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
今届香港立法会选举提名尘埃落定，早前担忧的局面亦成事实：所有主张变更香港主权（包括独立、归英）的候选人，均被选举管理委员会（选管会）以“不拥护亦无意拥护《基本法》”为由，取消参选资格。而早前于新界东补选崭露头角的本土民主前线（本民前）候选人梁天琦，更被选举主任以其言行往绩之类“传闻陈述”（Hearsay）为根据，信纳其并非由衷放弃港独立场而禁止出选。
选管会沦为《1984》中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不但越俎代庖担当法官角色，审查参选者的政见及思想，最终更以主观的标准，判断参选者政治立场能否变更，变相终身剥夺个别人士政治权利。政府是否合理合法地考虑选举资格，昭然若揭，香港选举距离专制社会下的“鸟笼民主”，又迈进一步。
事件发展至今，本土派焦点已不止于研究选举策略、如何投票等问题。本土派真正关心的，一方面是他们经历一场选前政治审查后元气大伤，如何重整旗鼓、在议会内外分进合击；另一方面是，本地政治败坏至此，香港距离愤懑爆发，转化为社运甚至革命之路，究竟有多远。
当部分本土派无法被政府吸纳于建制之内，会否如早前所言更趋激进化？特区政府玩火的后著如何，尚待观察。相对而言，一场选举无法将所有人精力同眼光集中于选举本身，而是关注选举外的政治操作以至进一步被激起的港独思潮，相信除了用更高妙或者更铁腕的手段以外，几无可能化解这股矛盾。
从社运到“全面革命”
议会陷入失效，如今就连选举也沦为伊朗北韩类同，香港政治已是主权易手1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败坏。政治急遽衰败，“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编按：雨伞运动）后本土派乘势崛起，隐然有山雨欲来之兆。
梁天琦于被褫夺参选权当天的记者招待会，除了批评政府决定、公布与青年新政策略合作以外，也明言在中共治下，香港是无缘实现民主的独裁之地，政治出路唯有革命一途；民族党代表陈浩天，也于上周五在添马公园举行集会，交待本土派的后续路向。
最终，数千人参与香港首个以“香港独立”为主题的集会，成为国际传媒焦点。会上除了由五位竞选无门的参选者发言，更关键是民族党的陈浩天及本民前的梁天琦。他们透彻剖析本土势力的不足在于资源的匮乏，诸如人才、财力、媒体、情报等范畴。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争取独立不应再局限于社运抗争的参与，而是要同时展开各社会阶层的推广。他们为港人重夺香港主权的路线图订定方向，试图确立本土独派的基本路线。
本土派希望透过资源及组织的整合，一方面克服搭顺风车（Free-rider）的心态，另一方面则发挥更大的能量迫使政府让步，甚至进而令政权更张。本土力量协调的目的和重要效果，在于建立信息传递渠道，辨认同路人、交流意见及动员支持者，以便同步采取抗议行动。本土派举办大型集会，不是希望回到以“安全”为共识的社运，而是此途径的体现──集会不止是对公众的理念宣传，也具有组织建立及扩阔动员信息网络的功用，为将来进一步发展铺路。
政权如何压制大规模反抗
大规模集体反抗，基本上要满足两项条件：一、结构因素，即构成及凝聚民心不满现状的原因，诸如长期高压管治、制度败坏、政策失衡、贪污腐化、经济民生困乏、国际干预等累积的结果；二、催化因素，即将上述不稳情绪转化为具体抗议行动，既可能由个别团体就特定议题发起，亦可出于非关政治的偶发事件。
然而要知道，中共不是省油的灯，不会守株待兔，待本土力量成形方作打击。他们将极尽所能地维持其在香港的领导地位，压制任何引致大规模反抗运动的可能。其权力运作的法则有三：
一、决定政府机器（行政、立法、司法及旗下之执法部门）之人事任命；
二、党大于国。在权力机构作出政策决定前，先由党议决国政大方针；
三、党组织负责监督相应之中央政府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群众组织。
中共政治体系下的政府机器，必须既深且广地渗透与控制社会中的次级组织，全面垄断政治过程。要达到维稳目的，往往要透过监视民众集会结社活动，杜渐防萌。是以，由中共幕后操控的特区政府，也沿用此法则，限制本土派之参选权利，而在其集会结社的过程中诸多阻挠。从事前情报收集到行动当天的警力布防，可见一斑。
而要制止社运冲突异变为挑战政权的力量，以免重蹈2014年政改方案争议引发“遮打革命”大型占领的覆辙，特区政府可能会采取三种策略，防止未来大规模反抗运动再度爆发：
一、消除导致社会不满的结构因素；
二、瘫痪具备动员群众能力的政党团体，尤其是新兴组织；
三、因应任何可能造成民众聚集的非政治偶发事件，防止其转化为政治性示威抗议。
逻辑上，从上而下改革以解决社会不公，是防止任何大型抗争的治本措施。以合宜的政策施政回应市民诉求，能吸引他们容忍、支持现状，消弭反抗因子。然而，无论政府有否改善经济民生的善愿，也无法彻底消除今天香港社会的矛盾。
首先，实施公共政策代表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当前香港现状是产业局部倾斜、经济向中国靠拢、政商勾结、中国经济入侵令港人付出惨痛代价（例如楼宇被炒卖，致使楼价不断上涨等）；其次，即使经济民生得以改善，也永远无法满足港人追求的政治权利。“8．31决定”关上政改咨询的大门，本地民主运动的“真普选”目标永远无法实现，今届立法会选举更是将中共操纵选举的意图发挥得淋漓尽致。
治本不成，退而治标
所以，特区政府唯有循抑压催化因素著手，以两项治标措施预防及压制抗争爆发。
第一项措施是瘫痪拥有动员群众能力的政党团体。其目的是防止社会上出现不受控制的信息网络，将整合资源和组织的反抗运动消解于无形。换言之，不管组织目前是否对政权怀有敌意，政权也必须立刻瘫痪这类民间团体，防止其未来演化成反抗运动的指挥中枢。由于对中共威权与实然统治产生威胁的关键，在于组织的动员能力，因而对付组织的方法，就是瘫痪其领袖、破坏内部联络系统。尤其是如今出现以独立为纲领的本土组织，更是要翦除而后快。
例子是，陈浩天未能以民族党申请注册公司，本民前黄台仰、梁天琦面临沉重的司法检控，一众泛本土组织成员受严密信息监控，集会等行动也有铺天盖地的警力严阵以待，正式申请场地也受诸多阻碍，就连参与选举也遭行政粗暴干预。本土派的潜在支持者或同路人也在政府打击范围之内，被警方借故罗织罪名（如“不诚实使用电脑”之类）而拘捕。幕后黑手试图摧毁新生组织，缩窄其公共影响力，确实不遗余力。
政府另一个治标措施，是谨慎妥善处理非政治偶发事件。他们会尽办法防止市民利用政治敏感度低的事件聚集（例如2013年的香港电视集会），将原来非政治本质的活动，转移为政治诉求，对特区政府构成直接挑战。除了提升警队的戒备状态、增强其器械及训练、修筑防御工事等一般措施外，政府亦可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包括长期监视重要政府建筑（如政府总部、立法会、特首办）或战略要点（如曾经爆发大型占领的旺角弥敦道十字路口）、监控知名社运人士出席的活动、限制集会地点及参加人数等。
不过，以上两项治标措施同样有致命缺憾，陷入“松紧两难”的困境。缩小针对目标，仅瘫痪政治组织的领袖及联系，无法完全消除组织的扩散。一来社运群众在“遮打革命”后学懂组织及联络上的灵活变动，即使一个团体陷入险境，也会化整为零，新的领袖人物可能从一般成员中逐渐形成，再度对政权形成威胁；若然政府扩大打击范围，在新生组织还未产生反政府意图时，便对其成员赶尽杀绝，则会激使他们永远走向对立面，反而弄巧成拙，增强反政府力量。
其次，由于不知道怎样的非政治活动可能转变成大型抗争的催化事件，政府必须长期监控所有集会示威，导致维稳机器负担益重。随著现代电子通讯设备普及，监控工作更为繁复。手提电话、互联网等通讯设备，令市民获得不同资讯，将信息广传也更为便捷，故此政府控制民众意识形态与监视其活动愈发困难，疏漏容易出现。过度的监控，只会引起更强烈的社会不安，通讯受阻也会损害经济发展。是以，政府耗费资源严控社会动荡，终将事倍功半。
转向更复杂操作，做好准备
如此一来，无论大规模反抗运动出现与否，特区政府的倒行逆施、中共对港情处置的矫枉过正，都会导致民怨攀升。对现状不满的民间讯息交流，令市民更加认知政府管治能力的削弱，任何原本非政治化的事件，也有机会全面激化社会不满，造成大规模反抗运动，甚至迎来中共的噩梦──“分离主义”的炽盛。
以上种种，未必出于个别组织事前详细规划的结果，而是在群众思潮与组织提倡的政治主张，交织而成的路向。当特区政府以为制止本土派参选，就是防止本土意识向公众广传时，实际上可能带来反效果。未来可以预见的是，执法机关会进一步限制言论、发表、集会、结社等自由，而且措施是针对被视为潜在分离势力的整个泛本土光谱，意欲令该等团体缺乏机会、人脉、时间与资源去组织社运，无法以资源动员的途径壮大反抗力量。
本土派现时除论述及社运以外，并未累积足够政治实力与政权抗衡，因为民气是稀有资源，并非一时三刻能累积。“和平占中”也要花上逾一年，才成功推广成街头占领概念。与之前外界对本土派走向纯粹激进和暴力化的猜想有异，本土派未来很可能转向更复杂的操作，投入更加多时间、人力及物力开辟新战场，无论是参选议会、筹备组织、吸纳人才、研究政策、拓展对外关系网络，甚至是争取传媒报导、打舆论战、公开宣传，从各范畴争取发言权，在重大变故之前，时刻做好准备。
（无妄斋，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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