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宝强：自由放任主义，法西斯的历史根源

如果说马尔库塞、阿伦特和赖希以哲学和心理学角度，尝试回到民众自身，寻找被现代社会原子化了的个体的法西斯精神面貌，那么波兰尼则从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一种长时段、大范围的宏观视野，分析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根源；如果现代科技官僚理性、邪恶的平庸和性压抑，是每个人心内所潜藏的法西斯种子，那么孕育其生长壮大的土壤，则是主宰整个19世纪欧美的自由放任主义政治经济脉络。

回到李嘉图时代英格兰了解法西斯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他的时代也就是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或更准确地说，类近当代新自由主义般以放任不干预作修辞，实际上巩固大企业垄断特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黄金岁月。波兰尼在其经典《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宣称，要了解20世纪初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必须要回到李嘉图时代的英格兰。意思是说，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崭露头角、其后统治欧洲超过一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导致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源头。

19世纪的欧洲，是公认的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堡垒。历史社会学者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第四卷的书名，叫《中间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The Triumph of Centrist Liberalism—1789-1914）。他指出，自法国大革命后，“主权在民”与“政治常变”逐渐成为了欧美社会的共识。经历革命洗礼后的世界，三种思潮乘机扩散，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共产主义互争长短，最终自由主义“收服”了其他两种思潮，独领风骚。

不过，踏进20世纪，自由主义也开始步入黄昏。历史学者霍布斯邦（E. Hobsbawm） 指出，欧洲的政治自由主义，于20世纪初达至高峰，1914至1918年一战期间，全欧洲基本上都采用建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民主选举体制。但到了1930年代二战爆发前，除了英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外，这些民选政治制度大多解体或失效。霍布斯邦把原因归结为当时的民选制度根基不深，加上大量外移人口冲击、一战影响、经济衰退和收入两极分化等因素，造就了一个“极端的年代”，也孕育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然而，波兰尼却追本溯源，指出政治自由主义衰落的远因，与其一体两面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早在100年前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冒起时已种下。他认为，这鼓吹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完全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实质是以放任不干预之名，透过圈地、强制劳动、剥夺工人政治权利，同时限制政府推动社会保障计划和规管企业特权的权力，为工商大户鸣锣开道，扫除任何阻碍其发展的障碍。

对波兰尼来说，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正在于抹杀个体的自由，或取消“拒绝顺从（主流）的权利”。而建立让每个个体均能享有“拒绝顺从（主流）的权利”，正是保障每个人自由的必须条件。要体制化这种权利，政府责无旁贷，其介入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高举自由放任、无形之手的教条，实质是令弱势社群和自然生态任由政商巨贾宰割。于是，在自由放任意识形态横行的时段，也是贫富悬殊急剧上升、自然环境败坏、民主政治倒退、文化生活窄化、社会保障弱化的年代。

因此，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放任主义催生的，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而是大量民众在缺乏体制保护下的流离失所，最终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就像20世纪初的两次大战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衰退。

波兰尼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依据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强推“自由”贸易，妄想把人、土地和金钱转化为商品，不仅注定徒劳，更会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土地生态破坏、经济陷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因为人、土地和金钱自有不同于商品逻辑的存活法则，人除了劳动或工作以外，还有七情六欲，除了追逐物质利益，也能够舍生取义；土地除了被买卖牟利、填平建屋外，还是自然生态的重要支柱。过度开发，最终必定破坏生态平衡；把金钱当作商品炒卖，货币外汇的价格大起大落，将会令贸易难以为继，而脱离了政治军事的支撑、失却民众的信任，金钱也无法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

因此，依据放任不干预的教条，鼓吹无法实现的市场乌托邦，强推人、土地、金钱的商品化，令经济两极分化、衰退萧条，让人与自然流离失所、躁动不安，必定会遇到反抗，或波兰尼所称的“社会自我保卫”。20世纪涌现扩散的社会／共产主义、凯恩斯新政和法西斯主义，其实源于人对经济自由主义（或放任教条）所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抗命，也就是建基于人（社会）与自然的自我保护需求。

法西斯也是一种社会自我保卫

与同期影响力大增的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潮一样，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历史脉络，正是各种政治力量对市场乌托邦的概念（或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唾弃。

社会的自我保卫于是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不同时地、不同社会脉络，回应经济自由主义教条这极端力量所造成的破坏。在英美是凯恩斯新政（New Deal），在北欧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法西斯主义。

然而，无论是靠近古典自由主义的凯恩斯新政，或追求革命／改革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至既激烈又保守、既现代又野蛮的法西斯主义，全部都抗拒高扬“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放任教条。或更准确地说，它们尝试在经济自由主义教条破坏后造成的废墟下，提出不同方法企图走出困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法西斯浪潮，也是社会为抗拒自由放任教条的破坏，而衍生的其中一种自我保卫方式。循波兰尼的思路，没有经济自由主义教条的因，也就不会有法西斯的果。

从纳粹党著名的《25点纲领》，可以看到当中不少是针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要求将一切托拉斯（商业信托）和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分享一切重工业的利润、大规模建设养老育幼设施；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这些纲领，与同是反对放任不干预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实分别不大。而纳粹党的全名，不正是民族社会主义党吗？

波兰尼提供了一个有助我们更深入理解法西斯主义的视角，或他所说的由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所造成的法西斯处境（Fascist situation），让马尔库塞、阿伦特和赖希所分析的，潜藏每个人心内的法西斯精神面貌，得以化成现实的集体行动。

波兰尼的深刻洞见，还在于看到了法西斯主义并没有真正解决自由放任教条所带来的民众灾难，因为它否定了个体的自由──“拒绝顺从（主流）的权利”。不幸的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竞争对手—（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只关心追求左翼的正统地位，乐于以经济决定论的陈腔滥调、狭窄的阶级视野，以一正一反的立场，与混淆了垄断与市场、“自由”与“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共舞，共同巩固（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自由市场的神话，把人化约为只关心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

更不幸的是，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样，完全漠视个体的自由令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式共产主义，与法西斯的极权统治，或自由放任教条治下的垄断资本主义一样，其实都无法让民众安居乐业，活得自在随心。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对抗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自我保卫力量，法西斯主义与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均未能真正让民众与自然生态，免于流离失所、难以永续的困境。

法西斯的幽灵在当代中港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马尔库塞、阿伦特和赖希所描述的法西斯个体精神面貌，以至波兰尼笔下的法西斯历史处境，会否在当代社会重复？

这问题不易回答，需要做点认真而系统的研究。作为这系列文章的结尾，这里只能够提出一个十分初步的猜想。马尔库塞、阿伦特和赖希笔下的现代科技官僚理性、邪恶的平庸和中产阶级性压抑，在当代中港，似乎都并不缺乏。

自1980年代英美的撒切尔夫人（柴契尔夫人）与里根政府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大计，同样以“自由”、“放任”、“市场”等空洞能指（signifier），推动极端的劫贫济富的政策，导致全球的贫富差距不断上升，土地商品化导致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经济的金融化（也就是金钱的商品化） 令世界经济泡沫化，衰退风险大增。中、港“每人心中都潜藏点法西斯种子”的民众，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似乎也搭上了这一班新自由主义号高铁；驶向的终站，是否另一次的法西斯浪潮？

历史自然不会完全以相同的方式重演，但经过30多年的自由放任主义洗礼，再加上中产民众的生命欲望的压抑，以及弄虚玩假的犬儒命定精神面貌，法西斯历史处境似乎也逐步走近，具体研究这影响我们未来的课题，比争论谁是“正宗”的左翼或本土，或许会更有现实意义。

（系列完）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参考资料：

Hobsbawn, Eric (1996):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olanyi, Karl (1935): “The Essence of Fascis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Gollanez, pp. 359-394.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