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無妄齋:香港本土獨派的抗爭轉向

與外界對本土派走向純粹激進和暴力化的猜想有異,他們未來很可能轉向更複雜的操作,投入更加多時間、人力及物力開闢新戰場。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

狄更斯《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by Charles Dickens, 1859)

今屆香港立法會選舉提名塵埃落定,早前擔憂的局面亦成事實:所有主張變更香港主權(包括獨立、歸英)的候選人,均被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以「不擁護亦無意擁護《基本法》」為由,取消參選資格。而早前於新界東補選嶄露頭角的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候選人梁天琦,更被選舉主任以其言行往績之類「傳聞陳述」(Hearsay)為根據,信納其並非由衷放棄港獨立場而禁止出選。

選管會淪為《1984》中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不但越俎代庖擔當法官角色,審查參選者的政見及思想,最終更以主觀的標準,判斷參選者政治立場能否變更,變相終身剝奪個別人士政治權利。政府是否合理合法地考慮選舉資格,昭然若揭,香港選舉距離專制社會下的「鳥籠民主」,又邁進一步。

事件發展至今,本土派焦點已不止於研究選舉策略、如何投票等問題。本土派真正關心的,一方面是他們經歷一場選前政治審查後元氣大傷,如何重整旗鼓、在議會內外分進合擊;另一方面是,本地政治敗壞至此,香港距離憤懣爆發,轉化為社運甚至革命之路,究竟有多遠。

當部分本土派無法被政府吸納於建制之內,會否如早前所言更趨激進化?特區政府玩火的後著如何,尚待觀察。相對而言,一場選舉無法將所有人精力同眼光集中於選舉本身,而是關注選舉外的政治操作以至進一步被激起的港獨思潮,相信除了用更高妙或者更鐵腕的手段以外,幾無可能化解這股矛盾。

從社運到「全面革命」

議會陷入失效,如今就連選舉也淪為伊朗北韓類同,香港政治已是主權易手1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敗壞。政治急遽衰敗,「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編按:雨傘運動)後本土派乘勢崛起,隱然有山雨欲來之兆。

梁天琦於被褫奪參選權當天的記者招待會,除了批評政府決定、公布與青年新政策略合作以外,也明言在中共治下,香港是無緣實現民主的獨裁之地,政治出路唯有革命一途;民族黨代表陳浩天,也於上週五在添馬公園舉行集會,交待本土派的後續路向。

最終,數千人參與香港首個以「香港獨立」為主題的集會,成為國際傳媒焦點。會上除了由五位競選無門的參選者發言,更關鍵是民族黨的陳浩天及本民前的梁天琦。他們透徹剖析本土勢力的不足在於資源的匱乏,諸如人才、財力、媒體、情報等範疇。同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爭取獨立不應再局限於社運抗爭的參與,而是要同時展開各社會階層的推廣。他們為港人重奪香港主權的路線圖訂定方向,試圖確立本土獨派的基本路線。

本土派希望透過資源及組織的整合,一方面克服搭順風車(Free-rider)的心態,另一方面則發揮更大的能量迫使政府讓步,甚至進而令政權更張。本土力量協調的目的和重要效果,在於建立信息傳遞渠道,辨認同路人、交流意見及動員支持者,以便同步採取抗議行動。本土派舉辦大型集會,不是希望回到以「安全」為共識的社運,而是此途徑的體現──集會不止是對公眾的理念宣傳,也具有組織建立及擴闊動員信息網絡的功用,為將來進一步發展鋪路。

政權如何壓制大規模反抗

大規模集體反抗,基本上要滿足兩項條件:一、結構因素,即構成及凝聚民心不滿現狀的原因,諸如長期高壓管治、制度敗壞、政策失衡、貪污腐化、經濟民生困乏、國際干預等累積的結果;二、催化因素,即將上述不穩情緒轉化為具體抗議行動,既可能由個別團體就特定議題發起,亦可出於非關政治的偶發事件。

然而要知道,中共不是省油的燈,不會守株待兔,待本土力量成形方作打擊。他們將極盡所能地維持其在香港的領導地位,壓制任何引致大規模反抗運動的可能。其權力運作的法則有三:

一、決定政府機器(行政、立法、司法及旗下之執法部門)之人事任命;

二、黨大於國。在權力機構作出政策決定前,先由黨議決國政大方針;

三、黨組織負責監督相應之中央政府各部門、各級地方政府、群眾組織。

中共政治體系下的政府機器,必須既深且廣地滲透與控制社會中的次級組織,全面壟斷政治過程。要達到維穩目的,往往要透過監視民眾集會結社活動,杜漸防萌。是以,由中共幕後操控的特區政府,也沿用此法則,限制本土派之參選權利,而在其集會結社的過程中諸多阻撓。從事前情報收集到行動當天的警力佈防,可見一斑。

而要制止社運衝突異變為挑戰政權的力量,以免重蹈2014年政改方案爭議引發「遮打革命」大型佔領的覆轍,特區政府可能會採取三種策略,防止未來大規模反抗運動再度爆發:

一、消除導致社會不滿的結構因素;

二、癱瘓具備動員群眾能力的政黨團體,尤其是新興組織;

三、因應任何可能造成民眾聚集的非政治偶發事件,防止其轉化為政治性示威抗議。

邏輯上,從上而下改革以解決社會不公,是防止任何大型抗爭的治本措施。以合宜的政策施政回應市民訴求,能吸引他們容忍、支持現狀,消弭反抗因子。然而,無論政府有否改善經濟民生的善願,也無法徹底消除今天香港社會的矛盾。

首先,實施公共政策代表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當前香港現狀是產業局部傾斜、經濟向中國靠攏、政商勾結、中國經濟入侵令港人付出慘痛代價(例如樓宇被炒賣,致使樓價不斷上漲等);其次,即使經濟民生得以改善,也永遠無法滿足港人追求的政治權利。「8.31決定」關上政改諮詢的大門,本地民主運動的「真普選」目標永遠無法實現,今屆立法會選舉更是將中共操縱選舉的意圖發揮得淋漓盡致。

治本不成,退而治標

所以,特區政府唯有循抑壓催化因素著手,以兩項治標措施預防及壓制抗爭爆發。

第一項措施是癱瘓擁有動員群眾能力的政黨團體。其目的是防止社會上出現不受控制的信息網絡,將整合資源和組織的反抗運動消解於無形。換言之,不管組織目前是否對政權懷有敵意,政權也必須立刻癱瘓這類民間團體,防止其未來演化成反抗運動的指揮中樞。由於對中共威權與實然統治產生威脅的關鍵,在於組織的動員能力,因而對付組織的方法,就是癱瘓其領袖、破壞內部聯絡系統。尤其是如今出現以獨立為綱領的本土組織,更是要翦除而後快。

例子是,陳浩天未能以民族黨申請註冊公司,本民前黃台仰、梁天琦面臨沉重的司法檢控,一眾泛本土組織成員受嚴密信息監控,集會等行動也有鋪天蓋地的警力嚴陣以待,正式申請場地也受諸多阻礙,就連參與選舉也遭行政粗暴干預。本土派的潛在支持者或同路人也在政府打擊範圍之內,被警方藉故羅織罪名(如「不誠實使用電腦」之類)而拘捕。幕後黑手試圖摧毀新生組織,縮窄其公共影響力,確實不遺餘力。

政府另一個治標措施,是謹慎妥善處理非政治偶發事件。他們會盡辦法防止市民利用政治敏感度低的事件聚集(例如2013年的香港電視集會),將原來非政治本質的活動,轉移為政治訴求,對特區政府構成直接挑戰。除了提升警隊的戒備狀態、增強其器械及訓練、修築防禦工事等一般措施外,政府亦可採取一些預防措施,包括長期監視重要政府建築(如政府總部、立法會、特首辦)或戰略要點(如曾經爆發大型佔領的旺角彌敦道十字路口)、監控知名社運人士出席的活動、限制集會地點及參加人數等。

不過,以上兩項治標措施同樣有致命缺憾,陷入「鬆緊兩難」的困境。縮小針對目標,僅癱瘓政治組織的領袖及聯繫,無法完全消除組織的擴散。一來社運群眾在「遮打革命」後學懂組織及聯絡上的靈活變動,即使一個團體陷入險境,也會化整為零,新的領袖人物可能從一般成員中逐漸形成,再度對政權形成威脅;若然政府擴大打擊範圍,在新生組織還未產生反政府意圖時,便對其成員趕盡殺絕,則會激使他們永遠走向對立面,反而弄巧成拙,增強反政府力量。

其次,由於不知道怎樣的非政治活動可能轉變成大型抗爭的催化事件,政府必須長期監控所有集會示威,導致維穩機器負擔益重。隨著現代電子通訊設備普及,監控工作更為繁複。手提電話、互聯網等通訊設備,令市民獲得不同資訊,將信息廣傳也更為便捷,故此政府控制民眾意識形態與監視其活動愈發困難,疏漏容易出現。過度的監控,只會引起更強烈的社會不安,通訊受阻也會損害經濟發展。是以,政府耗費資源嚴控社會動盪,終將事倍功半。

轉向更複雜操作,做好準備

如此一來,無論大規模反抗運動出現與否,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中共對港情處置的矯枉過正,都會導致民怨攀升。對現狀不滿的民間訊息交流,令市民更加認知政府管治能力的削弱,任何原本非政治化的事件,也有機會全面激化社會不滿,造成大規模反抗運動,甚至迎來中共的噩夢──「分離主義」的熾盛。

以上種種,未必出於個別組織事前詳細規劃的結果,而是在群眾思潮與組織提倡的政治主張,交織而成的路向。當特區政府以為制止本土派參選,就是防止本土意識向公眾廣傳時,實際上可能帶來反效果。未來可以預見的是,執法機關會進一步限制言論、發表、集會、結社等自由,而且措施是針對被視為潛在分離勢力的整個泛本土光譜,意欲令該等團體缺乏機會、人脈、時間與資源去組織社運,無法以資源動員的途徑壯大反抗力量。

本土派現時除論述及社運以外,並未累積足夠政治實力與政權抗衡,因為民氣是稀有資源,並非一時三刻能累積。「和平佔中」也要花上逾一年,才成功推廣成街頭佔領概念。與之前外界對本土派走向純粹激進和暴力化的猜想有異,本土派未來很可能轉向更複雜的操作,投入更加多時間、人力及物力開闢新戰場,無論是參選議會、籌備組織、吸納人才、研究政策、拓展對外關係網絡,甚至是爭取傳媒報導、打輿論戰、公開宣傳,從各範疇爭取發言權,在重大變故之前,時刻做好準備。

(無妄齋,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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