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宋志標：「新聞旁落、輿論崛起」的大陸媒體鉅變

新聞與輿論的關係，不容易講清楚。過去，新聞輿論兩個詞語被當作同義反復，合在一起使用，不需要區分。新聞就是輿論，輿論就是新聞，沒人會甄別它們。

這是大陸媒體傳統格局下的事情，但是到了現在，新媒體格局已經成行成市，舊的媒體格局加速粉碎，而新聞與輿論亦開始「同床異夢」，逐漸分裂成兩個東西。

輿論與新聞的分化

新聞與輿論的分裂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傳統媒體一統大陸的時代。

2007年重慶釘子戶事件中，有公民記者周曙光抵達現場，以公民傳播的形式報導，將所見所聞刊發在個人博客、推特等當時尚未成氣候的社交媒體上，在傳統媒體霸住的輿論中爭得一絲地位。

兩年後，湖北石首事件時，有賴於公民記者概念的普及，以及更多的公民記者介入事件圍觀，更主要是大陸版推特——「飯否」正處在野蠻成長階段——初露端倪的社交媒體一手發動了輿論，傳統媒體在此事上無所作為。

「有新聞才能有輿論，有傳統媒體報導才能製造輿論」這條鐵律，就此發生了標誌性的動搖。輿論不再只是靠機構媒體的新聞生成；技術賦權下，個人照樣可以辦到。

新聞與輿論的分化過程，就是大陸社交媒體的發展歷史。

江西強拆的宜黃事件發生在2010年，這個時候飯否已經被指定「消滅」，微博乍起，記者鄧飛藉助它發動了一場聲勢很大的輿論攻擊。這個時候，也有傳統媒體以新聞樣式跟進，但新聞被微博吸收，迴流到信息來源更多、聲音更龐雜的輿論洪流中。

機構媒體生產的新聞，社交媒體制造的輿論，並行了數年之久，直到前者被延續至今的媒體改革運動所甩開。

2012年，傳統媒體出現了斷崖式衰落。廣告快速下滑，顯示出新興的社交媒體正在加速攻城略地，新聞製造的舊模式不合時宜。

2013年南周事件之後，「黨管媒體」原則被牢固確立，一直到「黨媒姓黨」理念的提出，都在無形中加速了傳統媒體收縮。新聞生產的舊格局，在市場壓迫與政治緊縮的雙重壓力下，崩解勢不可擋。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成為媒體新貴，意見領袖、社會批評、意識形態等議題隨時爆發，輿論爆棚成為社交媒體上新的現象級產物。

到了這個時候，機構媒體與社交媒體的關係重新書寫，它們之間就像是支流與流域的關係，前者成為後者的內容源頭之一，而且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後者做大，終於可以獨立製造輿論。

新聞已死，輿論當立

今年春節前後，微博爆出江西「鳳凰男」與上海拜金女的年夜飯事件，可以視作輿論獨立自為，徹底宣告新聞時代結束的標誌之一。

在這起輿論事件中，新聞、傳統媒體根本無力置喙。事件在信息核查、議程設置、爆點轉折等方面，迥異於常規的新聞事件。它改寫了人與新聞、新聞與世界的關係，而新聞縮略為輿論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要麼承接輿論泄露的一點信息碎渣，要麼被收編進輿論放大器的陣列。

儘管後來有關方面證偽此事，但這種證實沒有意義。它既不能支撐起新聞復興的任何希望，也不能抹殺輿論崛起的原理機制。

社交媒體成為一個越來越自在、越來越能在自主學習中自我完善的超大型媒體帝國。機構媒體念茲在茲的所謂「內容為王」、新聞主義，在比例上、影響力諸方面，都像是這個新帝國中可有可無的小堡壘——它們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為新帝國與防火牆的協議使然，而非來自於它們自身的存在價值。新聞無非是帝國為數眾多、來源廣泛的貢品中很小的一種。

在比喻的意義上，新聞已死，輿論當立。

隨之而來的，是人與信息全新的關係變遷，並伴隨着觀念的震動──因為人、媒體與世界的視野，換上了新的鏡片。 傳統媒體通過製造新聞，來將人歸入信息流下游的局面一去不復返；新聞不再成為傳統機構媒體對民眾予取予奪的權杖。籠中人被新聞餵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人對新聞有了全新的體驗。

社交媒體獨立製造輿論，人在輿論中同步生產、同步消化；甚至於，人就是輿論本身，人不再需要首先成為「新聞」中人，才能被打開話筒按鈕，人人手中都有話筒。輿論成為雲一樣的東西，下面聯結着社會、問題、情緒，輿論的驚雷，隨時迴盪在遼闊的新型帝國，炸響在新聞堡壘戶窄小的院落上空。

記者圍毆輿論

在輿論製造所形成的民主方式下，新聞生產秉持的專業原則，開始步入以競爭為名的徹底失敗者軌道——哪怕前者早就嚐到敗績，但它們懷抱新聞專業主義，並以為可以據此產生不可輕視的威力。但輿論製造原理，不管它們早已空虛的環保，給予夢遊者繼續的痛擊。

這是一個「被擊倒」的過程，全程伴隨着不甘心。有時候新聞生產者也想攫取輿論生產的新配方，但每每不得要領；於是在沮喪之中，把這些年來嫻熟養成的髒話體系，潑向輿論生產機制。

在楊改蘭之死的輿情中，再次聽到了新聞對輿論的詛咒。

職業記者作為「新聞已死」趨勢中不屈的小眾，面對毀壞的競爭格局，在遭到新聞生產權的收繳後，圍坐在曠野中，圍毆一篇網文《盛世中的螻蟻》——這篇網文觸發了輿論製造的轟鳴聲，又在輿論原理的加持下發散着它的影響力。

但是就像新聞一直被圍剿的現實，輿論之後也是謠諑不止。只不過令人感到羞恥的是，職業記者沒有認識到新聞與輿論的權屬關係已有根本性變動，或者知道也不願意揹負失落者的名義。

若說江西鳳凰男輿論，尚且只是城鄉二元對立的問題意識激發產生，那麼，楊改蘭之死與圍攻螻蟻文，則是社交媒體按照輿論原理，精巧生產社會批判的典型案例。職業記者被隔離在楊改蘭現場之外，卻不想着修補那些被打成篩子樣的新聞原理，而是竭力炫耀不在場的「在場感」、不掌握事實的「真相觀」，在輿論原理必勝的形勢下做着抗爭的幻想。

這一獨立的輿論生產事件，映照出的新聞樣貌，有着猙獰一面。其不僅是拒絕進入輿論場，更拒絕突圍新聞封鎖線。 在某種意義上，盛世螻蟻文是一次很好的壓力測試。它帶來的立場撕裂，是「新聞已死、輿論當立」這個趨勢中，必然出現的副產品。在大是非面前，新聞的很多方面不只是衰敗那麼簡單，而是破產。

新聞向來標榜沒有好壞之分，只是還原事實。輿論更可以宣告，輿論沒有好壞之別，它只是呼喚真相、提供真相。相較而言，在衰落與崛起的對照下，輿論已經走得更遠了。

輿論生產「管理」的難

比職業記者更敏鋭，也能迅速回應輿論權力與新聞權力的歷史轉換的，是管理者。

實際上，在微博領域——輿論製造的主要振盪器——這方面的動作早已開始。在以市場代價贖買市場化媒體、馴服媒體後，新聞產品的緊縮與按需生產，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時，在輿論製造上小試牛刀，用意識形態等制式輿論製造新的威力，也早有完整的操作手冊。

問題是，輿論原理本身比新聞原理更加複雜。前者深植於人、人群，比後者更難收繳與管束。

生產新聞生產時，有人的地方有陣地，有陣地的有人，基本可以保證輿論無憂；但是在製造輿論時，人的心思、陣地的概念都是「隨波逐流」，行雲流水而無定型定式。控制輿論，顯然比控制新聞難得多——畢竟前者的生產車間是人自帶的，而後者車間數量有限，地點固定，人員可控。

所以，當楊改蘭輿論風雲乍起，新聞生產廖若星辰，可堪閲讀者不超過三篇。而螻蟻文引爆的社會批判，以輿論方式越過道德界線、政治禁區，以及認知侷限，給新聞接上了導火索，點燃它。

那些懷着真誠的老派新聞人，在新聞與輿論的歷史性轉場中，依舊堅持古老而實質上艱難的專業原則，固然可敬佩。但從他們對社交媒體的情緒對抗中，展現了對新聞原理與輿論機制兩種模式的陌生，最後導致熱枕的批評旁落，因為他們批判的對象，越過了他們批判的話語，兩下不在同個層面。

還有無可能彌合新聞與輿論，撮合兩種原理機制的結合？恐怕很難，人的命運從來是活人替死者擔任入殮師，而不是相反。新聞與輿論也許有過和平相處、融通互惠的時機，但這種良好局面往往不能自主。

就人的自由而言，特別是在現有的環境下，新聞旁落、輿論崛起，是人獲得解放的一個機會。如果新聞原理不能造成正派的新聞，反而想着繼續實現信息統治，這肯定是糟糕的自私自念。然而，希冀輿論清明，在其機制之上造就更多解放，只怕也是難以速成。

這就是對新聞與輿論的一點甄別。新聞有毒，好在它藥性在衰減；輿論同樣有毒，但被更多的清水稀釋。如何選，實際上也無法選。但如果回望新聞與輿論割裂的最初時分，歷史尚能如此這般，未來也不該全是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