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許寶強：自由放任主義，法西斯的歷史根源

如果說馬爾庫塞、阿倫特和賴希以哲學和心理學角度，嘗試回到民眾自身，尋找被現代社會原子化了的個體的法西斯精神面貌，那麽波蘭尼則從政治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一種長時段、大範圍的宏觀視野，分析法西斯興起的歷史根源；如果現代科技官僚理性、邪惡的平庸和性壓抑，是每個人心內所潛藏的法西斯種子，那麼孕育其生長壯大的土壤，則是主宰整個19世紀歐美的自由放任主義政治經濟脈絡。

回到李嘉圖時代英格蘭了解法西斯

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家，他的時代也就是英國的經濟自由主義（或更準確地說，類近當代新自由主義般以放任不干預作修辭，實際上鞏固大企業壟斷特權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的黄金歲月。波蘭尼在其經典《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宣稱，要了解20世紀初德國的法西斯運動，必須要回到李嘉圖時代的英格蘭。意思是說，自18世紀末19世紀初嶄露頭角、其後統治歐洲超過一世紀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導致法西斯興起的歷史源頭。

19世紀的歐洲，是公認的政治與經濟自由主義堡壘。歷史社會學者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第四卷的書名，叫《中間的自由主義的勝利──1789-1914》（The Triumph of Centrist Liberalism—1789-1914）。他指出，自法國大革命後，「主權在民」與「政治常變」逐漸成為了歐美社會的共識。經歷革命洗禮後的世界，三種思潮乘機擴散，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共產主義互爭長短，最終自由主義「收服」了其他兩種思潮，獨領風騷。

不過，踏進20世紀，自由主義也開始步入黃昏。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 Hobsbawm） 指出，歐洲的政治自由主義，於20世紀初達至高峰，1914至1918年一戰期間，全歐洲基本上都採用建基於自由主義原則的民主選舉體制。但到了1930年代二戰爆發前，除了英國和一些北歐國家外，這些民選政治制度大多解體或失效。霍布斯邦把原因歸結為當時的民選制度根基不深，加上大量外移人口衝擊、一戰影響、經濟衰退和收入兩極分化等因素，造就了一個「極端的年代」，也孕育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然而，波蘭尼卻追本溯源，指出政治自由主義衰落的遠因，與其一體兩面的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早在100年前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冒起時已種下。他認為，這鼓吹一種永遠無法實現的完全自由市場的烏托邦意識形態，實質是以放任不干預之名，透過圈地、強制勞動、剝奪工人政治權利，同時限制政府推動社會保障計劃和規管企業特權的權力，為工商大戶鳴鑼開道，掃除任何阻礙其發展的障礙。

對波蘭尼來說，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正在於抹殺個體的自由，或取消「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而建立讓每個個體均能享有「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正是保障每個人自由的必須條件。要體制化這種權利，政府責無旁貸，其介入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高舉自由放任、無形之手的教條，實質是令弱勢社群和自然生態任由政商巨賈宰割。於是，在自由放任意識形態横行的時段，也是貧富懸殊急劇上升、自然環境敗壞、民主政治倒退、文化生活窄化、社會保障弱化的年代。

因此，對社會上大多數人來說，放任主義催生的，並不是真正的政治和經濟自由，而是大量民眾在缺乏體制保護下的流離失所，最終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就像20世紀初的兩次大戰和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衰退。

波蘭尼認為，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烏托邦，而依據經濟自由主義的教條，強推「自由」貿易，妄想把人、土地和金錢轉化為商品，不僅注定徒勞，更會導致民眾流離失所、土地生態破壞、經濟陷於極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因為人、土地和金錢自有不同於商品邏輯的存活法則，人除了勞動或工作以外，還有七情六慾，除了追逐物質利益，也能夠捨生取義；土地除了被買賣牟利、填平建屋外，還是自然生態的重要支柱。過度開發，最終必定破壞生態平衡；把金錢當作商品炒賣，貨幣外匯的價格大起大落，將會令貿易難以為繼，而脱離了政治軍事的支撐、失卻民眾的信任，金錢也無法成為商品交換的媒介。

因此，依據放任不干預的教條，鼓吹無法實現的市場烏托邦，強推人、土地、金錢的商品化，令經濟兩極分化、衰退蕭條，讓人與自然流離失所、躁動不安，必定會遇到反抗，或波蘭尼所稱的「社會自我保衛」。20世紀湧現擴散的社會／共產主義、凱恩斯新政和法西斯主義，其實源於人對經濟自由主義（或放任教條）所造成的流離失所的抗命，也就是建基於人（社會）與自然的自我保護需求。

法西斯也是一種社會自我保衛

與同期影響力大增的凱恩斯主義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潮一樣，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歷史脈絡，正是各種政治力量對市場烏托邦的概念（或自由放任意識形態）的唾棄。

社會的自我保衛於是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不同時地、不同社會脈絡，回應經濟自由主義教條這極端力量所造成的破壞。在英美是凱恩斯新政（New Deal），在北歐是民主社會主義，在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法西斯主義。

然而，無論是靠近古典自由主義的凱恩斯新政，或追求革命／改革的共産主義／社會主義，以至既激烈又保守、既現代又野蠻的法西斯主義，全部都抗拒高揚「大市場、小政府」的自由放任教條。或更準確地說，它們嘗試在經濟自由主義教條破壞後造成的廢墟下，提出不同方法企圖走出困境。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的法西斯浪潮，也是社會為抗拒自由放任教條的破壞，而衍生的其中一種自我保衛方式。循波蘭尼的思路，沒有經濟自由主義教條的因，也就不會有法西斯的果。

從納粹黨著名的《25點綱領》，可以看到當中不少是針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教條：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廢除利息奴隸制；要求將一切托拉斯（商業信託）和大百貨商店收歸國有，廉價租賃給小工商業者、分享一切重工業的利潤、大規模建設養老育幼設施；制定一項為了公益而無代價的沒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廢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機活動。這些綱領，與同是反對放任不干預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其實分別不大。而納粹黨的全名，不正是民族社會主義黨嗎？

波蘭尼提供了一個有助我們更深入理解法西斯主義的視角，或他所說的由經濟自由主義教條所造成的法西斯處境（Fascist situation），讓馬爾庫塞、阿倫特和賴希所分析的，潛藏每個人心內的法西斯精神面貌，得以化成現實的集體行動。

波蘭尼的深刻洞見，還在於看到了法西斯主義並没有真正解決自由放任教條所帶來的民眾災難，因為它否定了個體的自由──「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不幸的是，作為法西斯主義的其中一個重要競爭對手—（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或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只關心追求左翼的正統地位，樂於以經濟決定論的陳腔濫調、狹窄的階級視野，以一正一反的立場，與混淆了壟斷與市場、「自由」與「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共舞，共同鞏固（壟斷）資本主義等同自由市場的神話，把人化約為只關心物質利益的經濟動物。

更不幸的是，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一樣，完全漠視個體的自由令史太林（史達林）治下的蘇聯式共產主義，與法西斯的極權統治，或自由放任教條治下的壟斷資本主義一樣，其實都無法讓民眾安居樂業，活得自在隨心。換句話說，作為一種對抗經濟自由主義的社會自我保衛力量，法西斯主義與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均未能真正讓民眾與自然生態，免於流離失所、難以永續的困境。

法西斯的幽靈在當代中港

最後的一個問題是，馬爾庫塞、阿倫特和賴希所描述的法西斯個體精神面貌，以至波蘭尼筆下的法西斯歷史處境，會否在當代社會重複？

這問題不易回答，需要做點認真而系統的研究。作為這系列文章的結尾，這裏只能夠提出一個十分初步的猜想。馬爾庫塞、阿倫特和賴希筆下的現代科技官僚理性、邪惡的平庸和中產階級性壓抑，在當代中港，似乎都並不缺乏。

自1980年代英美的戴卓爾夫人（柴契爾夫人）與列根（雷根）政府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大計，同樣以「自由」、「放任」、「市場」等空洞能指（signifier），推動極端的劫貧濟富的政策，導致全球的貧富差距不斷上升，土地商品化導致大量民眾流離失所，經濟的金融化（也就是金錢的商品化） 令世界經濟泡沫化，衰退風險大增。中、港「每人心中都潛藏點法西斯種子」的民眾，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似乎也搭上了這一班新自由主義號高鐵；駛向的終站，是否另一次的法西斯浪潮？

歷史自然不會完全以相同的方式重演，但經過30多年的自由放任主義洗禮，再加上中産民眾的生命欲望的壓抑，以及弄虛玩假的犬儒命定精神面貌，法西斯歷史處境似乎也逐步走近，具體研究這影響我們未來的課題，比爭論誰是「正宗」的左翼或本土，或許會更有現實意義。

（系列完）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參考資料：

Hobsbawn, Eric (1996):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olanyi, Karl (1935): “The Essence of Fascis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Gollanez, pp. 359-394.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