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宋志标：“新闻旁落、舆论崛起”的大陆媒体巨变

新闻与舆论的关系，不容易讲清楚。过去，新闻舆论两个词语被当作同义反复，合在一起使用，不需要区分。新闻就是舆论，舆论就是新闻，没人会甄别它们。

这是大陆媒体传统格局下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新媒体格局已经成行成市，旧的媒体格局加速粉碎，而新闻与舆论亦开始“同床异梦”，逐渐分裂成两个东西。

舆论与新闻的分化

新闻与舆论的分裂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传统媒体一统大陆的时代。

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有公民记者周曙光抵达现场，以公民传播的形式报导，将所见所闻刊发在个人博客、推特等当时尚未成气候的社交媒体上，在传统媒体霸住的舆论中争得一丝地位。

两年后，湖北石首事件时，有赖于公民记者概念的普及，以及更多的公民记者介入事件围观，更主要是大陆版推特——“饭否”正处在野蛮成长阶段——初露端倪的社交媒体一手发动了舆论，传统媒体在此事上无所作为。

“有新闻才能有舆论，有传统媒体报导才能制造舆论”这条铁律，就此发生了标志性的动摇。舆论不再只是靠机构媒体的新闻生成；技术赋权下，个人照样可以办到。

新闻与舆论的分化过程，就是大陆社交媒体的发展历史。

江西强拆的宜黄事件发生在2010年，这个时候饭否已经被指定“消灭”，微博乍起，记者邓飞借助它发动了一场声势很大的舆论攻击。这个时候，也有传统媒体以新闻样式跟进，但新闻被微博吸收，回流到信息来源更多、声音更庞杂的舆论洪流中。

机构媒体生产的新闻，社交媒体制造的舆论，并行了数年之久，直到前者被延续至今的媒体改革运动所甩开。

2012年，传统媒体出现了断崖式衰落。广告快速下滑，显示出新兴的社交媒体正在加速攻城略地，新闻制造的旧模式不合时宜。

2013年南周事件之后，“党管媒体”原则被牢固确立，一直到“党媒姓党”理念的提出，都在无形中加速了传统媒体收缩。新闻生产的旧格局，在市场压迫与政治紧缩的双重压力下，崩解势不可挡。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成为媒体新贵，意见领袖、社会批评、意识形态等议题随时爆发，舆论爆棚成为社交媒体上新的现象级产物。

到了这个时候，机构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关系重新书写，它们之间就像是支流与流域的关系，前者成为后者的内容源头之一，而且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后者做大，终于可以独立制造舆论。

新闻已死，舆论当立

今年春节前后，微博爆出江西“凤凰男”与上海拜金女的年夜饭事件，可以视作舆论独立自为，彻底宣告新闻时代结束的标志之一。

在这起舆论事件中，新闻、传统媒体根本无力置喙。事件在信息核查、议程设置、爆点转折等方面，迥异于常规的新闻事件。它改写了人与新闻、新闻与世界的关系，而新闻缩略为舆论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要么承接舆论泄露的一点信息碎渣，要么被收编进舆论放大器的阵列。

尽管后来有关方面证伪此事，但这种证实没有意义。它既不能支撑起新闻复兴的任何希望，也不能抹杀舆论崛起的原理机制。

社交媒体成为一个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能在自主学习中自我完善的超大型媒体帝国。机构媒体念兹在兹的所谓“内容为王”、新闻主义，在比例上、影响力诸方面，都像是这个新帝国中可有可无的小堡垒——它们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新帝国与防火墙的协议使然，而非来自于它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新闻无非是帝国为数众多、来源广泛的贡品中很小的一种。

在比喻的意义上，新闻已死，舆论当立。

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信息全新的关系变迁，并伴随着观念的震动──因为人、媒体与世界的视野，换上了新的镜片。 传统媒体通过制造新闻，来将人归入信息流下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新闻不再成为传统机构媒体对民众予取予夺的权杖。笼中人被新闻喂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对新闻有了全新的体验。

社交媒体独立制造舆论，人在舆论中同步生产、同步消化；甚至于，人就是舆论本身，人不再需要首先成为“新闻”中人，才能被打开话筒按钮，人人手中都有话筒。舆论成为云一样的东西，下面联结着社会、问题、情绪，舆论的惊雷，随时回荡在辽阔的新型帝国，炸响在新闻堡垒户窄小的院落上空。

记者围殴舆论

在舆论制造所形成的民主方式下，新闻生产秉持的专业原则，开始步入以竞争为名的彻底失败者轨道——哪怕前者早就尝到败绩，但它们怀抱新闻专业主义，并以为可以据此产生不可轻视的威力。但舆论制造原理，不管它们早已空虚的环保，给予梦游者继续的痛击。

这是一个“被击倒”的过程，全程伴随着不甘心。有时候新闻生产者也想攫取舆论生产的新配方，但每每不得要领；于是在沮丧之中，把这些年来娴熟养成的脏话体系，泼向舆论生产机制。

在杨改兰之死的舆情中，再次听到了新闻对舆论的诅咒。

职业记者作为“新闻已死”趋势中不屈的小众，面对毁坏的竞争格局，在遭到新闻生产权的收缴后，围坐在旷野中，围殴一篇网文《盛世中的蝼蚁》——这篇网文触发了舆论制造的轰鸣声，又在舆论原理的加持下发散着它的影响力。

但是就像新闻一直被围剿的现实，舆论之后也是谣诼不止。只不过令人感到羞耻的是，职业记者没有认识到新闻与舆论的权属关系已有根本性变动，或者知道也不愿意揹负失落者的名义。

若说江西凤凰男舆论，尚且只是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意识激发产生，那么，杨改兰之死与围攻蝼蚁文，则是社交媒体按照舆论原理，精巧生产社会批判的典型案例。职业记者被隔离在杨改兰现场之外，却不想着修补那些被打成筛子样的新闻原理，而是竭力炫耀不在场的“在场感”、不掌握事实的“真相观”，在舆论原理必胜的形势下做着抗争的幻想。

这一独立的舆论生产事件，映照出的新闻样貌，有着狰狞一面。其不仅是拒绝进入舆论场，更拒绝突围新闻封锁线。 在某种意义上，盛世蝼蚁文是一次很好的压力测试。它带来的立场撕裂，是“新闻已死、舆论当立”这个趋势中，必然出现的副产品。在大是非面前，新闻的很多方面不只是衰败那么简单，而是破产。

新闻向来标榜没有好坏之分，只是还原事实。舆论更可以宣告，舆论没有好坏之别，它只是呼唤真相、提供真相。相较而言，在衰落与崛起的对照下，舆论已经走得更远了。

舆论生产“管理”的难

比职业记者更敏锐，也能迅速回应舆论权力与新闻权力的历史转换的，是管理者。

实际上，在微博领域——舆论制造的主要振荡器——这方面的动作早已开始。在以市场代价赎买市场化媒体、驯服媒体后，新闻产品的紧缩与按需生产，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时，在舆论制造上小试牛刀，用意识形态等制式舆论制造新的威力，也早有完整的操作手册。

问题是，舆论原理本身比新闻原理更加复杂。前者深植于人、人群，比后者更难收缴与管束。

生产新闻生产时，有人的地方有阵地，有阵地的有人，基本可以保证舆论无忧；但是在制造舆论时，人的心思、阵地的概念都是“随波逐流”，行云流水而无定型定式。控制舆论，显然比控制新闻难得多——毕竟前者的生产车间是人自带的，而后者车间数量有限，地点固定，人员可控。

所以，当杨改兰舆论风云乍起，新闻生产廖若星辰，可堪阅读者不超过三篇。而蝼蚁文引爆的社会批判，以舆论方式越过道德界线、政治禁区，以及认知局限，给新闻接上了导火索，点燃它。

那些怀着真诚的老派新闻人，在新闻与舆论的历史性转场中，依旧坚持古老而实质上艰难的专业原则，固然可敬佩。但从他们对社交媒体的情绪对抗中，展现了对新闻原理与舆论机制两种模式的陌生，最后导致热枕的批评旁落，因为他们批判的对象，越过了他们批判的话语，两下不在同个层面。

还有无可能弥合新闻与舆论，撮合两种原理机制的结合？恐怕很难，人的命运从来是活人替死者担任入殓师，而不是相反。新闻与舆论也许有过和平相处、融通互惠的时机，但这种良好局面往往不能自主。

就人的自由而言，特别是在现有的环境下，新闻旁落、舆论崛起，是人获得解放的一个机会。如果新闻原理不能造成正派的新闻，反而想着继续实现信息统治，这肯定是糟糕的自私自念。然而，希冀舆论清明，在其机制之上造就更多解放，只怕也是难以速成。

这就是对新闻与舆论的一点甄别。新闻有毒，好在它药性在衰减；舆论同样有毒，但被更多的清水稀释。如何选，实际上也无法选。但如果回望新闻与舆论割裂的最初时分，历史尚能如此这般，未来也不该全是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