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锐绍：北京全方位反港独的来龙去脉

近期种种态势显示，“反港独”已是官方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而这个任务的来源就是北京。不过，与其说任务来源，倒不如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实例；或者说，这也是始作俑者自制麻烦的典型；又或者说，这更是政治人物创造和利用矛盾借以达致各自政治意图的花招。无论怎样形容，这类反港独的行动和策略，只能说明中国仍然停留在封建王朝的管治思维和模式，完全脱离现代政治的现实，远低于管理现代社会所需的水平。

在此，姑且引用内地官员的一句话：“反港独必须是全方位的。”在这方针之下，出现了“全方位反港独”的言行──梁振英、林郑月娥、袁国强等高级港官必须紧跟其后，不用多说；在立法会选举中临时出笼、逼使参选人表态的“确认书”，也是当前必不可少的门闩，只要把主张“港独”的人赶走，那怕确认书会引发更大的后遗症；教育局长吴克俭后知后觉，或者先前不敢争领风骚，最近也不得不赶快行动，约见教育界人士，阻止港独在教育圈中继续发酵，甚至在这个敏感时刻上京与教育部官员会面，令外界质疑他是否到京请示。中联办官员当然不遑多让，除了主任张晓明和法律部长王振民先后发表“义正辞严的讲话”之外，其他官员在不同场合碰见友好人士，也直接要求反港独，“一定要有底线，不能超越底线”。

于是乎，建制派内的各路英雄，纷纷照本宣科，不管是拾人牙慧，还是自由发挥，总之就是要政治正确。有某种代表性的刘兆佳更直言：有关方面也预计到会出现反弹（尤其是确认书出笼之后），但估计可以承受得起，而且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去马反港独吧！其他建制派人士，无论是否参加立法会选举，都纷纷祭起反港独的正义大旗，还以质问政敌“你是否支持港独”为武器，力求先发制人。

从中国历次政治宣传和运动的经验可见，这些都是有组织、有目标、有明确任务的部署和行动，绝对不是香港某方面可以自行决定的政策。尤其是传闻上月底在北京举行了有关港澳工作的会议之后，各种迹象纷纷呈现，令人感到北京已把港独视为眼前一个重大的挑战和危机，所以反港独是当前急务，不能怠慢。

可是，北京平时不是很有气魄，很有信心的吗？不是天塌下来也面不改容的吗？为什么这时却诚惶诚恐呢？谈到这个问题，也许有三大原因，当中有远因，也有近因，不妨细致分析：

北京对香港爱恨交集

其一，香港回归以来，北京对香港一直有一种爱恨交集的心态，只是在不同的领导人主政期间有不同的表现而已。从领土和主权的角度看，北京视香港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看，北京比较务实地看待“两制”以及“两制”的差异，因为经济部分已愈来愈趋向“一制”，即大陆经济运作也愈来愈资本主义化，两地磨擦较少。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上，北京一直视香港为“白区”，即香港仍然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管辖，甚至不能直接发号司令而且一令即行的地区，香港仍残留著很多旧痕和充满不稳定因素。内地不少官员在私下谈话时说：“香港回归快20年了，为什么香港人的脑袋还未回归？所以必须小心预防。”在这种思维主导之下，很多政策和措施都令香港仍然置身“境外”；虽然这也是保护“两制”的必要措施，但当中却有不少恐惧香港影响内地的因素。

在香港回归之初，北京尚可以容忍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皆因当时要向台湾示范“一国两制”，而且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仍未壮大，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借助或利用香港。但自2003年之后，北京对香港的某些情况愈来愈看不顺眼，两地磨擦渐多；尤其是政治上的磨擦，更令北京担心失控，因而对“两制”逐渐失去耐性。

近年，有些内地官员甚至埋怨邓小平：“为什么老邓当年那么糊涂，竟然答应香港人‘一国两制’？弄得我们今天管治香港那么困难。”容或这只是某些官员的话，但却反映了一种无法管治、无法管好香港，以至无法从心所欲地用权的不满和怨愤（但他们却甚少反思为什么，尤其是自己的错误，下详）。

于是，北京在“渐进策略”之下改变了“一国两制”的内涵（例如“一国两制”是“一国高于两制”，“港人治港”是“爱国爱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等于完全自治），治港政策不断收紧，后来更变成“为我（中央）所用”。有些官员更直接说出“以我（中共中央）为主”的话，把对敌斗争、毫不妥协的政策放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之上。如果从深层次的潜意识来看，这更是一种“你不听话，莫怪我狠”的心理反映。

到了近年，中国大陆的内部问题与日俱增，中共高层必须花精神，加大气力处理，从经济到政治，从内忧到外患，从制度到人事，尤其是高层的权力游戏，更是习近平必须面对的难题。在此情况下，他当然首先处理党内和内地问题，所以更要求香港不要乱；假如出现他眼中的所谓“乱”，他宁可不顾一切，先行施压。这是“压下去之后再说”的惯性思维，久而久之，就变成“只讲目的，不理后果”的决策和动作。对于近期的所谓“港独危机”，更形成北京的心魔，要不由分说地打，打了再说。

从“外国势力”到“外部势力”

其二，自从2003年之后，北京认为“外国势力”加紧利用香港，旨在搞乱中国。后来，“外国势力”（尤指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北京眼中逐渐演变为“外来势力”（反对中共的台湾和海外华人力量也被包括在内，因为他们不算外国），再演变为“外部势力”（香港和境外非政府组织也被包括在内）。

北京认为，“外部势力”在香港和内地正进行六大方面的渗透，也就是和平演变，包括：挑起因贫富悬殊而形成的社会危机；提升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民主诉求；刺激青少年的躁动；推动传播界争取更大的新闻自由；协助发展民间的互联网，以及协助非政府组织不断扩大。所以，北京认为要修定《国家安全法》，要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法，要加强互联网法例。

对于近期的港独言论，北京更视为近期的一大动向，有内地官员甚至认为，这是外国在背后推动的，因为“一些主张港独的人曾应邀到外国访问交流”（有如当年中共到前苏联接受“共产国际”培训一样），这不是“外国利用香港青年人来颠覆中央吗？”其实，这些都是国际活动中的常态，但这类无限上纲的思维把北京缠得死死的，结果只是作茧自缚。

港台反共力量加强联系

其三，除了存在已久的“外部势力”之外，北京还感到最近一两年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就是香港和台湾两地的“反共力量”（尤其是青少年）在“外国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正不断加强联系，交流经验。其中，台湾的青年政治生力军“时代力量”，已成为台湾立法院的第三大势力，可以跟香港政界的青年人交流如何晋身立法机关的经验，甚至可以结成联盟（例如定期的视像会议、选举期间的互相参访、研究如何通过诸如“周子瑜事件”等话题引起社会关注）。

在北京眼中，这一发现非同小可，令他们感到祸及燃眉。他们暂时不能遏制台湾，尤其是民进党再度在台湾执政之后更不好办，所以只好在香港先发制人，把不顺心和不顺眼的事物打下去（包括港独）。如果说上述谈到北京的心魔和“外部势力”是北京进一步收紧治港政策的远因，那么第三点就是近因。

反港独过程的演变

上面谈了北京“全方位反港独”的原因，但必须注意这个过程的演变。其实，在2014年底的“雨伞运动”之后，北京对港独只是观察、监控，但没有公开大肆批评。用当时内地官员的话说：“中央仍然在听其言，观其行。”当时有内地和香港人士同时向北京建议，在“雨伞运动”后应该多做青年人工作，包括：先跟温和民主派的青年人进行公开或不公开的接触（按对方意愿）；要懂得把香港青年人分类，不要把所有青年人都视为“激进”，并安排内地的青年团体来港与香港的民主派青年团体交流。建议很多，但北京的惯性是“硬的快，软的慢”，也就是“左”的行动来得很快，但温和的意见却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得到接受。结果，梁振英就在2015年宣读《施政报告》之前，先来“脱稿”狠批港独，从而触发了港独之争，令港独成为更热门的话题。

我不推测梁振英的动机，但从客观效果而言，这至少可以向北京表现他的政治敏感度，而且显示他可以快、狠、准地主动出击，在政治上绝对是“可以放心的人”。其后，在他的影响下，官员不敢出席民主派的党庆活动。此外，先后发生香港大学“陈文敏事件”、廉署“李宝兰事件”、一些学运和社运人士被延后检控或定罪、立法会选举首创“确认书”制度………表面上这是不同部门各司其职，但排除不了政府高层在背后操作的影子，市民一看便知。

换言之，有权的人已不计较被外界看穿西洋镜，反正他的权力不是来自老百姓。对于这一点，内地官员也看得清楚，有些官员更直截了当地说：“把自己的利益与中央的利益挂钩，是中国官场的惯常做法”；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梁振英非常懂得捕捉官场特点和时机。但假如中央日后因为自身的利益而改变政策的时候，跟红顶白的下官就可能成为最容易牺牲的烂木头。这一切有待历史验证。

既是上有好者，下有甚焉，香港的“一男子问题”就更凸出了。处事官员既不懂“擦边球”，更不敢“擦边球”，对来自上级的政策只懂顺应，陷入封建王朝那种“微臣不敢倒捏龙鳞”的境地。这种现象中外古今如是，但政治封闭的国家和地区的问题更为严重。

在“全方位反港独”的呐喊之下，梁天琦等人被拒于立法会选举的门外，确认书引发了一大堆后遗症。例如：法治基础进一步破坏，即使官员用了各种方式解说，但依然无法服众；于是，人治色彩愈来愈强烈，官员甚至可以随意解说，不管外界是否接受，反正权在我手。

此外，政府把政治审查的责任推给选举主任，令公务员担心成为磨心，进一步动摇公务员的信心。不过，这倒不是政府担心的事，不高兴的公务员可以随便辞职，反正自有后来人，那管什么公务员质素下降；如果公务员不听话，还可以用升迁机会作为杀手锏，加以控制；近期先后出现的“完成署任年期后不获升迁”的个案渐多，正是例证。

与此同时，内地又出现有关“一国两制”的“阶段特征论”。这完全是内地根据他们的眼前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言论，与香港的实际情况和香港市民的真实认知背道而驰。这种“阶段特征论”反映了中国特色的思维──为了先行解决眼前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不惜扭横折曲，创造舆论把自己的判断合理化，即使以后会产生更多和更大的难题，也不理会了；反正以后自己可能已不在其位，不需问责和烦恼。在在说明，香港回归至此，政治上已愈来愈大陆化，内部腐烂逐步浮面。

盲目反港独，愈反愈独

其实，北京面对港独趋势，应该自行深入地找寻原因（例如政治改革逆民意，青年政策不符合青年期望），而不是盲目打压。可惜，反省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认错更不是中国的政治血液。在北京盲目的“全方位反港独”之下，可以预见以下的局面：

一、本来只是小众的港独声音，在官方打压之下，芝麻将会变成西瓜，日后只会愈打愈大，还会变成大冬瓜。北京不妨从它“反台独”的政策之下汲收教训，大陆愈反“台独”，台独的倾向愈明显，认同者（或不反对者）愈来愈多，尤其在台湾青年身上，更体现到这种变化。近期，有关方面邀请前台湾国防部长郝柏村来港发表演说，指“台独港独都是不忠不孝”，但效果只是你有你说，根本不能进入香港和台湾青年人的耳里。

二、不单台湾和香港的青年人将在政治议题上慢慢走近，两岸四地（包括大陆和澳门在内）的年轻人也会逐渐在政治诉求上趋同。目前，澳门和大陆的年轻人暂时没有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上的强烈诉求，但这不等于他们对政治无动于衷，只是条件未成熟而已。其实，要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都是人类发展的自然态势，当年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高压，向它要求民主自由，也是这个规律。如果中共不理会这个历史规律而盲目打压，最终只会扮演当年国民党的角色！

三、不单青年对大陆抗拒，成年人也不认同高压的管治模式。在香港，很多人不认同港独，但至少不反对讨论（也许更多人经讨论后不赞成港独）；如果连讨论的机会也被剥夺，日后只会任由官方决定言论范围，那将是更大的灾难。这种情况愈来愈引起台湾人的关注。

2013年我在台湾采访，那时候台湾人对“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说法没有反应；但今年我再到台湾观选时，不少台湾人已提出“警惕今日香港，避免明日台湾”。假如北京仍然只侧重反港独、反台独的底线思维，只会适得其反。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大陆有官员认为，大不了最后“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北京高层真的这样想，那么大陆人民也可能会激于义愤，反对他们发动内战，届时中共更难以依靠穷兵黩武来稳住江山，它的政权只会受到更大的挑战。不要小看已经逐步醒觉的中国人民。

四、北京不想外国势力和“外部势力”干扰大中华地区，但如果北京继续盲目打压，它不想看见的外来干预只会愈来愈得心应手。因为北京自己创造了很多本来不是敌人的“敌人”，最后这些“敌人”正好与真正的敌人互相配合，与你来一场生死战。

如今之计，中共应该把它的底线提高，不能水涨船不高；也就是说，人民的诉求（包括政治）提高，但如果官方仍然用大锚固定船只与海床的高度，最后只会水淹船翻。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文汇报》职驻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