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部分内容原刊于作者脸书，经《端传媒》邀请作者增补改写转载。
今年7月5号，台湾立法委员顾立雄在脸书页面上发表了对毒品问题的看法，内文提到：
“只有司法介入是没有办法解决药瘾和药物滥用的问题，除了把人关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眼不见为净之外，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效用，还让这些药瘾者的学业、工作以及原有的社交网络与正常社会生活被迫中断，更加深他们复归社会的困难，最终难以摆脱对于毒品的心理依赖，甚至可能因为毒瘾的衍生犯罪，而变成社会的危险来源。”
从中对“毒品重刑化”的策略成效表示质疑，希望往“单纯施打毒品者，药瘾治疗优先于矫正机构”的方向改革。
从顾立雄发文开始，这条司法改革的轴线，踩到了许多台湾民众“严刑的渴望”，陆续引起底下的严词批判，甚至近乎激情叫骂。
8月2号上午，知名评论人朱学恒在新闻评论平台ETtoday上，批判顾立雄的主张，并且将文章转录到个人脸书进一步评论引述，将民众对顾立雄立场的反弹与愤慨，拉到另一高峰。
顾立雄 vs 朱学恒
这场争议，可从两人背景的对比谈起。
顾立雄在成为立法委员前，早已是声名显赫的资深律师。他台湾大学法律系、纽约大学法学硕士毕业，长年致力于司法改革；曾任司法改革基金会董事长、废死联盟成员，在台湾法律实务界战功彪炳，多次为人权、社会运动者辩护。
顾立雄所代表的，是以当代社会学、犯罪学、宪法理论为根基的司法改革力量。
朱学恒早年以翻译《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小说，在电影开映后走红并创办“奇幻文化艺术基金会”，并进行开放式课程的翻译。朱常于部落格（后来是脸书）评论社会议题，多次上电视评论节目；其善于诉诸常民语言情感，并以支持死刑的鲜明立场著名。
顾立雄与朱学恒的冲突，可以化约为“司法改革菁英”与“常民代言人”的冲突，或者说是“寻求社会修复的刑事改革派”与“治安至上的刑事政策保守派”的立场冲突。在截然划分的对立间，死刑的存废是一大战场，毒品政策则是另一波的延伸战线。
“恶即斩”的朱派正义观
朱学恒及其支持者想建立的司法／社会体制，是恶即斩的，是“不把犯错者当人看”的。
朱派这种社会上的主流观点（编按：台湾超过八成民众反对废除死刑），所想像的具体情境是：吸毒不但难以戒除，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如神智不清下的各种延伸犯罪，家破人亡、邻人受害、执法上的无力等等实在太过可怕。因此，任何对吸毒者的包容，都成了知识分子的伪善。
朱学恒专栏文章中引述一名未成年小女生经验，确实能引发普遍的社会共感：
“就因为他嗑药开车，我们一家人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最亲的亲人，而那位吸食毒品的肇事者只推说他不记得。爸爸才40岁都还没享受到……因为一个毒虫，一夜之间我的爸爸就这样不见了。”
与此人伦惨剧相对应的情绪，是对吸毒者的愤恨与不谅解。
朱派在概念上设立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线：一旦吸毒或是持有毒品，不管情节轻重，都是跨过了线。这条线，是“人”与“非人”的分野。在“非人”的那一端，悔改只是逃避罪责的伪装，再犯是无可避免的宿命，社会惟有尽其可能强化执法、拉高刑期，才能抵御非人的入侵，才能维系“良好公民”的安全感与公权期待。
基本立场的分歧
顾立雄所提出的、具有犯罪学实证基础的“治疗优先于抓去关，监狱无法达到矫正功能，反而会让吸毒者跟社会更脱节、行为更恶化。”对朱派来说，并没有说服力。因为朱派虽未明言，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上，并不考虑让行为人复归社会──这并非“滑坡谬误”的推论；如果我们去深究朱派认为“要关多重才足够？”恐怕会获得“犯罪者应永久与社会隔离”的期待。
所以如果只考虑“能否减少毒品犯罪”的话，朱派的观点具有直观上的感染力，反正吸毒贩毒不论情节轻重涉案程度，一律拉高刑期，治疗即使无效，监狱就算失能至少还有最根本的作用──减少“非人”在社会上逗留的时间。
这种丧尸电影式的思考，仿佛谁变丧尸，就拿霰弹枪给他头上一枪（有时还会上演一些亲人不忍下手的庸俗剧码），或能直观的唤起我们对于公平正义的呼喊与冀盼。但我得提醒各位，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其影响到的不只是对毒品刑事政策的走向，甚至会动摇到整个民主法治的根基。
严刑峻法召唤警察国家
在一个只要持有少量毒品就会被判死刑的社会，吸毒者因为闯红灯被警察拦检，会产生怎样的思考反应？
他会考虑袭警。甚至手上长期就持有私枪。如果持有毒品已经是死刑，带枪在旁也不会再遭受更严厉的刑罚，同样的道理，杀警甚至挟持路人，也不再会增添处罚的程度。只要带毒品在身上，烧杀掳掠后果在严峻终究不过一死。一根k烟，一颗小药丸，就让行为人走入了“不过一死”的世界。
从效益角度来看，这会造成警方极大的执法成本：自此之后，就算只是交警、只是要开张闯红灯或是没戴安全帽的罚单，都必须穿防弹背心配带冲锋枪。因为你不知道拦下来的是不是一个“反正都得死”的吸毒者。
警方不只在配备上要大幅强化，更要细密的掌握各种可能的犯罪线索，因此，监视器、跟监、监听、破门而入甚至严刑拷打，合法的或者非法的证据取得变得理所当然，刑事诉讼法的强制处分章节轻易被架空……你要让吸毒者死，吸毒者就无所畏惧，执法者就得要想尽办法活下来，就会想尽办法扩张自己的执法权力。
恶即斩的代价，就是警察国家。
膨胀公权力下的“人间失格者”
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每个人依据其价值感受，或有不同的见解。但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中，我们不能直观性的认为，只要拉高刑罚强度扩张刑罚张力，把吸毒者都绳之于法，只会让社会更清新健康，对我们自身则是毫无影响。
在社会的连动机制中，一旦我们要吸毒者（即使是轻度的）永远隔离于社会，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公权力的自我膨胀。当刑罚体制中蕴含的隔离与报复能量加强，另一个端点，就是被排除在人权保护伞与社会认同的“人间失格者”会拥有更猛烈的反抗力量。
这股能量在社会体制中不会自然溃散，而是不断增强摆荡，强化警方武力、扩张执法手段。当武力权力高度集中在政府身上的时候，就是戒严、白色恐怖、菲律宾式的社会秩序。你以为自己一生循规蹈矩，政府再暴力也与你无关，是的，你并不孤单，每个国家暴力下的冤魂也都这样想的。严刑峻法提高的能量，终究在社会系统中，会反馈在每个公民自身。
至于严刑峻罚是否有效？美国花了四十年的War on Drugs，带来了甚么样的成果？即使不谈同理、宽容、那些奥妙的社会理论，就算只为了你自己，为了民主法治，我们都有对朱派的观点再三省思、保持探讨空间的余地。
（温朗东，自由台湾党政策部主任，udn鸣人堂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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