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今年五月以来，辅大性平事件掀起广大争议。本文作者在六月刊出《辅大性侵案，台湾性平史的指标事件》后，深感台湾各界对“如何面对性侵”存在巨大歧见，便开始构思，撰文疏理司法、性平体制、与体制外途径的各自局限。辅大事件延烧至今，演变成不同立场的相互咎责。如果这轮争议能促使台湾社会去思索，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性侵，或许是让这起事件留下积极意义的唯一出路。

本文全长近两万字，文分五段，将分成三篇刊出。第一篇先刊出文章1、2节，分别讨论“受害叙事”与其“翻转”的倡议，并回顾司法体系在应对性侵案的观念变迁，以为全文基础。第二篇刊出文章 3、4节，近一步对照体制内的性平制度，以及体制外其他作法，各自的必要与局限。第三篇刊出文章第5节，将则盘点如性的特殊化、保守化、与国家角色这三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五、未解的争议

性应不应该特殊化？

“性应不应该特殊化？”是在性伦理议题上，各派始终争吵不休的大哉问。而性侵，大概是能以最尖锐的角度，突显那条界线划在何处之难的议题。

但怎么定义“特殊化”，本身就已经是个难题。

有人认为性的特殊化，是将性从其他生物本能如进食、排泄、呼吸等抽离，或是将性行为独立于其他所有人际互动，对其另眼相看，赋予其额外的道德、精神意义，并透过文化传统、风俗与各种社会行为，肯认“性的特殊性”。因为性变得如此特殊，才导致人们将任何与性有关的犯罪看得特别严重；而任何与性有关的攻击，也有更大的伤害力。

这个解释用在性侵事件，是很有吸引力的观点。毕竟如果不将性特殊化（污名化），性侵受害者也就不会在犯行本身带来的伤害外，再承担社会额外的道德批判，甚至被视为“不洁”。被害者本人也不必困于巨大的羞耻感中，不至让性侵经验成为人生中的重大污点、不可承受之重。不再将性特殊化，也能够帮助消除“谴责受害者”的文化──如果性不是特殊的，比其他暴力犯罪或抢劫的受害者，性侵受害者就不会被认为更值得同情，而导致其更被弱化；更也没有人会苛责他们“没保护好自己”。

不过，也有人就认为性的特殊化，并非一定连结于贞操观或道德。好比以法律观点出发，性侵行为对被害人法益造成的损害，无法跟一般的涉及财物损失的犯行类比──后者在违反受害者意愿时，夺走的是可以被转移、归还的客观财货物品；但在性的犯罪上，“违反受害者意愿”本身就是损失，两者无法区分，损失也无法回复。

从法益的观点出发，性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对人最基本的价值──人身自由和自主权的侵犯。也就是说，不是每个将性特殊化的人，都与通俗道德共享恐性的态度，也不等于认同性污名。这样的“特殊化”，并不会给予受害人额外的痛苦，也无法提供社会谴责受害人的立基。

另外，将性“去特殊化”的理论推导到最后，性就如同吃饭喝水，所有伤害也都只是“社会建构”，仿佛只要受害人自己转念，性侵就像别人逼你吃不喜欢的食物，不是什么严重伤害。这样的理论，否定了受害人的自主意愿，更推翻了其感到受伤的权利，也忽视了加害人的意愿，在犯罪行为中才是具决定影响力的一方。

而自古以来，“性”也被连于权力，特别是借由性的暴力或是性行为本身，来具体展现凌驾于他者的权力──例如对战俘、对敌对部落不分性别、不分男女老少的轮暴，或是贵族被授权能任意与家中奴隶进行性行为。这些都不只是关于性欲满足，而更是权力的展现。性侵也一样，不少犯罪心理学者的研究均显示，犯罪者的满足并非全部来自性满足，而在于性是一种能剥夺受害人自主权与尊严的极致管道，能让犯罪者感觉自己“有力量”。换句话说，只要人性无法去除本能里对权力的欲望，那性也就无法“去特殊化”。

性侵受害人内心的挣扎纠结，仅仅是因为性被特殊化了吗？性不特殊了以后，所有的性羞辱、性攻击就都无法成立了吗？如果污名不存在了，那伤者可不可以好好指控对方？而整个社会是否也能好好的陪伴行为人，去反省跟付出应该的代价？这些问题都有待更多论辩。

对“性”的基本态度，在所有涉及性的议题，都发挥基本且重大的影响。从立法依据、条文中使用哪些用词、采取何种模式咨商或培力，到性是否可以作为商品，以及是否该交由国家管理，都与此有关。甚至，它也影响著不同的人，对于“侵犯”的定义，和对相关事件的意义解读。

然而，这里有两条红线，对我而言是必须明确划下的：

首先，不管一个人是守贞派、性解放派，还是多元情欲流动派，违反个人自主意愿的侵犯行为，都必须制止，并给予受害者具正义意义的补偿（哪怕只是一个道歉）。也许我们对如何制止侵犯行为（由国家机器还是社群自制）、如何补偿当事者、是惩罚还是教育行为人，都有不同的见解，甚至会为应如何在司法上认定“违反意愿”而争吵不休；但“自主意愿”这个原则，不该有丝毫退让。

第二条红线是，即使我们正视人记忆、感受、身体反应和情欲的复杂；即使性侵的受害人透过长期的疗愈、培力，能将受侵犯经验中可能出现的情欲探索、性向觉醒的成份，转化成正向能量；即使受害者能够与自己和解，不再去对自己的某些感受感到厌恶，不再批判自己在侵犯行为中，身体可能曾有过的不自主反应，而能正向理解为“我有反应因为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身体的反应不是心志意愿可以控制的”──这一切，都不代表受害人应该感谢侵犯者，给他／她这样的经验。更白话的说：即使受害人在性侵过程中有过兴奋或高潮，也不会因此正当化侵犯者的行为。

是否从负面经验去摄取、转化成能量，是一种选择，不是受害人的义务。

是从积极保障人权，还是保守严苛？

大部份女性主义者认为，过去数十年在世界各地针对性侵的修法，是女性权益的重大进步；但包括法律学者 Joseph E. Kennedy、社会学者 Katerine Bekkett 、David Garland 等都曾主张，这是整个司法在社会风气下，走向严刑峻罚的写照。

这两种视角看似冲突，却不是没有交集。正如李佳玟指出，双方都认为加害者与被害人间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加上考量被害人的恐惧情绪，因而支持适度限制被告的宪法权利，以对抗刑事司法体系延袭主流文化对被害者既有的偏见。例如为了保护被害人免于羞辱和人格诋毁，限制被告的对质权；或基于性侵再犯率较高、密室犯罪不易有人证等特性，采纳“人格证据”。

有趣的是，女性团体推动的解放运动，向来和保守势力水火不容，但在妨碍性自主的历次修法上，保守势力却主动贡献了不少力量，形成了奇特的合作关系，各国经验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合作关系，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台湾从解严开始，“民主很乱”的迷思，让社会上很大一部份人民深信“乱世必须用重典”。因此，保守团体帮助妇女团体推动性侵相关修法，不仅满足了“国家应维护人民安全”的想像，也有助于他们以性侵的可恶和可怕，继续恐吓、箝制女性的性和身体。保守阵营甚至期待能限缩被告人权，并延伸到性侵以外案件，才不会“防碍定罪”。近期砍警案交保变羁押一事，正是这类民气的体现。

“彭婉如案”等受瞩目的大案件引爆民怨沸腾，也促成刑法“防碍性自主”相关条文的修改。然而这股民气，也大大助长了“强暴迷思”里的夜归、陌生人犯案等情节，至今仍盘据主流印象，无助于性侵害防治观念的推广，也无助于维护女性安全。

更伤脑筋的是，由这类强暴迷思所主导的、社会对“风险控管”的需求，使社会如何面对性侵加害者的争议焦点，一直停留在“是否可以假释、该不该公告犯罪者住居个资、如何追踪服刑期满的性侵者”等议题上，而无法发展出其它相应的教育观点，例如普及受害求助管道和保全证据的知识，如同防范诈骗一样让人人都熟知，是我们更该努力的目标。

真要以风险管理的思维去防治性侵，就必须认知大多数性侵案件都不是陌生人所为。如同本文所列之参考论文的研究显示，陌生性侵案的再犯者，也必须合并非常多其它条件（如人格违常、社经压力、其它犯罪行为），才有可能再犯，统计上的再犯率远低于熟人性侵者。事实上，性侵行为极少是纯粹为性欲满足，更多牵涉到权力、宰制、报复等因素，因此，曾犯下熟人性侵的行为人，才是风险思维下最需要“防范”的一群。

而我们也必须思考各种团体内的性侵案，如天主教会内的男童性侵、台湾特教学校性侵案，或是大部份的家内性侵，为什么那么难以被察觉，必须在多次、多人受害才被发现。即使我们不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愿意限缩人权来保障社会“安全”，也必须务实的认知到过去的迷思，并无助于女性免于性侵的风险。

我们以什么认知并想像国家？

性解放运动致力要推倒的对象是“父权”。对某些立场上更左倾、更强调自由与性权的性别运动者而言，国家（State）就是这个父权的终极版本。因此对他们来说，任何平权的倡议，最后若走向诉诸立法、建立或修改体制，简直是背弃了自身的信念根源，不可思议、更不可原谅。

他们认为国家借由垄断、正当化国家暴力，用来巩固阶级和既得利益，同时制造战争”──这种把国家视为“和平敌人”的想法，在1970年代后更深入女性主义、劳工环境等运动社群。即使不同群体、派别对改革的强度和手段持不同意见，但对他们而言，国家已经超越必要之恶，是必须设法取代的意识型态，甚至对一些持极左信念的团体来说，国家是必须被颠覆的制度。

持这类主张的人相信，在我们摆脱国家意识型态、改换新制度前，最好的抵抗，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管制，尤其是关乎私领域的性议题。即使是处理性侵害事件，寄望国家父权惩罚个人父权，也是饮鸩止渴。他们相信更好的方式，是透过由平等、有追求自身利益能动性的个体所组成的社群，以人际互助方式来解决这样的冲突。

我个人对国家介入保持一定警觉，也对制度有许多疑虑──好比，监督制衡在所有领域都能有效运作吗？能阻止制度伤害人或为恶吗？我们在寄望国家“有所作为”的同时，是否也让渡了太多权利？对于特殊个案裁量权应该给谁？给多少空间才有足够弹性？在更尖锐的性议题上，我也认为色情不全是坏的，儿少需要的不仅仅只是保护，更需要成人对他们的信心和指引，让他们自在认识身体、有机会探索自身的情欲。

但同时我同样怀疑：能否以人际冲突模式、以社群力量解决所有性的侵犯骚扰？我认同国家不应介入亲密关系，反对国家管到私人卧室的刑法通奸罪；但性侵害不同，它是自主意志被损害的暴力犯罪。就如同我们不可能以“私领域不应干涉”为由，反对国家介入防治家暴和虐童。

国家或许是终极的父权，但我们何以能够相信任何由“人”组成的团体，不会随著团体的成长或维系的需要，发展成威权、核心内聚式，而所有成员能长久的保持独立与理性？我们如何能够确定，一个以共治为目标组成的团体，不会演化成“无架构的暴政”，看似水平组织，实际上却由少数具有领袖魅力的人操纵意见导向？

父权不仅仅是一套制度或文化，而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型态。只要有人性、有适当环境就会发芽；换句话说，有人就可能有父权。父权是有机的，人会视需要和情境，有时让其附著于身上，有时让其脱落，或转而对抗它。单靠著把团体规模缩小，或是把原本托管给国家的功能交还给社群或人民团体，恐怕无法完全避免父权的幽灵再现。

当原本讲求平等共治的团体，在发展过程中失控，回头以家父长式、甚至以丛林法则让成员弱肉强食，以解决内部冲突时，是更不具煞车或制衡机制的。即使试图以内规、共同守则等方式自治，也无法完全避免菁英核心的影响力。况且，内规并无法保证能超越自我规训的框架，有些时候，为了避免国家父权的介入，反而让某些领域的内规，产生更严重的自我审察。

当我们主张国家从性、从人民的身体完全退位时，是否也打算将此主张延伸自所有暴力犯罪上的处置上？问题是，人际协商不一定可以解决各种伤害、凶杀、窃盗、侵占、抢夺财物的行为。如果是唯独对性议题才如此坚持，又该如何面对恶意、刻意为之的宰制行为呢？人际协商并无法解决性的宰制、侵害始终与权力相连的问题。既与权力有关，那么不具代价的人际的协商，要如何产生足够的诱因让行为者愿意认错并停止？

如果协商不足以制止侵害行为，我们是否也授权社群使用隔离，甚至某些惩罚手段？可是做出这种授权，就很难避免一切演变成《苍蝇王》或家父长式的私刑了。而群体难免以放弃弱势、无能者，以求整体的最大利益和资源，我们如何确保人际协商能保持公平性？如果社群内也开始有了菁英，垄断了暴力和资源，要在群体内挑战、修正走向或推翻暴政，就一定比面对国家更容易吗？所付出的代价一定比面对国家时来得较小吗？

我们看过了国家之恶的极限，我们也看过了人类社群行使同样的恶行，也因此，现代国家以宪法和人权架构自我节制，也防止人们彼此侵害。但这个防护罩，并不像宪政主义者相信的那么坚不可催；许多时候，它甚至薄的随时可能崩塌。

关于人性的极限，好的与坏的，都还没有走到尽头。如果有人将“国家”视为只是过渡时期，相信能够找到新的意识型态与信仰、找到让人类社会免于权力垄断、暴力威胁，还能和平共存之路──那这些人必须思考：在那个时刻到来前，在新的共生制度还在实验室“研发中”的此刻，能做什么？该怎么做？

也许，是看见近在眼前的，其它致力于相同目标的人。即使彼此对性、对国家、对体制的看法不同，但他们能站在我们站不了的位置，能做我们做不了的事，能够触及那些我们帮助不到的人们，这应该是值得感恩的事。同样，我们也需要体制内的人，虽然他们是国家的代表，但也是一个个有理性、有沟通可能的人。把他们当作敌人来对抗，不如与他们沟通制度的极限，一起合作，尽可能接住被不同张张网子给漏出来的人，使被这个社会放弃的伤者的人数，降到最低。

（全文完）

（乔瑟芬，曾任职媒体、出版业与表演艺术行政，长期关注性别与文化议题）

感谢中原大学财法所林春元老师、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黄哲翰先生，在本篇写作过程中给予意见、指教与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