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土文化认同有如潮汐，点滴的情绪与感知积累而成江河。”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大众媒介二十多年的马杰伟教授如是说。

马教授是研究香港本土意识、香港人身份认同变迁的专家，近几年却开始感到追不上香港变化，一度暂搁时评之笔。在本土浪潮渐见汹涌、迎面扑至的今天，马教授应《端传媒》之邀，在“端观点”与学生一同撰写系列文章，漫谈香港本土，从学生切身感受微观本土演变，从港人点滴情绪窥看本土新潮。

张秀贤：我的六四教育

先申报，我是1994年出生，未曾经历过1989年的那段日子。

我家人虽然是民主派支持者，但甚少在家谈论政治。直至我升到大学，才知道原来我家人都曾经参与当年的全球华人大游行。虽然他们未曾出席过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维园）的悼念晚会，对六四的态度到今时今日都未改变过。

我在中二时已经听过六四事件的经过，但不是太清楚。当时正是2008年，香港处处歌舞升平，曾荫权和政府民望高到不得了，中国人身份认同也达至顶峰水平。MSN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时，差不多人人也在他们的网名前名加上“汶川加油（心心）”或“京奥加油（彩虹）”。我也跟上了这个“爱国”的顺风车，当时真的以为中国会强大起来，认做中国人也是一个蛮自豪的事。京奥在港传火炬的那天，我和很多同学都穿了红衣，对在仪式上示威的人都感到很厌恶。我和家人都会看看香港的奥运赛事有没有票可以买，这种“爱国”的狂热至今对我印象仍然很深。如果当时已经有“爱国爱港”的标准，我想我和同辈的同学也绝对符合标准，国民教育科也应该取得很高的分数。这样的爱国情感，我现在想起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到了中三的中史课时，中史老师在课上就谈到六四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当时是我第一次正式的从老师口中听关于六四的故事。自毒奶事件爆发之后，我开始怀疑中国人这个身份，当然还是觉得自己是广义的爱国者，但开始质疑中共的政权管治。到中四的时候，学校周会就由老师在礼堂中播放六四的片段，解释六四事件的发生，有次更邀请六四舞台在校内演出《在广场上放一朵小白花》。中四的时候，正值是反高铁和五区公投发生的时间，加上刘晓波被拘禁。当时我已经开始觉得中国和香港很有问题，这想法也迫使我自己继续投入关心社会和行动。

第一次出席维园晚会的感受

中四的时候，本身已经很想到维园出席六四晚会，但奈何撞上了中学考试，无法参与其中。到了第二年（即中五那时）司徒华逝世，我家人终于批准我那天晚上出席六四晚会（即使遇上了考试）。记得那年六四的上午，要上生物课，老师本身要教的是化学肥料的内容，但他劈头第一句就说今天讲六四跟化肥的关系。他由中国的化肥在1980年代大幅胀价，背后的官倒现象开始说起，说到他当年的感受，说到哽咽。他在堂上的论说确实令我有点感动，令我对第一次出席晚会有点期待。那天晚上跟老师一起到维园，第一下感觉是很热，很多人，当年的人数好像到了18万人的高峰。那晚在维园勉强地坐下，旁边的人就传了白蜡烛过来给我点上。默哀环节奏《江河水》，整个场内一片肃穆；到了唱《自由花》、《血染的风采》、《为自由》等两曲的时候，情绪很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当然，晚会完结司仪叫出席者明年再出席晚会，确实有点突兀，但那时的确感受到晚会的那种气氛。

到了第二年，我跟中学同学一起出席，其实那时的感觉跟第一次去差不多，听演辞、悼念、唱歌，又一年。当年学民思潮举办六四晚会后的讨论会，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出席，他们都在讲1989年在电视机前目击六四镇压的感受。他们一个一个的讲，我也慢慢感受到他们所说的气氛，每年出席六四晚会是他们回忆当年情景的一个场所。同年的反国教运动，六四事件如何在国教科表述，就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最少官方也不能有力地回应这一点。但那时的我，经过了D&G事件、李旺阳事件和梁振英上台之后，开始对中共和中国产生反感，那时我已经觉得自己是纯正的香港人，不会认自己作中国人。

2013年，讨厌被“爱国”绑架

2013年，支联会将主题订为“爱国爱民，香港精神”，令我有点倒胃口。一来，我那时对中国、中共已经很反感，很讨厌被“爱国”绑架自己；二来就质疑什么时候的香港精神是“爱国爱民”，产生一种对支联会的厌恶感觉，好像为了回应北京官员的想法，就要透过六四晚会来表忠，香港人也是爱国爱民的。后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批评支联会主题不恰当，事件愈演愈烈，支联会才回应意见修改主题，但那时就觉得那班支联会的“老人家”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一代人在想什么。那年的六四晚会大雨到要腰斩，印象就有点模糊。

后一年，又再出席维园晚会，这次的身份是学生会一员，因此有机会随学联上台和参与整个六四晚会。老实说，在台上的感觉跟台下是很不同的，加上那年支联会找了维权律师滕彪在台上发言，抗争的气氛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强的一次。那天晚上，就跟学联大队连夜冒雨游行至中联办，才可以释放心中那份在晚会中吸收、积聚的强烈抗争感。

去年我本来犹豫要去维园还是港大，最终也是选择去维园，皆因学生会下庄（下一届学生会）也在维园，也想体会雨伞运动后的维园有什么感受。我发现这一年除了学生会成员在台上烧《基本法》有点惊喜之外，其他都跟以往差不多。最大问题是发觉，自己开始有意识在正式完结之前离开，否则之后会挤在人群中，难以很快的离开维园。这年早已决定不到维园，参加中大的晚会，也是因为惊觉自己好像不知为何要到维园去。当然，我知道到维园其实可以声援大陆的维权人士和六四死难者家属，给他们支撑，但自己确实有点不想再去维园。

对于我而言，反国教、雨伞运动是我参与的最多、最投入的两个社会运动，六四事件在我心中的重量下降不少。未有雨伞运动之前，还是觉得每年听听《自由花》、《血染的风采》、《民主会战胜归来》，会有种像跟其他人同行的感觉。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六四纪念馆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点，六四晚会也是彻底的香港政治文化，但我这两个月反复思量，在问自己是不是还需要参与其中。有些为何要参与六四晚会的大道理，我都很明白，但是不是必然参与支联会的六四晚会，才可以实践这些理念？团结悼念的意义大点，还是分开不同地点、场合悼念，从历史反思香港现况重要一点？其实我到今天还未想透。因此，我今年最后决定去中大的六四论坛，希望会有另一种的体会。

（张秀贤，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四年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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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杰伟：请听听老一辈的本土分子经历

部分本土青年批判六四晚会，甚至恶言相向，妄语流传甚广，驳辩文章甚多，在此不再转述。中大学生张秀贤，修读我教授的本土认同课程，上课下课，不时寒喧几句。他近几年参与社会运动，亲身经历六四维园血染的情怀，以至本土浪潮中的种种背逆情绪。我们不约而同的认为，立场表述的文章不少，不如回到个人层面的具体经验，看看上一代与现今青年如何经历六四。

立场表态，骂战之时七情上面，但形势一变，意见虚浮、转軚容易。我总觉得，认同就是贴地而行，一步一脚印，整个人投入其中，累积情感，孕育意识，模塑价值，化作自身的核心感知与取态，这一个身份认同过程，生根结果不容易，折枝再造也极为困难。六四与不同年代的本土情怀，大家看穿争论，努力回到认同经验的本身，或可减轻意气渲泄，增进跨代了解，互相认识彼此的本土根源。

须回到实质经验本身

以前是在数据上知道2008年是国族认同的转捩点，现在读张秀贤的成长历程，从细致的个人历史，认知当年的中学生，如何为汶川忧伤、为京奥打气、为中国自豪，而及后一连串的人权撼事，令青年人一步一步疏远中共政权。秀贤的“六四国民教育”写得具体，由老师流泪述史，到亲身感受六四晚会，不就是我们上一代见到几年前，大量中学生涌到维园的盛况！？当年我们这些维园拥趸，还热烈地宣告，六四薪火相传成功了，年轻人接棒，平反六四有新一批生力军。

世事多变，短短三四年间，年轻人掉进反国教与雨伞运动的洪流。对他们而言，六四是转述的历史，维园是重复的礼仪，伞运却是催泪烟的呛鼻刺激，以及伞后难以排解的集体挫败与抑郁。在行礼如仪的晚会与另起炉灶之间，本土青年有他们的盘算。高调批评支联会，与维园割席，追讨屠城责任留给大陆“异族”，把本土抗争留给罗湖桥南方的勇武义士，这种种姿态，或出于政治计算，或出于夸大自身的独立主体。但回到实质的经验，上一代的本土情怀，因六四而孕育出来的正义联盟、对中共极权统治的异议，新一代的本土派，大可以重新检视，而不必企硬表态，直指“强国悲剧唔关我事”。或反过来，上一代批评“本土分离切断了香港历史”。一正一反，撑晚会与反晚会，均要回到本土的经验本身。

从不问世事到关心政治

论述得以流行，每每事出有因。本土青年疏远六四也有一段由2008年到2014年的具体过程。立场上，互相批判只是表层，六四体验的深与浅、直接与间接，才是身份认同的血肉核心。张秀贤道出了他的经验，也可以请新一代的本土派，听听我们老一辈本土分子的经历：

1989年之前，我是一个颇为“大路”的青年。完全说不上是社运分子。当年的我，看电影、读小说，文青一个，却如大部分的港青一样，不太关心政事，私事为重，公共事务只徘徊于生活的边缘。我从小到大，少看新闻、不懂时事、不知什么是历史。中学读中史，有如读西史，无关当下痛痒。殖民地教育，小市民得过且过，就是日常。直到1989年，六四枪声响起，不关心社会、政治、中国的我，出于一种人性义愤（开枪射杀平民就是恶行），我全情投入了平反六四的运动。游行之后，我参加了港人自力创立的民主大学，还参加了同学会，及后还想要拍一部纪绿片。由一个不问世事的文青，到一个思考中国与香港命运的六四分子，1989年，是我人生观、价值观、本土身份认同的重要年份。从一个身份游离的殖民地小市民，我开始思考文化中国，我为香港人可以挺身而出为公义支援六四民运而自豪。六四是我对冥顽不灵的中共政权滋生反感的重要根源，直到今天对中共的负面情绪也与六四有不可分割的感情联系。这二十多年，我研究香港本土身份，八九六四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触发点。

近年经历新一波本土浪潮

这么多年，若我身在香港，六四必在维园。但这两三年，我自己也经历新一波的本土浪潮。1989年的六四冲击，第一层是对人性善恶简单的同理心；第二层是对中国学生、对中国人民的感情认同；第三层是对中共政权的反感；第四层是认同香港激起的集体行动的团结感与正义感。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第一层的同理心仍在，政权掌兵炮，用以保卫国家而不应射杀公民，此乃六四洗礼的上一代的是非判断。第二层对民间的感情认同渐渐薄弱，因为中国的“民间”，不再是天安门的大学生，而是富起来的中国青年。港人看到大陆学生与旅客横行世界，产生强烈的差异感。当年六四之后建构的中港民间联系已经逐年削弱。第三层对中共的厌恶可谓有增无减。第四层的香港共同体，那种维园作为六四悼念最后桥头堡的独特自觉，渐渐叠加了更为直接的雨伞抗争经历。

我不是年轻本土派，我经历八九民运，我二十多年的研究志趣与六四有莫大关系。但到了2016年的今天，我亦感到六四烛光柔弱，参加与否，不甚了了。特区乱治与中国种种极权倾向，愈来愈成为我不满的更强对象。本土认同，经年转变，必须诚实面对过去，面对当下，才能感受其血肉，理解时代的声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上一代与下一代的本土，回归身份认同的肌理，或可互通你我，串连生生不息的本土香港。

（马杰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教授，专门研究香港次文化以及流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