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劉銳紹：北京全方位反港獨的來龍去脈

近期種種態勢顯示，「反港獨」已是官方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而這個任務的來源就是北京。不過，與其說任務來源，倒不如這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實例；或者說，這也是始作俑者自製麻煩的典型；又或者說，這更是政治人物創造和利用矛盾藉以達致各自政治意圖的花招。無論怎樣形容，這類反港獨的行動和策略，只能說明中國仍然停留在封建王朝的管治思維和模式，完全脫離現代政治的現實，遠低於管理現代社會所需的水平。

在此，姑且引用內地官員的一句話：「反港獨必須是全方位的。」在這方針之下，出現了「全方位反港獨」的言行──梁振英、林鄭月娥、袁國強等高級港官必須緊跟其後，不用多說；在立法會選舉中臨時出籠、逼使參選人表態的「確認書」，也是當前必不可少的門閂，只要把主張「港獨」的人趕走，那怕確認書會引發更大的後遺症；教育局長吳克儉後知後覺，或者先前不敢爭領風騷，最近也不得不趕快行動，約見教育界人士，阻止港獨在教育圈中繼續發酵，甚至在這個敏感時刻上京與教育部官員會面，令外界質疑他是否到京請示。中聯辦官員當然不遑多讓，除了主任張曉明和法律部長王振民先後發表「義正辭嚴的講話」之外，其他官員在不同場合碰見友好人士，也直接要求反港獨，「一定要有底線，不能超越底線」。

於是乎，建制派內的各路英雄，紛紛照本宣科，不管是拾人牙慧，還是自由發揮，總之就是要政治正確。有某種代表性的劉兆佳更直言：有關方面也預計到會出現反彈（尤其是確認書出籠之後），但估計可以承受得起，而且長痛不如短痛。所以，去馬反港獨吧！其他建制派人士，無論是否參加立法會選舉，都紛紛祭起反港獨的正義大旗，還以質問政敵「你是否支持港獨」為武器，力求先發制人。

從中國歷次政治宣傳和運動的經驗可見，這些都是有組織、有目標、有明確任務的部署和行動，絕對不是香港某方面可以自行決定的政策。尤其是傳聞上月底在北京舉行了有關港澳工作的會議之後，各種跡象紛紛呈現，令人感到北京已把港獨視為眼前一個重大的挑戰和危機，所以反港獨是當前急務，不能怠慢。

可是，北京平時不是很有氣魄，很有信心的嗎？不是天塌下來也面不改容的嗎？為什麼這時卻誠惶誠恐呢？談到這個問題，也許有三大原因，當中有遠因，也有近因，不妨細緻分析：

北京對香港愛恨交集

其一，香港回歸以來，北京對香港一直有一種愛恨交集的心態，只是在不同的領導人主政期間有不同的表現而已。從領土和主權的角度看，北京視香港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經濟角度看，北京比較務實地看待「兩制」以及「兩制」的差異，因為經濟部分已愈來愈趨向「一制」，即大陸經濟運作也愈來愈資本主義化，兩地磨擦較少。但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之上，北京一直視香港為「白區」，即香港仍然不是中國共產黨直接管轄，甚至不能直接發號司令而且一令即行的地區，香港仍殘留著很多舊痕和充滿不穩定因素。內地不少官員在私下談話時說：「香港回歸快20年了，為什麼香港人的腦袋還未回歸？所以必須小心預防。」在這種思維主導之下，很多政策和措施都令香港仍然置身「境外」；雖然這也是保護「兩制」的必要措施，但當中卻有不少恐懼香港影響內地的因素。

在香港回歸之初，北京尚可以容忍這些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皆因當時要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而且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仍未壯大，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借助或利用香港。但自2003年之後，北京對香港的某些情況愈來愈看不順眼，兩地磨擦漸多；尤其是政治上的磨擦，更令北京擔心失控，因而對「兩制」逐漸失去耐性。

近年，有些內地官員甚至埋怨鄧小平：「為什麼老鄧當年那麼糊塗，竟然答應香港人『一國兩制』？弄得我們今天管治香港那麼困難。」容或這只是某些官員的話，但卻反映了一種無法管治、無法管好香港，以至無法從心所欲地用權的不滿和怨憤（但他們卻甚少反思為什麼，尤其是自己的錯誤，下詳）。

於是，北京在「漸進策略」之下改變了「一國兩制」的內涵（例如「一國兩制」是「一國高於兩制」，「港人治港」是「愛國愛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治港政策不斷收緊，後來更變成「為我（中央）所用」。有些官員更直接說出「以我（中共中央）為主」的話，把對敵鬥爭、毫不妥協的政策放在「一國兩制」的香港之上。如果從深層次的潛意識來看，這更是一種「你不聽話，莫怪我狠」的心理反映。

到了近年，中國大陸的內部問題與日俱增，中共高層必須花精神，加大氣力處理，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憂到外患，從制度到人事，尤其是高層的權力遊戲，更是習近平必須面對的難題。在此情況下，他當然首先處理黨內和內地問題，所以更要求香港不要亂；假如出現他眼中的所謂「亂」，他寧可不顧一切，先行施壓。這是「壓下去之後再說」的慣性思維，久而久之，就變成「只講目的，不理後果」的決策和動作。對於近期的所謂「港獨危機」，更形成北京的心魔，要不由分說地打，打了再說。

從「外國勢力」到「外部勢力」

其二，自從2003年之後，北京認為「外國勢力」加緊利用香港，旨在搞亂中國。後來，「外國勢力」（尤指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政府）在北京眼中逐漸演變為「外來勢力」（反對中共的台灣和海外華人力量也被包括在內，因為他們不算外國），再演變為「外部勢力」（香港和境外非政府組織也被包括在內）。

北京認為，「外部勢力」在香港和內地正進行六大方面的滲透，也就是和平演變，包括：挑起因貧富懸殊而形成的社會危機；提升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民主訴求；刺激青少年的躁動；推動傳播界爭取更大的新聞自由；協助發展民間的互聯網，以及協助非政府組織不斷擴大。所以，北京認為要修定《國家安全法》，要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要加強互聯網法例。

對於近期的港獨言論，北京更視為近期的一大動向，有內地官員甚至認為，這是外國在背後推動的，因為「一些主張港獨的人曾應邀到外國訪問交流」（有如當年中共到前蘇聯接受「共產國際」培訓一樣），這不是「外國利用香港青年人來顛覆中央嗎？」其實，這些都是國際活動中的常態，但這類無限上綱的思維把北京纏得死死的，結果只是作繭自縛。

港台反共力量加強聯繫

其三，除了存在已久的「外部勢力」之外，北京還感到最近一兩年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新動向，就是香港和台灣兩地的「反共力量」（尤其是青少年）在「外國勢力的暗中支持下」，正不斷加強聯繫，交流經驗。其中，台灣的青年政治生力軍「時代力量」，已成為台灣立法院的第三大勢力，可以跟香港政界的青年人交流如何晉身立法機關的經驗，甚至可以結成聯盟（例如定期的視像會議、選舉期間的互相參訪、研究如何通過諸如「周子瑜事件」等話題引起社會關注）。

在北京眼中，這一發現非同小可，令他們感到禍及燃眉。他們暫時不能遏制台灣，尤其是民進黨再度在台灣執政之後更不好辦，所以只好在香港先發制人，把不順心和不順眼的事物打下去（包括港獨）。如果說上述談到北京的心魔和「外部勢力」是北京進一步收緊治港政策的遠因，那麼第三點就是近因。

反港獨過程的演變

上面談了北京「全方位反港獨」的原因，但必須注意這個過程的演變。其實，在2014年底的「雨傘運動」之後，北京對港獨只是觀察、監控，但沒有公開大肆批評。用當時內地官員的話說：「中央仍然在聽其言，觀其行。」當時有內地和香港人士同時向北京建議，在「雨傘運動」後應該多做青年人工作，包括：先跟溫和民主派的青年人進行公開或不公開的接觸（按對方意願）；要懂得把香港青年人分類，不要把所有青年人都視為「激進」，並安排內地的青年團體來港與香港的民主派青年團體交流。建議很多，但北京的慣性是「硬的快，軟的慢」，也就是「左」的行動來得很快，但溫和的意見卻要很長的時間才會得到接受。結果，梁振英就在2015年宣讀《施政報告》之前，先來「脫稿」狠批港獨，從而觸發了港獨之爭，令港獨成為更熱門的話題。

我不推測梁振英的動機，但從客觀效果而言，這至少可以向北京表現他的政治敏感度，而且顯示他可以快、狠、準地主動出擊，在政治上絕對是「可以放心的人」。其後，在他的影響下，官員不敢出席民主派的黨慶活動。此外，先後發生香港大學「陳文敏事件」、廉署「李寶蘭事件」、一些學運和社運人士被延後檢控或定罪、立法會選舉首創「確認書」制度………表面上這是不同部門各司其職，但排除不了政府高層在背後操作的影子，市民一看便知。

換言之，有權的人已不計較被外界看穿西洋鏡，反正他的權力不是來自老百姓。對於這一點，內地官員也看得清楚，有些官員更直截了當地說：「把自己的利益與中央的利益掛鉤，是中國官場的慣常做法」；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梁振英非常懂得捕捉官場特點和時機。但假如中央日後因為自身的利益而改變政策的時候，跟紅頂白的下官就可能成為最容易犧牲的爛木頭。這一切有待歷史驗證。

既是上有好者，下有甚焉，香港的「一男子問題」就更凸出了。處事官員既不懂「擦邊球」，更不敢「擦邊球」，對來自上級的政策只懂順應，陷入封建王朝那種「微臣不敢倒捏龍鱗」的境地。這種現象中外古今如是，但政治封閉的國家和地區的問題更為嚴重。

在「全方位反港獨」的吶喊之下，梁天琦等人被拒於立法會選舉的門外，確認書引發了一大堆後遺症。例如：法治基礎進一步破壞，即使官員用了各種方式解說，但依然無法服眾；於是，人治色彩愈來愈強烈，官員甚至可以隨意解說，不管外界是否接受，反正權在我手。

此外，政府把政治審查的責任推給選舉主任，令公務員擔心成為磨心，進一步動搖公務員的信心。不過，這倒不是政府擔心的事，不高興的公務員可以隨便辭職，反正自有後來人，那管什麼公務員質素下降；如果公務員不聽話，還可以用升遷機會作為殺手鐧，加以控制；近期先後出現的「完成署任年期後不獲升遷」的個案漸多，正是例證。

與此同時，內地又出現有關「一國兩制」的「階段特徵論」。這完全是內地根據他們的眼前需要而創造出來的言論，與香港的實際情況和香港市民的真實認知背道而馳。這種「階段特徵論」反映了中國特色的思維──為了先行解決眼前的重大問題和主要矛盾，不惜扭橫折曲，創造輿論把自己的判斷合理化，即使以後會產生更多和更大的難題，也不理會了；反正以後自己可能已不在其位，不需問責和煩惱。在在說明，香港回歸至此，政治上已愈來愈大陸化，內部腐爛逐步浮面。

盲目反港獨，愈反愈獨

其實，北京面對港獨趨勢，應該自行深入地找尋原因（例如政治改革逆民意，青年政策不符合青年期望），而不是盲目打壓。可惜，反省不是中國的政治文化，認錯更不是中國的政治血液。在北京盲目的「全方位反港獨」之下，可以預見以下的局面：

一、本來只是小眾的港獨聲音，在官方打壓之下，芝麻將會變成西瓜，日後只會愈打愈大，還會變成大冬瓜。北京不妨從它「反台獨」的政策之下汲收教訓，大陸愈反「台獨」，台獨的傾向愈明顯，認同者（或不反對者）愈來愈多，尤其在台灣青年身上，更體現到這種變化。近期，有關方面邀請前台灣國防部長郝柏村來港發表演說，指「台獨港獨都是不忠不孝」，但效果只是你有你說，根本不能進入香港和台灣青年人的耳裡。

二、不單台灣和香港的青年人將在政治議題上慢慢走近，兩岸四地（包括大陸和澳門在內）的年輕人也會逐漸在政治訴求上趨同。目前，澳門和大陸的年輕人暫時沒有表現出他們在政治上的強烈訴求，但這不等於他們對政治無動於衷，只是條件未成熟而已。其實，要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都是人類發展的自然態勢，當年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高壓，向它要求民主自由，也是這個規律。如果中共不理會這個歷史規律而盲目打壓，最終只會扮演當年國民黨的角色！

三、不單青年對大陸抗拒，成年人也不認同高壓的管治模式。在香港，很多人不認同港獨，但至少不反對討論（也許更多人經討論後不贊成港獨）；如果連討論的機會也被剝奪，日後只會任由官方決定言論範圍，那將是更大的災難。這種情況愈來愈引起台灣人的關注。

2013年我在台灣採訪，那時候台灣人對「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沒有反應；但今年我再到台灣觀選時，不少台灣人已提出「警惕今日香港，避免明日台灣」。假如北京仍然只側重反港獨、反台獨的底線思維，只會適得其反。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大陸有官員認為，大不了最後「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如果北京高層真的這樣想，那麼大陸人民也可能會激於義憤，反對他們發動內戰，屆時中共更難以依靠窮兵黷武來穩住江山，它的政權只會受到更大的挑戰。不要小看已經逐步醒覺的中國人民。

四、北京不想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干擾大中華地區，但如果北京繼續盲目打壓，它不想看見的外來干預只會愈來愈得心應手。因為北京自己創造了很多本來不是敵人的「敵人」，最後這些「敵人」正好與真正的敵人互相配合，與你來一場生死戰。

如今之計，中共應該把它的底線提高，不能水漲船不高；也就是說，人民的訴求（包括政治）提高，但如果官方仍然用大錨固定船隻與海床的高度，最後只會水淹船翻。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文匯報》職駐北京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