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曾柏文:九三抗争,与台湾年金改革中的羞辱

台湾此刻要学习的或许是:如何在制度改革时,不羞辱人。
2016年9月3日,台湾军人节,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发动大游行,抗议年金改革不公平。

2016年9月3日,台湾部分军公教(军人、公务员、教师)团体串连上凯道抗争,诉求“反污名,要尊严”,抗议政府在推动年金改革时,任凭媒体污名化军公教人员。主办单位宣称集结二十五万人;警方则一如三年前的洪仲丘案、两年前的太阳花,依照管制空间面积乘以“每平方公尺三到四人”的密度,宣称现场仅有11万人多。

值此同时,台湾社群网路更扩散著对这群抗争者的奚落──诸如“有没有游行前还要先进餐的八卦”、“准时五点散场,果然公务员”的揶揄,以及关于某个“住在旧金山、月领十二万,赶回来抗议”的故事。也有更娴熟于抗争运动者,指其诉求“不具体、不清晰”,或“年金改革方案都没出炉,不知道在抗争什么”;甚至讥讽所谓“要尊严”等于“要钱”

消息传到海峡另外一端,93抗争也在网上传开,并做为质疑蔡英文执政能力的例证。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起事件?

保守社群确认街头路线

任何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抗争现场,往往聚集著带著不同理由的人。正如两年前的太阳花,集结了包括台独反中、左派反自贸、民主派反黑箱,以及诉求世代正义的几股诉求力量;凝视这场九三抗争现场画面,也不难察觉在“反污名,要尊严”的笼统诉求下,包裹著几种同时并存的情绪:

抗争核心诉求,是所谓“蔡英文放任媒体名嘴羞辱霸凌军公教”。但不讳言,抗争者中有些2006“倒扁红衫军”的老面孔,或许这次站出来,也挟带著某种幽微的“败选的不甘”,就想给新政府好看──也难怪有“美日走狗蔡英文滚出台湾”这种标语。某些军方将领的慷慨陈词中,则反映著好一段时间以来,职业军人在台湾找不到尊严的窘境;这是蔡作为国家元首得承担的。而当多数人聚焦于“退休年金改革”对军公教群体的利益冲击;现场公开主张“退休金不能少”的人却是罕见。

对照各种网路上的奚落,我倒觉得这群年长的抗争者有一种“可爱”。其中不少参与者显然对街头抗争陌生,带著“初体验”的生涩。他们或许一辈子自诩“循规蹈矩、奉公守法”,自然不屑于搞什么占领,连游行都会听从指挥五点散场。而既然连打仗都要讲究伙食,“先吃饭储备好体力来游行”更显得理所当然。

这场“游行”,看在一些老资格的抗争眼中自然显得“太轻松、没危险”,少了点严肃重量。但想想不过两三年前,他们可能才曾在电视机前,怒叱白衫军或太阳花“无法无纪,制造纷乱”。这次站上街头,至少已经跨出一步,与他们对手达到一个基本共识:街头抗争,本是民主社会基础。遥遥呼应著十年前的红衫军,这次游行抗争,更是站在传统上趋于保守的蓝营角度,巩固了对街头路线的认可。

对我而言,这是进步。

政策交锋有限的抗争

但回归“抗争”本质来检视,这却是场欠缺有效政策交锋的游行。

抗争,总是围绕著某个核心的、可执行的政治诉求展开。抗争者提出诉求,施加压力,迫使执政者重新思量,调整政策。然而检视这次抗争者诉求,再对照总统府“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的近期会议记录,却发现双方的原则立场并不相悖:

例如联盟副召集人、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来希强调:“年金改革不能操作世代、职别和阶级,如果有人鼓动,就应受到全民谴责,退休人员要的就是一口气,一个尊严。”但依据年金改革委员会在8月18日第九次会议达到的八点共识中的一、三点,即分别为:“年金改革对象为制度,而非个人,不应以污名化任何职业别群体,作为改革年金的手段。”以及“年金改革的目的也要达成世代互助,而非挑起世代对立,以国家永续发展为终极目标。”

又例如,一些抗争者诉求的“军人的特殊性”,也已在该次会议的第八点共识提及:“考量军人的服役特性、政策性组织精简、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属性,其老年经济安全保障制度改革应有别于公教人员的差异处理。”

从抗争者角度,这或许会被视为抗争计划“迫使委员会提前回应”?

至于抗争诉求中的“蔡英文放任媒体污名军公教”,那种污名是值得愤怒,但蔡英文却非适合的究责对象。毕竟在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下,蔡总统并无任何权力,能去约束媒体名嘴的发言。把媒体表现归咎到蔡,是一种问责绿营的思维惯性。

动员社会讨论

这场欠缺政策交锋的游行,就整个政策形成的社会过程,并非徒劳。至少这场行动,动员整个社会在过去两天去关注、思考年金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其也吊诡地正为政府筹划的“全国年金会议”暖场铺路。

在短短两天网路快速传播的文本中,有若干基本普遍的看法浮现:

首先,早先媒体整理的退休公教人员月退俸的统计资料再度引起关注,“42%退休公务员、77%退休教师,周休七日仍可月领六万以上”的数据,看在劳动者平均薪资才4.7万(绝大多数还不及)的台湾社会,相对剥夺感十分明显。更有若干退休公教人员,面对当前青年低薪,出面指出自身退休后的所得“太高而不合理”。例如就在93游行那天,政大刘宏恩教授以身为军公教的身分,直言年金改革的必要,并喊出“我是军公教,我反对九三军公教大游行”。

其次,许多人都谈到,台湾不分业别的社会保险都有濒临破产的问题,难以存续。这不仅反映台湾经济活力的下行,更也肇因于“少子化”对台湾人口结构带来的压力;而后者,则反映了早期政府在制定许多政策制度时(还包括对教育供给的规划),欠缺对人口学趋势的精算。

针对军公教退休金财源的萎缩,卞中佩进一步指出,其还部分肇因于公部门内对“临时约聘、派遣工”等非典型劳雇的倚赖,导致“正式公务人员编制逐渐减少,薪资提拨至军公教退休基金的金额自然降低”。卞指出,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

不管是过去人口学精算的欠缺,或是劳动体制变迁,都凸显出“世代正义”问题的严峻。

最后,大家都普遍意识到系统性的年金改革有其必要;且在公平原则之下,应一体全盘考量。因此年金改革,不应再延续过去以职种划分,把“公职”与“非公职”对立起来;更不应该成为不同职业群体互相攻击讨伐的理由。

军公教何曾是铁板一块?

关于“公职 vs 非公职”这种对立,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萧伶伃有一段观察值得思考:

“… 把国家分成‘公仆’与‘非公仆’是国家主义与自由市场下双重逻辑的展演。公仆意味著为国家服务,这里面潜藏著‘牺牲’的概念。无论是牺牲时间自由,牺牲行动自由等等。更重要的,牺牲了‘财富上获得暴利’的可能。而‘非公仆’的人们意味著把自己丢到自由市场中去竞争,换句话说,你混得好就可以致富;混不好可能会变成社会底层。也就是盈亏自负…”

确实,在许多台湾人成长记忆中,特别是成绩好的,都曾经历“要不要考国家考试”的挣扎。换言之,其生涯展望正是由“国家主义 vs 自由市场”这组逻辑所定义的二元象限所框架──前者代表尊严、稳定;后者代表风险自负。这种对立的生涯想像如何形构?放回台湾战后史,无可回避,其又涉及昔日党国体制下,“本外省族群”在职业别分布的差异。

不过眼前的争议当下,更重要却是指出“军公教”这块被建构成一体的“吃公粮”群体,仍存在阶级、身分、世代上的高度异质性,而让任何概括都显得粗暴。

以阶级论,固然这个群体中有月领十万以上的退休高官,却也不乏每月仅能领取一万四千元就养金,生活处境绝对称不上宽裕的荣民。以身分论,某些从民间拔擢的政务官,服务短短几年,却同享月退礼遇。虽然当初制度设计有“吸引民间人才”的初衷;但这种“用退休金当诱饵”的权宜作法,不免在这波改革争议中更显刺眼。

以世代论,1995年新旧制转换也划分了三个世代──早期不少适用旧制的教师拿的是定额退休金,却面对“比预期长”的余命,不乏晚年经济困窘者;1995后的新世代,现在谈的福利也轮不到还没退休的他们。真正引起争议的只有跨越新旧制的世代。而这些只基于退休金算法的比较,甚至无法计入,不同世代在各自人生轨迹中,面对体制内外“二元象限”起落的待遇回报,各自在心中记下的帐。

毕竟,早年许多人走上公职,至少在主观攀比上,都曾有过“为了稳定的退休生活,甘愿于此刻付出一些代价”的自觉 ──不管在客观经济数字上,这个“代价”是否真的是代价。

不羞辱人的社会

说到底,这整起争议的核心从来不只是“退休金怎么算”,而是在台湾独特的历史形构中,被层层建构出的“相对剥夺感”。年金改革的难,也正在于,如何于这么多不同人曲曲折折的主观历史记忆中,熨烫出一条让大家甘愿的直线,叫“公平”。

不过回到这个心理基点,有一点是确定的:钱再如何重要,更重要的是尊重,是尊严。就是在这,看似毫无重心的游行诉求“反污名、要尊严”,反而显得点题。

93游行次日,我与身为退休教师的母亲,聊起她的退休同事们对此事的态度。“其实我们支持年金改革;不改,走出去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退休老师。以前老师是很受尊崇的职业,现在这个身分,走出去却好像被当成贼。”

这种“我不是贼”的不甘,相信,正是贯穿在9月3号广场上二十多万抗争者内心的共鸣。在其多数人的生命叙事中,自我形象是“奉公守法、一生为国”;即便制度设计有所不公,毕竟也不是他们多数人曾参与决定,能担的责任。当一起面对国家财政的现实,我愿意相信,当中多数人,也愿意理性协商合理的年金制度。

只是过去陈水扁改革 18%优惠存款时,将“劳工”与“军公教”对立的论述,2006考试院长姚嘉文的“恩俸亡国论”,甚至是2013 年国民党籍考试院长关中的“五千万科长”说,以及2015年希腊财政危机时舆论的类比,都一再打击到这群退休人员的情感。蔡英文上任宣示“年金改革”原属必然;但当台湾恶质的媒体谈话节目,纷纷用各种粗暴语言炒作消费此一议题,自然引爆这股累积以久的怨怼与焦虑,投向新上任的蔡英文。

其实目前年金改革的讨论才刚开始,很多结构还没被突出。在明年初的全国年金改革会议前,还需搜集更多资料,才能更细致地描绘社会各个群体、各个世代,在生涯中的所得积累,退休后的社福资源。有这些翔实数据,才能形成政策水平线划定的基础。这个过程,需要更透明公开的参与,需要尊重互信,而最忌讳用任何标签把一群人圈起来当靶。

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 在《正派社会》(Decent Society)中提到:文明的社会,人不会去羞辱人;正派的社会,则是制度不去羞辱人。

台湾此刻要学习的或许是:如何在制度改革时,不羞辱人。

(曾柏文,华威大学社会学博士,端传媒评论总监)

编辑推荐

读者评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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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東南亞裔的外籍工作者、農人、工人、派遣工作者、學生甚至醫護人員長期以來承受的羞辱不會少到哪裡去,甚至同屬公務體系的警消人員也被自己的長官歧視、輕視。台灣的家長動不動就叫小孩考公務員,公務員要租房子、找對象都相對容易,為什麼獨獨在年金改革這件事上,會感受到歧視、羞辱?
    過往政府在改革年金時不夠細膩,媒體名嘴善於加油添醋,所造成的劃分與比較,都沒有反轉上述的情形持續發生,何以這次會造成這麼大的反彈?
    期望作者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背後原因,或許跟你原本所想的有不小的差異。

  2. 如果需要的是尊嚴,是否想過別人也需要,每每看到年金改革金監督聯盟的代表對不同立場的人破口大罵做人身攻擊,是否也代表聯盟的態度,全教總是民進黨的側翼,年輕人是不知上進的米蟲,基層的國軍弟兄是門房,他們是否都要來跟你討尊嚴,面對這些問題就開始切割說這是少數人的個人言論。會吵的人有糖吃已經變成了口頭禪,別忘了別人跪著討的是麵包,9/3站著討的才是糖果,年紀大了還是少吃點吧

  3. 還有佔比最大的是退休後月領4、5、6、7萬且退休俸祿每年調漲的這群軍公教成員
    您口中的榮民凋零所剩無幾
    妳拿榮民的1.6萬來做比喻擺明是粉飾太平

  4. 如果作者可以客觀的描述在台灣論壇中看見的資訊,應該不難發現,大部分在網路上與網友唇槍舌戰的軍公教成員他們口中的尊重其實指的就是錢 對他們來說少一毛錢就是不尊重
    如果作者曾經看過軍公教代表在電視上的言論
    應該不難發現,他們只是打著反污名要正義的旗幟來掩蓋心中的貪婪
    不過不怪你,因為您的母親也是軍公教成員
    所以你無法客觀的看待這件事

  5. 我不喜歡這樣說,但口口聲聲說尊嚴,卻任由始作俑者帶領著上街頭,然後一點像樣的政策與論述都帶不出來…那所謂的『尊嚴』當然就會被連結到各種『下流的想像』之中,而難以獲得共鳴。
    如果沒有享受到,那就應該論述上把自己跟那些人區隔開來,而不是自願當人肉盾牌。
    如果有享受到,那就是活該去死,吃喝別人子孫這麼多年,現在還想立貞節牌坊?哪有這種事。
    要人不會羞辱人之前,先不要羞辱自己吧,明明不公不義、明明就是有一天會爆炸,還默默享受這麼些年,然後最後丟個爛攤子要別人收拾,被指指點點還要覺得委屈,要委屈也是七八年級的在委屈,哪輪得著老不修?

  6. 那些退休軍公教是自取其辱。誰會把這麼優渥的退休金自動送到你家門口,這是當年領導者賄賂軍公教,以及軍公教集體自肥造就出來的共業。他們自知這樣的錢不正當,他們有完全的自由決定要不要這個錢。然後,他們都拿了!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自主的行為負責。這是道德律的第一原則。沒人拿槍強迫他們拿不該拿的錢啊!這種人不是賊,誰是賊啊?

  7. 羞辱與否只是表面,會提羞辱 反抹黑 要尊嚴出來,實質上是種反動的修辭法
    真的核心訴求其實已經很隱微的表述了:反溯及既往與”信賴保護”原則
    我贊成年金改革,但是你們不”尊重”我,所以我要跳出來”反抹黑”,讓你們談不成改不成動不了!

  8. 如果那些名嘴、網友也能這樣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