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土文化認同有如潮汐，點滴的情緒與感知積累而成江河。」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大眾媒介二十多年的馬傑偉教授如是說。

馬教授是研究香港本土意識、香港人身份認同變遷的專家，近幾年卻開始感到追不上香港變化，一度暫擱時評之筆。在本土浪潮漸見洶湧、迎面撲至的今天，馬教授應《端傳媒》之邀，在「端觀點」與學生一同撰寫系列文章，漫談香港本土，從學生切身感受微觀本土演變，從港人點滴情緒窺看本土新潮。

張秀賢：我的六四教育

先申報，我是1994年出生，未曾經歷過1989年的那段日子。

我家人雖然是民主派支持者，但甚少在家談論政治。直至我升到大學，才知道原來我家人都曾經參與當年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雖然他們未曾出席過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維園）的悼念晚會，對六四的態度到今時今日都未改變過。

我在中二時已經聽過六四事件的經過，但不是太清楚。當時正是2008年，香港處處歌舞昇平，曾蔭權和政府民望高到不得了，中國人身份認同也達至頂峰水平。MSN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時，差不多人人也在他們的網名前名加上「汶川加油（心心）」或「京奧加油（彩虹）」。我也跟上了這個「愛國」的順風車，當時真的以為中國會強大起來，認做中國人也是一個蠻自豪的事。京奧在港傳火炬的那天，我和很多同學都穿了紅衣，對在儀式上示威的人都感到很厭惡。我和家人都會看看香港的奧運賽事有沒有票可以買，這種「愛國」的狂熱至今對我印象仍然很深。如果當時已經有「愛國愛港」的標準，我想我和同輩的同學也絕對符合標準，國民教育科也應該取得很高的分數。這樣的愛國情感，我現在想起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到了中三的中史課時，中史老師在課上就談到六四的起因、經過和結果，當時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從老師口中聽關於六四的故事。自毒奶事件爆發之後，我開始懷疑中國人這個身份，當然還是覺得自己是廣義的愛國者，但開始質疑中共的政權管治。到中四的時候，學校週會就由老師在禮堂中播放六四的片段，解釋六四事件的發生，有次更邀請六四舞台在校內演出《在廣場上放一朵小白花》。中四的時候，正值是反高鐵和五區公投發生的時間，加上劉曉波被拘禁。當時我已經開始覺得中國和香港很有問題，這想法也迫使我自己繼續投入關心社會和行動。

第一次出席維園晚會的感受

中四的時候，本身已經很想到維園出席六四晚會，但奈何撞上了中學考試，無法参與其中。到了第二年（即中五那時）司徒華逝世，我家人終於批准我那天晚上出席六四晚會（即使遇上了考試）。記得那年六四的上午，要上生物課，老師本身要教的是化學肥料的內容，但他劈頭第一句就說今天講六四跟化肥的關係。他由中國的化肥在1980年代大幅脹價，背後的官倒現象開始說起，說到他當年的感受，說到哽咽。他在堂上的論說確實令我有點感動，令我對第一次出席晚會有點期待。那天晚上跟老師一起到維園，第一下感覺是很熱，很多人，當年的人數好像到了18萬人的高峰。那晚在維園勉強地坐下，旁邊的人就傳了白蠟燭過來給我點上。默哀環節奏《江河水》，整個場內一片肅穆；到了唱《自由花》、《血染的風采》、《為自由》等兩曲的時候，情緒很有一種解脫的感覺。當然，晚會完結司儀叫出席者明年再出席晚會，確實有點突兀，但那時的確感受到晚會的那種氣氛。

到了第二年，我跟中學同學一起出席，其實那時的感覺跟第一次去差不多，聽演辭、悼念、唱歌，又一年。當年學民思潮舉辦六四晚會後的討論會，有很多上了年紀的人出席，他們都在講1989年在電視機前目擊六四鎮壓的感受。他們一個一個的講，我也慢慢感受到他們所說的氣氛，每年出席六四晚會是他們回憶當年情景的一個場所。同年的反國教運動，六四事件如何在國教科表述，就成了一個非常厲害的武器，最少官方也不能有力地回應這一點。但那時的我，經過了D&G事件、李旺陽事件和梁振英上台之後，開始對中共和中國產生反感，那時我已經覺得自己是純正的香港人，不會認自己作中國人。

2013年，討厭被「愛國」綁架

2013年，支聯會將主題訂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令我有點倒胃口。一來，我那時對中國、中共已經很反感，很討厭被「愛國」綁架自己；二來就質疑什麼時候的香港精神是「愛國愛民」，產生一種對支聯會的厭惡感覺，好像為了回應北京官員的想法，就要透過六四晚會來表忠，香港人也是愛國愛民的。後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批評支聯會主題不恰當，事件愈演愈烈，支聯會才回應意見修改主題，但那時就覺得那班支聯會的「老人家」其實根本不知道這一代人在想什麼。那年的六四晚會大雨到要腰斬，印象就有點模糊。

後一年，又再出席維園晚會，這次的身份是學生會一員，因此有機會隨學聯上台和參與整個六四晚會。老實說，在台上的感覺跟台下是很不同的，加上那年支聯會找了維權律師滕彪在台上發言，抗爭的氣氛是我這麼多年來最強的一次。那天晚上，就跟學聯大隊連夜冒雨遊行至中聯辦，才可以釋放心中那份在晚會中吸收、積聚的強烈抗爭感。

去年我本來猶豫要去維園還是港大，最終也是選擇去維園，皆因學生會下莊（下一屆學生會）也在維園，也想體會雨傘運動後的維園有什麼感受。我發現這一年除了學生會成員在台上燒《基本法》有點驚喜之外，其他都跟以往差不多。最大問題是發覺，自己開始有意識在正式完結之前離開，否則之後會擠在人群中，難以很快的離開維園。這年早已決定不到維園，參加中大的晚會，也是因為驚覺自己好像不知為何要到維園去。當然，我知道到維園其實可以聲援大陸的維權人士和六四死難者家屬，給他們支撐，但自己確實有點不想再去維園。

對於我而言，反國教、雨傘運動是我參與的最多、最投入的兩個社會運動，六四事件在我心中的重量下降不少。未有雨傘運動之前，還是覺得每年聽聽《自由花》、《血染的風采》、《民主會戰勝歸來》，會有種像跟其他人同行的感覺。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六四紀念館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錄點，六四晚會也是徹底的香港政治文化，但我這兩個月反覆思量，在問自己是不是還需要參與其中。有些為何要參與六四晚會的大道理，我都很明白，但是不是必然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才可以實踐這些理念？團結悼念的意義大點，還是分開不同地點、場合悼念，從歷史反思香港現況重要一點？其實我到今天還未想透。因此，我今年最後決定去中大的六四論壇，希望會有另一種的體會。

（張秀賢，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四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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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請聽聽老一輩的本土分子經歷

部分本土青年批判六四晚會，甚至惡言相向，妄語流傳甚廣，駁辯文章甚多，在此不再轉述。中大學生張秀賢，修讀我教授的本土認同課程，上課下課，不時寒喧幾句。他近幾年參與社會運動，親身經歷六四維園血染的情懷，以至本土浪潮中的種種背逆情緒。我們不約而同的認為，立場表述的文章不少，不如回到個人層面的具體經驗，看看上一代與現今青年如何經歷六四。

立場表態，罵戰之時七情上面，但形勢一變，意見虛浮、轉軚容易。我總覺得，認同就是貼地而行，一步一腳印，整個人投入其中，累積情感，孕育意識，模塑價值，化作自身的核心感知與取態，這一個身份認同過程，生根結果不容易，折枝再造也極為困難。六四與不同年代的本土情懷，大家看穿爭論，努力回到認同經驗的本身，或可減輕意氣渲洩，增進跨代了解，互相認識彼此的本土根源。

須回到實質經驗本身

以前是在數據上知道2008年是國族認同的轉捩點，現在讀張秀賢的成長歷程，從細緻的個人歷史，認知當年的中學生，如何為汶川憂傷、為京奧打氣、為中國自豪，而及後一連串的人權撼事，令青年人一步一步疏遠中共政權。秀賢的「六四國民教育」寫得具體，由老師流淚述史，到親身感受六四晚會，不就是我們上一代見到幾年前，大量中學生湧到維園的盛況！？當年我們這些維園擁躉，還熱烈地宣告，六四薪火相傳成功了，年輕人接棒，平反六四有新一批生力軍。

世事多變，短短三四年間，年輕人掉進反國教與雨傘運動的洪流。對他們而言，六四是轉述的歷史，維園是重複的禮儀，傘運卻是催淚煙的嗆鼻刺激，以及傘後難以排解的集體挫敗與抑鬱。在行禮如儀的晚會與另起爐灶之間，本土青年有他們的盤算。高調批評支聯會，與維園割蓆，追討屠城責任留給大陸「異族」，把本土抗爭留給羅湖橋南方的勇武義士，這種種姿態，或出於政治計算，或出於誇大自身的獨立主體。但回到實質的經驗，上一代的本土情懷，因六四而孕育出來的正義聯盟、對中共極權統治的異議，新一代的本土派，大可以重新檢視，而不必企硬表態，直指「強國悲劇唔關我事」。或反過來，上一代批評「本土分離切斷了香港歷史」。一正一反，撐晚會與反晚會，均要回到本土的經驗本身。

從不問世事到關心政治

論述得以流行，每每事出有因。本土青年疏遠六四也有一段由2008年到2014年的具體過程。立場上，互相批判只是表層，六四體驗的深與淺、直接與間接，才是身份認同的血肉核心。張秀賢道出了他的經驗，也可以請新一代的本土派，聽聽我們老一輩本土分子的經歷：

1989年之前，我是一個頗為「大路」的青年。完全說不上是社運分子。當年的我，看電影、讀小說，文青一個，卻如大部分的港青一樣，不太關心政事，私事為重，公共事務只徘徊於生活的邊緣。我從小到大，少看新聞、不懂時事、不知什麼是歷史。中學讀中史，有如讀西史，無關當下痛癢。殖民地教育，小市民得過且過，就是日常。直到1989年，六四槍聲響起，不關心社會、政治、中國的我，出於一種人性義憤（開槍射殺平民就是惡行），我全情投入了平反六四的運動。遊行之後，我參加了港人自力創立的民主大學，還參加了同學會，及後還想要拍一部紀綠片。由一個不問世事的文青，到一個思考中國與香港命運的六四分子，1989年，是我人生觀、價值觀、本土身份認同的重要年份。從一個身份游離的殖民地小市民，我開始思考文化中國，我為香港人可以挺身而出為公義支援六四民運而自豪。六四是我對冥頑不靈的中共政權滋生反感的重要根源，直到今天對中共的負面情緒也與六四有不可分割的感情聯繫。這二十多年，我研究香港本土身份，八九六四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觸發點。

近年經歷新一波本土浪潮

這麼多年，若我身在香港，六四必在維園。但這兩三年，我自己也經歷新一波的本土浪潮。1989年的六四衝擊，第一層是對人性善惡簡單的同理心；第二層是對中國學生、對中國人民的感情認同；第三層是對中共政權的反感；第四層是認同香港激起的集體行動的團結感與正義感。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第一層的同理心仍在，政權掌兵炮，用以保衛國家而不應射殺公民，此乃六四洗禮的上一代的是非判斷。第二層對民間的感情認同漸漸薄弱，因為中國的「民間」，不再是天安門的大學生，而是富起來的中國青年。港人看到大陸學生與旅客橫行世界，產生強烈的差異感。當年六四之後建構的中港民間聯繫已經逐年削弱。第三層對中共的厭惡可謂有增無減。第四層的香港共同體，那種維園作為六四悼念最後橋頭堡的獨特自覺，漸漸疊加了更為直接的雨傘抗爭經歷。

我不是年輕本土派，我經歷八九民運，我二十多年的研究志趣與六四有莫大關係。但到了2016年的今天，我亦感到六四燭光柔弱，參加與否，不甚了了。特區亂治與中國種種極權傾向，愈來愈成為我不滿的更強對象。本土認同，經年轉變，必須誠實面對過去，面對當下，才能感受其血肉，理解時代的聲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經歷，上一代與下一代的本土，回歸身份認同的肌理，或可互通你我，串連生生不息的本土香港。

（馬傑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專門研究香港次文化以及流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