的誓約，而他的誓約就是終極地毀滅自己。他告訴我們：他必須這麼做，因為這是他與自己的約定；如果他沒有守住這約定，那他的存在又更薄弱了。原先已經透明的自己，將變得更加無色。

如果早一點有人重視

我的當事人後來很坦誠地說：起初他也抱著看好戲的心態，來看我們這些律師；但到了一審後半段，他漸漸願意對我們說出他自己對人生比較完整的看法，包括這個犯罪在他人生時點中的意義。鄭捷犯案時是二十一歲，正是成年不久時，為什麼？大家有仔細想過這個問題嗎？

因為他希望在民事上、刑事上，都不要牽累他的家人。
如果今日鄭捷真的如法院判決所說的「泯滅人性」，那他不應該有這種想法。

他被執行死刑之前，我們最後一次律見（當時我並不知道那會是最後一次律見），他說「黃律師你知道嗎？你們來見我的次數，搞不好比我的家人還多。」他也說了一些隨著審判過程而產生的心路歷程。他提到：這是第一次，他覺得有人在為他努力、為他戰鬥。在那個當下，我忍不住想：如果早一點、早一點他就知道有人願意這樣，或許那些死傷就不會發生。

那時，三審判決已經出來。有關最高法院的判決，我的感受是：法官確實看見了我們針對原審判決所指摘的種種違法瑕疵之處，但在最高法院判決的那個時間點，那些瑕疵都已經不再重要。因為對法院來說，鄭捷的「惡性」太過重大了。我當時跟鄭捷討論，即使三審定讞，也應該盡力去做其他的救濟手段。我告訴他：對我來說，除了案件本身之外，這個案件的價值有二：其一是檢驗出我們社會的病灶–我們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會變成今天這個下場？；第二個價值則在於，去測試我們的司法與人民法感情的程度。

所謂的「怪物」，不會是天生生成的。我身為兩個小孩的父親，承辦這個案件，給我最深的啟示是：單是願意傾聽，就可能免除一場災難。傾聽與真切的關心，這是最便宜的，卻也是最珍貴的。如今我們都汲汲營營於自己的生活，難以撥冗去傾聽別人說出心底的話。

回到主題，如果一個個體對自己的存在感到懷疑時，他會選擇抹滅自己，但在抹滅自己的同時，又渴望得到別人的關注──同時滿足這些要求的手段是什麼？不就是鄭捷所採取的手段？

二、藉由國家之手的自我毀滅

Suicide by Proxy

這樣的手段，就是今天我們要說的第二個主題：suicide by proxy，透過代理者的自殺。在刑法上，有「加工自殺」這個概念，大概有點類似古代日本武士要切腹時，必須經過「介錯人」，由武士給一個承諾，讓介錯人可以最後砍頭取走他的生命。

加工自殺在法律上，是一個深富哲學意義的主題：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如果是，國家憑什麼干涉個體如何結束自我的生命？但若今天我幫助別人取走他的生命，國家懲罰我的基礎在哪裡？

理論上，零的聚集不會變成一。所以，如果我們相信，我們沒有權利奪走別人的性命，我們就不可能集體把這種權利讓渡給國家，讓國家代為執行──這也是許多主張「廢死」者的理據。當然，這樣的看法有許多人不同意。但我認為從人的平等權，亦即「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一樣可以推出這樣的結論。

在此再討論一下：一個剛滿二十歲的人，他是實際「成年」了嗎？我認為，一個人即使滿了二十歲，他社會化的程度可能仍很有限。若今日一個社會化有限的個體，因為感受到疏離，而想要抹滅自己，又想要讓眾人記得時，那該怎麼處理？在這個時候，刑罰的存在，反而變成犯罪者用以展現自我的工具。

這種透過國家之手毀滅自己，也就是我稱為 suicide by proxy 的行為，通常會伴隨著大規模的周邊傷亡；但這種「人神共憤」、「罪無可逭」的處境，卻正是犯罪者渴望的最後一哩路：自我毀滅的同時，又得到社會的注意。可怕的是，我擔心這個現象將會日益普遍。一個人一旦在群體中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這可能會是一條選擇的途徑。差別或許只在於：你要直接把刀子送進自己的身體，還是藉由國家之手來毀滅自己？

無法脫離社會的個人

每每說到這，總要有人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單純視其為個人的犯罪？而非得要每次都與社會、社群掛鉤處理呢？為何每個人做的事情都要賴給國家社會呢？

我承認，幾百年前，或許應該有「自我決定，自我負責」的單純時代。但時至今日，人類的互動已經交錯密切到難以想像，我們很難說，一個人的決定完全出於己意，而與他所處的社會無關。舉一個例子，一個人的性格，難道與他所遭遇到父母、親人、同儕的對待、冷落或排擠毫無干係？

若我們承認上述這點，那應該也要認識到：國家作為一個系統的管理者，有其應負的責任。這個責任也正是「福利國原則」另一方面的體認──國家既承受了人民的稅收，就必須提供一個較為友善的生活水準，像是提升工資，減少過勞的處境；或許試著讓父母有機會在六點前下班，有餘裕和孩子共進晚餐，降低小孩內心的疏離與孤寂。

各位可以去研究各國的重大犯罪史，你可能會發現到這些罪犯毀滅性的人格，其形成都與一件事有關：被忽視。不一定要被虐待，但都會受到長期的、嚴重的忽視。因為被忽視，他們很早就學會了自我否定，以及認識到一件事：他必須長期跟「欠缺安全感」這件事相處。

這裡的安全感，並非侷限在飲食的溫飽有無的安全感，而是延伸到：你能否確信，有人會在你需要時對你伸出援手，你墜落時是否底下有網子會承接住，你在絕望時是否仍有路可去。但是，在我們現在這個高速運轉的時代，要形塑出這樣的安全感顯得很困難。而一個長期欠缺安全感的人格，最終往往會學會以暴力來作為解決問題的形式。

聽見他們的呼救

暴力行為呈現出的，並非一個人的好壞，而是這種人格如何被培養的過程。

因為無法得到安全感而去肢解昆蟲、虐待動物，與為了實驗去解剖昆蟲與動物不一樣。這裏的「肢解」帶著一種情緒。可是，當你看到小朋友出現這樣的行為時，拜託請不要去責備，甚至進一步預言貼上標籤說：這小孩未來可能做出更殘暴的行為。請千萬不要這樣子做。我們面對這樣狀況，應該去理解的是他這麼做的深層理由：為什麼要拔下蝴蝶的翅膀？為什麼要把蟲子切成這麼多段？為什麼要殺害貓、狗、烏龜、老鼠？

哲學的實踐在於不斷地探究，而透過不斷地探究溝通，除了理解問題之外，至少還能證明——你願意傾聽。而這樣的理解，對於這孩子日後不要走向眾人所厭懼不喜的道路，成為重大犯罪者，是有幫助的。

我認為，我們在一生的各個環節中，都曾經微微地走偏過。在我承接這一系列的案件時，我常想：其實我跟我的當事人並無太多的差異，只是我站在這，他們站得更偏，最終他們不慎滑了下去。所以若在日常中看到，一些年輕個體出現偏差特質時，請不要大驚小怪，而是前往傾聽。或許這麼做，我們有機會可以避免一樁悲劇、許多的傷亡。

最後，毀滅性人格還有一種特色：因為長期的疏離與自我喪失，他們的語言、認知、以及表達能力往往有侷限；他們通常沈默寡言，不善言語，沒辦法準確地用言語表達內心觀念。所以當你詢問時，他們的回應通常是「我不知道怎麼說」、「反正就是這樣啦」、「反正沒人聽得懂」，這是個徵兆。

之所以說這些，不是要大家日後對符合這些特色的人恐慌，或亂貼標籤，甚至去預測他的未來。重點在於主動付出關心，或許可以在某人變成怪物前，聽見他們的呼救。

三、素樸正義 vs 正當法律程序

鄉民的義憤

我自己是司法實務工作者，常有感於司法體系跟一般人之間巨大的溝通鴻溝。司法體系裡的人常問的是：為什麼普羅大眾不了解我們要訴諸的、在意的究竟是什麼？若從法律人類學的研究觀點，問題則會被轉化為：為什麼司法從業人員與圈外人的觀點，對於單一事件的想法落差竟可以如此巨大？

進一步要問的是：如果參與一個系統的多數人，都覺得這系統的運作很糟糕，究竟要以司法工作者的觀點來改革？還是以使用這系統的民眾而改？每當出現重大案件，這類爭辯就會顯得特別嚴峻──像是鄭捷的北捷殺人案，之前龔重安犯下的北投國小割喉案，以及王景玉的內湖隨機殺人案。

當這類案件爆發時，大部份人會感受到心底的一股熱血湧上，想去質問犯罪者的理由，想要懲罰他們。這種「素樸的正義感」其實是天性，是人在某個情境中，一旦被觸發、爆發出的即時反應。從人類演化的觀點，「保護幼小」的本能有很重要的意義。當我們看到作為我們移情對象的幼童被欺凌、虐待、殺害時，作為「成獸」的我們會有的義憤，有助於人類族群的繁衍存續──這是素樸的正義觀的成因之一。

民意既是果斷、速決、激情，同時也是健忘的。目前台灣正在討論司法體制改革。也許未來的 5-10年內，會參酌英美的陪審團制，建立我國的人民參審制；也就是說，台灣的公民未來都可能成為陪審員。關於這件事，我最常收到來自專業司法人士的質疑是：到時候，會不會是「鄉民的正義」在個案中不斷體現，而成為一個又一個「人民公審」？

這種集體義憤的另一個因素，我認為跟前述的「疏離」有關。現代人在臉書上與人互動的次數，也許遠較打電話的頻率頻繁十倍。對於隱身屏幕之後的鄉民而言，要如何去反映他依然是個人──有情愛，有恐懼，有激情？當現代人面對自己與同儕在日常生活中的疏離，大概只能透過「放大的情緒」抒發。

而遇到具有爭議性質的案子時，特別像是虐待小動物、幼兒時，這種「放大的情緒抒發」就會結合成一種非理性的，難以溝通的聲浪。這種聲浪的背後，其實也存在著渴望證明自己，渴望被看見的想法。這種情緒的通貨膨脹，在網路上隨處可見；尤其在重大刑案中，偏激的言論俯拾皆是。

用「溝通」與質疑防止極權

如果把網上這種素樸正義，拉到現實生活中，那會是什麼？假設，我們在網路上找十二個鄉民，都曾在網路上發表過類似「斬立決」的言論；我們找他們來現實中作陪審團，他們依然會無視法律體系下的一切要求，不顧一切地把這些被告殺掉，甚至棄屍於市嗎？至少英國、美國與日本對於陪審的研究，都指向與此不同的方向：

目前約有80個國家採用陪審團制，研究結果是：陪審團對於個案的認定，以及職業法官對於個案的認定，有著高度的重合性或一致性。也就是說：將一基礎事實，交給職業法官，和交給一群公眾，兩者間對此做出的判斷，有90%到95%左右的機率是一致的。

人們在網路上跟在現實中的行為，常存有著極大的差距。我常跟司法界的同僚說：我們對於鄉民的正義感，其實不需要太過恐懼和偏執。很多時候，我喜歡邀請不同立場的人來加入討論，真心想傾聽他們的理由和立場。對我來說，你一定要走進人群，詢問他們的想法，去傾聽他們的理由與根據，才能理解這個社會對正義的期待。

當然，這種溝通不見得容易。但只要過程中，有機會有一兩個念頭越過兩邊的鴻溝，有任何一方次開始問自己：我為什麼會這樣想？此時「溝通」的目的就達到了。

「溝通」不是要說服他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思考。對我而言，態度的歧異都是選擇，選擇是很難有對錯的，因為選擇有時是「價值」的問題。溝通的意義在於；可不可以拋出一些疑問，進而讓人開始反省質疑自己原有的信念。當一個人常會質疑自己的想法時，那他腐爛的機率就會小一些。多一點這樣的人，這個群體腐爛的機率都會小一些。

有部電影《十二怒漢》，在講十二位白人男性陪審員，有日接到了一宗十五歲黑人小孩謀殺親父的案件。由於證據確鑿，故陪審員們均希望速判速決，唯獨八號陪審員對各項證據提出質疑。原先是十一票認為有罪，對上一票堅持無罪，最後他一個個去說服，直到所有人均認為小孩無罪。

這制度的關鍵，不在於最後有罪與否的認定，不在於結果。關鍵在於那十二個人坐下來，進行思辯，讓他們自我質疑，質疑自己是否真如此全知全能，最終產生出一種高度的公民覺醒，從而防止極權社會的產生。

目前同溫層的問題亦是如此。

不可妄稱正義之名

廢死比較高尚嗎？支持同志婚姻比較高尚嗎？支持動物權比較高尚嗎？支持人權比較高尚嗎？
──我們時常自認自己站在維護正義的一方，佔據了道德制高點，因而認為「對方」站在比較「低劣」的一方。但若我們甚至不瞭解，對方表態背後的思考邏輯與價值觀，雙方並未產生任何實質有意義的溝通時，我們要如何說，對方的選擇比我們更為「低劣」？

我沒有一天不懷疑，自己所做的、想的、繼受的是錯的。我真正害怕的是，我停止懷疑自己的那一天。若我自己要寫律師的十誡，第一條大概就是：「汝不可妄稱正義之名」。

我個人最害怕一種法律人，一出現就自詡為正義的一方。堅持自己是正義，自己不會犯錯，加上大量的激情，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溫床。各位可以回顧：歷史上的大屠殺、種族清洗跟武力衝突，都是基於類似的概念。法西斯的本質就是「專屬於某些人的正義」。當你決定執行這樣的正義，而欠缺自我懷疑與修正的能力時，你就一腳跨進了法西斯主義。

我們在溝通時，務必要敞開這樣一個空間：我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我也渴望跟那些不同立場的朋友聊一下，理解他們的出發點。我們可以就每個理由來討論，即使最後可能難以對話，但我確實想知道：不帶羞辱，一場對話可以深入到什麼地步。

正當法律程序

最後我們討論「正當法律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是理性主義的產物。「知道自己應當做什麼」是理性主義，但理性主義的實踐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循著周延思考的結果去實踐，更痛苦。這也是為什麼正當法律程序會遭到眾人的輕賤。

正當法律程序即是理性主義在法律層級上的體現：你要調查所有證據，你要周延，要盡善盡美，你要去看見被告的生命史，而這勢必要消耗時間與資源，也必然會遭致懷疑：「我們為什麼要在人渣身上浪費時間資源？」「被告有人權，那被害者跟其家屬的人權在哪裡？」「全世界都看到他幹了這些事，證據確鑿，哪有疑義？」。

這也是為什麼當初我告訴鄭捷：你的案件會在「正當法律程序的討論上」有深刻意義。這案子讓我們可以問問人民和法院，對於正當法律程序的觀感。但最後法院的回應讓我失望。

表面上看起來，正當法律程序跟鄉民素樸的正義觀是對立的，但其實並非如此。他們更像是同一道光譜的兩端：假設人權保障在右端，也許我們站得比別人更右邊，但也不能據此否定那些站得比較左的人。我們應嘗試透過討論，讓越來越多人都在意人權保障，並往右移動。剛剛提過，價值沒有對錯，但是我認為存在「道德上的進化」。當我們可以容納多元意見，互相保障權利時，就是一種道德上的進化。

而若要在律師這個行業體現正當法律程序，重點是：我們的被告不能有面孔。如果我挑選被告的身份地位，那無法讓我成為一個更高尚的人，因為我實際就是否定了某些被告有「有人為他做出正當實質辯護」的權利。

四、代結語：理性主義的窮途

回到今天主題：我們是否要採取近似怪物般的手段，來阻止怪物的生成？很多鄉民會支持以暴制暴。但是大家可能聽過所謂「預兆式哲學」（predictive philosophy），其指的是一個人實踐自我理想的手段，也預言這個人日後會變成怎樣的人。運用在政治上，就是「預兆性政治」：一個國家或群體怎麼樣對待他們的公民，也預言他們日後會形成怎樣的社會。你有可能選擇以暴力阻止暴力，結束之後再恢復成和平的好人嗎？理論上沒有辦法。

以一個簡單的小故事結尾：

我不明白為什麼美國對殭屍片如此偏好。這類片的劇情大綱都很類似：因為某種因素，有些人遭到某一病毒的感染，而被感染著就會去追咬尚未遭到感染的人，而後者開始逃，逃的過程中也想要找到解方，去拯救那些被感染者。

我常覺得，理性主義者就像是那些尚未感染的人。身為殭屍的好處是：完全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從眾。而理性主義者每一天睜開眼睛，都活得很痛苦：他必須去思考他所做的每一個選擇。各位看《陰屍路》這類的片時，不覺得那種被殭屍追殺的生活很累嗎？最後不免會想說：乾脆被咬一口，不想再過這種生活。被咬之後再也不須憂慮，而且不再需要對抗多數的意見。

但司法從業人員不行。司法人員在進入這個領域時，就必須意識到「司法本身就具有抗多數性」。這裏的抗眾性，並不是說要你故意跟所有人唱反調，而是在必要時，即使依照良知跟判斷做出來的結果，不同於多數人的意見，你依然要像《十二怒漢》中的八號陪審員，提出你的不同意見。

重點是提出來，去解釋，去詢問，跟大家一起溝通；而不是選擇安靜，並默默地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其他人都是笨蛋。有個預言是：到最後所有的理性主義者都會疲憊而死，你耗損的元氣跟精神一定比他人多。但我覺得這並不壞，這都有助於你個人的道德覺醒上，或者是讓你成為「自己也喜歡的那個人」。

（黃致豪，致策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台大心理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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