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杀戮的艰难

【编者按】2014年在台北捷运持刀伤人，造成4死22伤的大学生郑捷10日晚在台北看守所被执行死刑。

台湾作家张娟芬长期关注司法改革等人权议题，2010年也是她最感焦虑的一年。社会退向保守，支持“废死”招致的攻击诅咒可以忍耐辩解，但死刑执行却已箭在弦上。她记录下这波争论，同时梳理台湾废死运动的历史，写下《杀戮的艰难》一书。“我并不急于抵达某个思考的终点，也不以为我已经拥有终极的答案......作为一个民主政体里的公民，我有无法回避的道德义务，要大声疾呼：慢点杀！”书中除了提出讨论死刑的思想维度，还收录了死囚案例访谈。同情不可滥用，但起码一个社会该检省，罪大恶极的背后是什么，一个人的人生坏掉了，是不是只剩生命被抹去一条路？

6年后郑捷被迅速枪决，许多人感到惊愕。未尽的讨论必须继续下去。这是本书第一部分 思考的第一篇文章《杀戮的艰难》。

端传媒于5月11号晚上19:43分，以《执行死刑是不是一种杀戮》为题，摘引张娟芬女士《杀戮的艰难》一书部分内容刊出，唯负责同仁当时尚未获得出版社及作者的授权，就在心急下直接刊出，这构成侵权行为，是媒体操作的严重错误。端传媒对于本次侵权行为，以及管理操作的疏失在5月12日上午发出公开致歉声明并且撤下文章。经过沟通，张娟芬女士和行人出版社同意授权重新刊载这篇文章。这里再次为之前的错误向众多读者郑重致歉。

1.汤英伸还是王文孝？

出了《无彩青春》以后（编者注：三位极可能没有犯下杀人罪的青少年在法庭迷途二十年的故事，通称“苏建和案”，是台湾最著名的冤狱平反个案），第一场演讲就有人问我：“妳对死刑有什么看法？”我心里“唉呀”一声，感觉好像作业还没写完，就被老师点到名了。

提问的确实是一位老师。那是一个为国中国小老师举办的人权营。

我知道反对死刑才是政治正确的。先进国家都已经不执行或正式废除了死刑，而且我认同的多数社运人士都这么主张。理由之一是：许多死刑其实是误判。理由之二 是：生命无价，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理由之三是：将人处死只是无意义的报复，使人悔悟岂不更好。理由之四是：犯罪有那么多远因、近因，为什么罪责却仅由罪 犯承担？理由之五是：死刑并未吓阻犯罪，更没有解决问题。理由之六是……

一定还可以继续列下去的，但是我想了想，抬起头来对“老师”说：“我不知道。”

有一些时刻我是希望有死刑的。有一个朋友借我一本古怪的摄影集。或者说，是一本照片簿子。那是五○年代的一个美国警探，不知为什么搜集了好多死亡照片，做成一本剪贴簿，里面全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死像。上吊的，开枪自杀的，生怪病死的。当然也有很多被谋杀
的。

每一帧照片旁边，怪警探会用老式打字机注记简单的案情。有几张照片看过就不会忘记。其一是一个女人被大卸八块，手臂从关节处裁下来、胸腹中间整个剖开、阴 部被割下、鼠蹊与膝关节处都切开了。凶手是个厨师，典型“杰克开膛手”那种恨女人、杀妓女的犯案手法。其二是一个亚裔女人的脸部特写，右眼还睁著，左眼及 以上的头壳已经被打烂了。凶手是她先生。其三是一个女人肚破肠流、面目全非。警探的注记说明，她先生因怀疑她不忠，当著她母亲的面杀她，她尚未死绝，他便 已动手分尸，并用绞肉机重击她的脸。

我得很努力才能提醒自己：年代久远，当初的办案技术想必粗糙，里面应该有很多“凶手”其实也是被冤枉的。即使如此，看到那些嫌犯无罪开释的案子，我还是感到余怒未消。我从来没有这么期待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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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时刻，我找不到理由说：“不要处死刑”。例如，就说王文孝吧（编者注：王文孝是“苏建和案”里夺取两命的真凶。苏建和等三人因为认识王文孝，而被牵连，受到误判。）。看过了吴铭汉夫妇命案的现场照片，也看过他们的头颅骨，那刀痕，下手的力道，历历在目。我自问，假如王文孝还没执行死刑，那我会怎么说？杀？不杀？

王文孝是个没人疼爱的小孩，关于他的悲剧，想必在血案发生之前很久很久就已经开始了。他被枪决以后，他的父亲甚至拒绝收尸。我对于他的人生未必没有同情， 但是我也想到他最后所写的那份覆判状。先前他至少承认他是主谋、他提议去吴铭汉家偷东西；在覆判状里他忽然改口说苏建和才是主谋，他只是“无意间”提供了 作案地点。先前他至少承认他因为惊醒了吴铭汉，一时慌张便下手砍杀；现在他忽然改口说是吴铭汉先向他冲过来的，他只是为了自卫，所以希望改判“过失杀人”。

王文孝没有悔过。他杀死了人，还诬赖说是死者先动手；他没有诚恳的面对自己的错，没有负起责任，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也没有感到歉意。这怎么原谅？

得先有一句真诚的“对不起”，然后才可能有一声宽容的“没关系”。那叫做原谅。如果打人的人得意扬长而去，被打的人只敢对自己咕哝说：“就当作是被儿子打了”，那不叫原谅，那叫阿Q。当罪犯还在诿过卸责，我们要从何原谅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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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记得汤英伸的案子，虽然已经快二十年了。原住民青年只身到台北找工作，职业介绍所让他到洗衣店帮忙。他做了九天觉得太累，打算索回他的身份证与九天的 工资，不干了。结算工资时才发现薪水还不到职业介绍所承诺的一半，而且洗衣店老板说，他可是付了仲介费给介绍所的，汤英伸才做九天，得赔偿他的仲介费。算 起来，汤英伸倒欠了一笔钱，所以老板不肯还他身份证。两人争执、扭打，汤英伸随手拿拔钉器重击老板，以及闻声前来的老板娘与小女儿。三个人都死了。

汤英伸是个力争上游的原住民青年，出身于部落里受敬重的家族。他英俊，聪明，人缘好；会写歌，弹吉他，撑竿跳。杀人是一时冲动的偶然，原汉的不义结构却是存在已久的必然。这是一出再典型的不过的悲剧，而汤英伸再贴切不过的诠释了悲剧英雄的角色。

他被判死刑。许多社会人士高呼“枪下留人”，但救援失败。他的痛悔，现在看来仍然那么真切：“我不奢望会得到法律什么宽容的制裁？甚至那极恶毒的制裁，我也应当接受。”“一切后悔已经太迟了，但我仍然希望，在双亲的心目中，我仍是一个纯洁的孩子。纵使这是全然不可能了。”

汤英伸是死刑犯里的模范生。王文孝则是死刑犯里的不肖子。反对汤英伸的死刑大概是比较没问题的，至少我反对；但我们反对王文孝的死刑吗？

《杀戮的艰难》

出版时间：2010年11月

出版社：行人

作者：张娟芬

2.反死刑经典名案

有人说丹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辩护律师。他经手许多喧腾一时的案子，芝加哥绑架案可能是其中最具争议性的。

那是一九二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完了，而世人还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等在后面。两个吃饱饭没事干的年轻人，为了享受聪明的感觉，决定干一件超完美谋杀案。

娄伯（Loeb）与李欧普（Leopold）都是十九岁，家里有钱有地位，司机专车接送，住在豪华社区。娄伯高大俊美，是芝加哥大学的风云人物。李欧普身 体不大好，但也一样早慧：他会说十五国语言，去年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也是鸟类专家。李欧普迷恋娄伯，而娄伯迷恋犯罪，一件恶行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租了一辆车，捉了一个十四岁的邻居小男生巴比，在车上就杀了他，然后向巴比的父亲勒赎一万美元。这位父亲正要出门的时候，电话来了。巴比的尸体找到了。警方循线细心追查，漂亮破案。

犹太社区非常伤心，因为这两个年轻人都出身富裕的上流犹太家庭。“幸好”被杀的巴比也是犹太人，所以不致引起种族冲突。两人似无悔意。根据芝加哥论坛报， 李欧普说：“奇怪我们怎么会被抓呢？我们演练过好几遍呀。这只是个实验罢了，跟昆虫学家钉住一只甲虫没有不同。”娄伯则说：“这只是我人生的过程而已。我 会去坐几年的牢，但放出来以后，我就会有个全新的人生。”

他们的冷血令美国人为之沸腾。当时的处决方式是绞死。巴比的母亲很伤心，但她不是“以牙还牙”那一型的人。她说她不想看到娄伯与李欧普上绞刑台，但她希望 问问他们两人，巴比死的时候痛苦吗？李欧普从报纸上读到这段访问，他的反应是：“很高兴。”“高兴什么？”“她的复仇心并不强，那对我们有利。此外，也有 一点不好意思，不多啦，大概有一点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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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诺时年六十七，接了这案子。

检方预料丹诺会主张心智丧失而做无罪抗辩，但出乎意外的，丹诺一开庭就撤回无罪抗辩，当庭认罪。如果被告辩称无罪（不管什么原因，“不是我干的”或者“心 智丧失”），就要组陪审团来审；但如果认罪，刑期轻重只要一个法官就可以判了。

现在情势是“人人皆曰可杀”，当然不要陪审团比较好。而且陪审团有十二人， 判死刑很容易，因为责任被分摊掉了。如果让单一法官来判，则两人或许还有生存机会。还有一个原因是两人被依谋杀与绑架两罪起诉，假如绑架没有被判死刑，检 察官就会再将谋杀部分拿出来审，他们不太容易两次都逃过死刑。认罪了就可以一次解决。

随后的庭讯里，丹诺从不忘记“威胁”法官。“庭上，如果这两个男孩被吊在绞架上，那一定是您。没有人能分担您的责任，您无法说，您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案子有两位检察官，但丹诺特别眷顾其中一位，因为这位先生很倒楣，刚好姓“Savage”——“野蛮”检察官！

丹诺的结辩长达十二小时，成为反死刑论述的经典。他说，当律师这么多年，每一个案子检察官都会说，这是史上最残酷最冷血的犯罪。但其实被绑架杀害的巴比并 未承受太多痛苦，他从上车到死亡总共才十五分钟。“这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动机的犯罪，整个案子里没有一丝仇恨或恶意；他们没有机会残忍哪，除 了死亡本身就是残忍。”

丹诺论述的重点是，娄伯与李欧普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脑筋有问题，根本不是正常人。他们也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整个世界才刚打完一场大 战不是？每一天杀掉几百人几千人都司空见惯，那么你说，娄伯与李欧普的坏念头是哪里来的？“天命无违，天地不仁。天意的运作是神秘的，我们都是天意的受害者。我们变怎样不是我们能左右的，老天爷掌控一切，而我们只能演自己的角色。”丹诺认为，倘若我们处死他们，则仇恨只会继续喂养仇恨。

检察官则嘲讽丹诺将犯罪原因归罪于世上每一人每一事，唯独被告本人一点责任也没有。“倘若他们两人有兔唇的话，丹诺先生大概会要我为起诉他们道歉！”检察官说，丹诺诉求的是心而不是脑。“巴比有权利活著。但那两位脑子聪明而没有心的年轻人，却决定让巴比去死。”

最后，丹诺的策略奏效，法官没有判死刑。谋杀部分判无期徒刑，绑架部分判九十九年。

娄伯与李欧普在狱中教受刑人读书。约十年后，娄伯被狱友以刮胡刀片杀死，得年三十二岁。李欧普则在服刑三十三年之后假释出狱，出了一本书：《Life Plus 99 Years》。他认为娄伯从未后悔杀人，顶多悔恨被抓。他自己起先亦无悔恨，许多年后才有，十年之后到达顶峰。他不能理解自己当时犯案的心态。

李欧普出狱后去波多黎各拿了一个硕士学位，教数学、研究鸟类、结了婚，度其余生。六十六岁过世。

3.丹诺案的反思

我读丹诺辩词的时候，深深觉得历史是那么不公平、不可靠。那么受人推崇的历史文献，但我读来只觉得薄弱、矫饰，反而激起我的反感。例如他说被害人才十五分 钟就被打死了，那不算受苦——这是什么话？

十五分钟的死是很漫长的，那十五分钟又不是在看电视！如果此说成立的话，则绞刑又何残酷之有？把娄伯与李欧普吊 上去，不用一分钟他们就死了，按丹诺的标准，算得上是享乐吧。

我因此得到一个启发：反死刑论述不要美化罪犯，不能袒护罪行。否则效果适得其反。（读到“不算受苦”的说法，我简直一不小心就会昏了头说：“快判他们死刑！”）

丹诺式的辩词最后会推出一个结果，就是反对任何惩罚。一个人如果做错事，那是因为他穷，他命不好。假如像娄伯与李欧普，既不穷，命又好，还做错事，那他们就是疯了。

一切都是“情境使然”。但如果可以把一切推给抽象的文化社会，那还有什么案子办得下去吗？我们抓到一个政府官员贪污，他可不可以在法庭上说：从小我看我爸 爸卖菜的时候都偷斤减两，而周遭公务员无不喝茶看报，所以我就学坏了？殴妻的男子是不是应该拿著女性主义教科书上法庭说：你瞧瞧，这社会很父权，我就是这 样被刻板印象养大的，所以我当然会打老婆啰，不能怪我。那怪谁呢？怪天好了。

不过丹诺“反对任何惩罚”的立场至少是一致的。他的意思是，社会是一个整体，不要老是柿子检软的吃，把责任归于罪犯然后想消灭他了事。他认为对罪犯还是应有所处置，可是应该是辅导式的，不是现在监狱这种仇恨惩罚式的；更不是死刑这种一了百了一劳永逸的。

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是或许他当年面对的监狱管理是很不人性的，所以有此看法。第二是他确实认为应该把罪犯视为病人。罪犯与病人的并置或替换是很有趣的概念；把罪犯当病人的丹诺显得厚道、温慈，而我们却不时把病人当罪犯（例如SARS横行期间，以及大众对爱滋病的态度）。

这是第二个启发：用丹诺式的“情境使然”的理由来反对死刑，终将走到“反对一切刑罚”的地步。（我们要不要走那么远？）

但更引我注意的是末了那个或许并不重要的细节：李欧普十年以后后悔了。

李欧普与娄伯显然不是汤英伸那一类，而是王文孝那一类，且犹有过之。他们事前预谋，事后无悔，家境优越无可同情之处，对于被害者家属的伤痛无动于衷，甚且落井下石。如果依照我先前的标准，绞刑的绳索早该套上他们的脖子。但丹诺为他们挣来了一条活路，而十年之后，后悔的感觉幽幽的冒出来了。

这样一个反社会人格的家伙都能够悔悟，令我怔忡许久。那么，今后我们还能指著谁的鼻子说，“你应该被判死刑，因为你不知悔改”？我们对王文孝是不是太过心急了？

我们都知道，宽恕需要时间。莫非芝加哥绑架案还有第三个启示？也许，悔悟，也需要时间。

不久前，有个朋友聊天时透露了一个秘辛。他认识一位法官，判过一桩有名的死刑案。多年后，这位法官偷偷告诉我朋友，其实他后悔判了那人死刑。我听了蛮同情那位法官，因为他可能得默默承担内心的自责，心里想必很不好受。

此时再想起这件事，忽觉其讽刺。我们对死刑犯多么严苛啊，“你要认真悔过，我们才原谅你喔！”但法官判错也不悔过，我们倒充满了体谅。我想，悔过也不是容 易的事吧？越大的过，越难悔。踩到人家的脚很简单，“歹势。”但是把人家杀死了，那后悔……或许是说不出的吧。自私卑劣的死刑犯可能说不出，高洁廉明的法 官也可能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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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丹诺赢在诉讼策略，而不是赢在结辩的反死刑论述。丹诺比较接近宗教情怀：“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请看天主的羔羊。”但是，从心理层面来看，人们之所以寄望死刑，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他是从“准被害人”的角度在考虑死刑问题。

我不禁想起一个熟悉的故事：“中山狼”。

东郭先生路过中山国，在森林里遇见一只狼。狼被猎人追赶，求东郭先生救牠一命，他便打开装书的麻袋让牠躲进去。直到猎人走了，东郭先生把狼放出来，狼却说，不如你好人做到底，让我吃了你吧！东郭先生不从，两人相约问三个人的意见。

大树说：人吃了我的果子三、四十年，现在还想砍倒我当柴烧，全世界都是忘恩负义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水牛说：人用我耕田三、四十年，现在还想杀了 我吃肉剥皮，全世界都是忘恩负义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第三位是个老人家，他怎么样都弄不明白事情的经过，只好请狼现场表演一次。狼躲进麻袋里，老 人家刷的一声束紧袋口，杀了那狼。

有意思的是，东郭先生是墨家。他之所以经过中山国的森林，是因为某国国君请他去讲学。墨家，讲什么呢？当然讲“兼爱”，“非攻”啦。但经过这么一折腾，他脑子里全乱了——这下该讲什么才好呢？

这个故事嘲讽墨家太过天真，笑他们不认识现实的险恶。也许“中山狼”式的考验，也是反死刑论述必经的丛林？在“准被害人”的位置上待久一点，感觉一下；然后变成一个更深刻的东郭先生，继续往前走。

4.杀就是杀

在丹诺的逻辑里，恨当然是错的。报复更是火上加油，错上加错。

但我并不是那么慈爱的人。我还是比较同意盖瑞‧史宾斯在《正义的神话》里说的：“虽然我们贬低报复，但报复是正义的核心。宽恕是伟大的，但宽恕把人不公平的置于情绪混乱中，国家的宽厚反而变成对受害者的另一种犯罪。”

史宾斯说：“当我们无法适度惩罚罪犯，人们所看见的是正义流产。”正义流产，非常诗意的翻译。我料想原文应该是miscarriage of justice，通常我们都不解风情的直译“误判”，但miscarriage除了“处置失当”以外，确实也有“流产”的意思。

有人贪污我们会生气，有人杀人我们会生气，有人虐待儿童我们会生气；我珍惜这种愤怒，这种愤怒就是正义感。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接纳这种愤怒，而不是贬低之， 否定之。大部分反对死刑的影片都会把重点放在罪犯的心理状态，他的弱势处境、他郁积多年的愤恨、他那没有什么选择的人生，所谓“死刑犯的人性面”。

但有时候我会不平的想，这岂不是恰好落入罪犯的逻辑？他有苦衷，他需要钱，所以他抢我钱；但他可曾想过，我可能有更大的苦衷，比他更需要这笔钱？犯罪常常是自我 中心的，除非是罗宾汉或廖添丁那种义贼，否则往往是弱肉强食，弱势的残杀更弱势的。

《铁案疑云》（The Life of David Gale）里，凯文史贝西杀了人被判死刑，他略显无奈的说：“当人们看著我的脸，他们不是看见我这个人，而是看见犯罪。”这句话初听时，见山是山：我觉 得他说的很动人，事实确实如此。后来想一想，见山不是山：虽然大家的确都是这样看的，但是，这样不对吗？我看著德蕾莎修女的脸，便看到她慈爱的善行，那么 我用死刑犯做过的坏事来认识他、判断他，这样很过份吗？

但再想一想，见山又是山了：反死刑论述之所以需要强调死刑犯的人性面，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把死刑犯当人看呀。这不也是罪犯的逻辑吗？你首先必须不把人当人， 然后才杀得下手；无论绑匪杀人质还是我们杀死刑犯，都一样。我们不敢看死刑犯小时候纯稚可爱的照片，就像绑匪不会想要听人质的生命故事一样，看了、听了， 手就软了，拿不住屠刀。

去年我去尼泊尔爬山，雇了一个尼泊尔向导。我们一天爬八小时，从有话讲爬到没话讲。我跟他搭讪：“尼泊尔有没有死刑？”

“啊？”他没听懂。尼泊尔教育不普及，他们的英文都是自学的。

“如果一个人杀人，他会不会被处决？”“处决”，我用的是“execute”，执行死刑的意思。

“啊？”他还是没听懂。那个字眼太大了。

我换个方式说。“如果一个人杀人，政府会不会杀他？”这次我用“kill”。这样他就懂了，说不会。

他给我上了一课。“执行死刑”，讲那么文雅干什么，难怪人家听不懂！不就是“杀了他”吗？语言有时候真的是会骗人的，凡是不能、不想面对的事情，我们就为它发明另一个字眼来蒙混遮掩。其实还不是同一回事？

坏人杀了一个人，结果这诱使我们也不把坏人当成人，也杀了他。一桩杀戮繁殖出另一桩杀戮。为了杀一个罪犯，我们借用了罪犯的心态，使自己成为罪犯。这不只是正义的流产；这简直是，一尸两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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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觉得有些事情在逻辑上被弄拧了。大部分人痛恨犯罪，我也讨厌犯罪。大部分人希望恶有恶报，我也认为做错事的人应该被惩罚。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歧见 吧？但是一说“废除死刑”，大家就吓得好像监狱大门洞开，坏人全部在街上乱窜。“废除死刑”又不等于“把坏人放出来”！“废除死刑”的意思是“继续把坏人 关在牢里”，不是吗？

我想起王文孝的死刑执行卷。那是苏案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卷宗，因为它从头到尾只讨论一件事，就是如何把王文孝打死。我以为枪决再简单不过，但其实得动用十几 个人，大费周章。王文孝被四个宪兵团团围住，宪兵本来就高，又戴上宪兵帽，更高；只有一句成语可以形容，那真是“插翅难飞”。

结果那是我对于王文孝最感同情的时刻。一张张照片，是死亡的分解动作。死寂的刑场清晨，没有人讲话，只有快门的清脆声响，喀擦，喀擦。像断头台的利刃骤然落下的声音，喀擦。

这样是干嘛？我忽然觉得荒谬。他做了坏事，捅出这么大一个篓子，害一票人瞎忙了十几年，分明是个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么不因为正义终获实现而觉得痛快？不，一点也不痛快。他看起来，那么弱小，那么无望。

他在牢里关著，囚衣、脚镣、铁窗，有一天清晨我们忽然把他摇醒，带他到刑场，然后开枪打死他——这一切所为何来呢？

把他继续关在牢里不好吗？那样我就不必同情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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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无期徒刑是有疑虑的。例如那又不是真的“无期”，关个几十年以后就可以假释，所以他还是有可能跑出牢笼危害社会。还有，他那么坏我们还花纳税人的钱养他，为什么不打死他比较省钱呢？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绑匪的逻辑。“人质可能会逃跑，守著他多麻烦，现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长梦多。”“撕票吧，不要留活口，这样每餐还省一个便当。”对绑匪来说，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钱比人命重要。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方便和省钱比较重要吗？

担心他出来危害社会，为什么不检讨假释制度，把关严格些？怕他吃闲饭，不能训练他们做一些有产值的活计吗？

很多人对死刑是有好感的，因为死刑有教化社会的功能。虽然我也可以举出实证研究来反驳，但我宁可说：就算真的有，那也不是理由。杀鸡儆猴本来就是不对的。杀鸡只能够因为“鸡该杀”，不能因为“要杀给猴子看啊。”如果鸡会说话的话，鸡会问：“那为什么不杀猴儆鸡呢？”

有人认为，终生监禁并不好受，说不定罪犯还比较想被判死刑，求个痛快。但这是刑罚，又不是奖赏，何必投其所好？我们对罪犯采取某种处置，是为了增进社会福 祉，既不是为了故意折磨他，也不是为了刻意取悦他。何况有的人本来就被判无期徒刑啊，我们也很少听见他们说：“我不要，我要被判死刑。”

5.决战点：够了没？

我们面对的不是“坏人该不该罚”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坏人该罚（除了丹诺以外）。我们面对的是：罚他要罚到什么地步？死刑还是终生监禁？

想像一个你最讨厌的罪犯。如果他戴上了手铐脚镣，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但却恰好落在你手里，你会不会杀他？

唔，我想，我不会。有些人会跟我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你一定会至少犹豫一下。这一点迟疑，就是我要讲的东西。

如果这坏人正在“跑路”，警匪枪战，而警察碰巧把坏人打死了，那我没意见。因为坏人对于警察与路人的身家性命，都造成威胁。可是如果警察已经制服了歹徒，还可不可以把他打死呢？不能。

如果他拿枪指著我的头，但是我们却在一阵混乱里，两人抢起枪来了；我紧张、害怕、激动，我可能会想尽办法杀他，因为我不杀他，他就会杀我。那是正当防卫。 但如果他已经被绑住了呢？如果他已经失去了杀我的能力，我却还杀他，那是防卫过当。当罪犯已经入狱、失去了危害社会的能力，我们却还透过公权力来杀他，那 也是防卫过当；或者，其实就是杀人。我们没别的选择吗？有啊，把他关起来啊。

我的论点不是他不该死。

我的论点是我们不该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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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来到死刑辩论的决战点：到底怎么样算“够了”？我们对于罪犯处置的极限在哪里？

从前，判死刑是不够的。得凌迟，得腰斩，得五马分尸，大家还兴致勃勃的围观。但是越到近代，我们对“残忍”的忍耐度越来越小。现在死刑用电椅、用毒针、用 枪决，我们仍觉得不忍卒睹。同样一件事情，以前不算残忍，现在却被视为残忍，可见“残忍”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残忍”的标准是浮动的。

残忍不容易定义，但可以迂回的试著逼近。当代的死刑用枪决、注射毒针或电椅，而舍弃了斩首、绞刑或毒气室，是为了避免残忍，不要让犯人承受额外的痛苦。支 持死刑的人常常强调，现代的死刑已经很人道了，我们为他找了一个最不痛苦的方式，已经仁至义尽。也就是说，同样是惩罚，如果能够节制至最低限度，那是仁 慈；如果过当，那就是残忍了。

“过当”！是的，就是“过当”。既然无期徒刑已经足以达成隔绝的目的，那么死刑就是“过当”，就是残忍。我看王文孝的死刑档案会感到不忍，不是因为他不坏，而是因为，那是一个社会“过当”地执行其集体意志。

史宾斯说：“当我们无法适度惩罚罪犯，人们所看见的是正义流产。”

我说：“当我们过度惩罚罪犯，人们连看都不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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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太低估死亡了。我想起Toshi Kazama，那位清秀温文的摄影师。他是日本人，现定居美国，花八年时间造访数座监狱，拍了一系列少年死刑犯的照片。美国有的监狱用电椅执行死刑，有的 监狱用毒针。用电椅的监狱说：我们比较人道，因为电一下很快就死了，不痛苦。用毒针不人道，因为一共要打三针，历时十五分钟，时间太长了。

但是用毒针的监狱说：我们比较人道，用电椅不好。用电椅，犯人的眼珠会迸出来，而且你看到电椅底下接到一个桶子有没有？因为犯人会大小便失禁，桶子就是用来接排泄物的。 说到这里，Toshi直视全场，问道：“哪一种杀人的方式会是人道的？”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Toshi说，电椅有两个开关，一个有连上电源，一个没有。执行死刑的时候，两个人一起按下开关，没有人知道是谁按下的开关把犯人烤焦的。两个开关不是机械设计上的需要，而是执行者需要分摊责任。

杀戮岂是这么容易的事！“人人皆曰可杀”，是因为我们不必自己动手。如果是这么替天行道的事情，大家怎么不抢著做？好莱坞电影可以轻易对人开枪，那是因为喷出来的是蕃茄酱。

6.超完美死刑

有人会说：“废除死刑，陈义过高，太理想了。你看报纸上那些坏人，想想他们做过的事情，想想他们造成的伤害，枪毙他是便宜他。有些人，实在是罪大恶极啊。”

谁呢？如果现在做民调问大家心目中的坏人，陈进兴（编者注：1997年台湾发生的重大刑案“白晓燕案”，最后一名落网的歹徒。）一定名列前茅，甚至可能十年之内都不会再有小孩子叫做“陈进兴”了。

但是谁记得陈进兴还有两个同伙？他们不坏吗？陈进兴做的坏事，他们也都做了啊。只是因为陈进兴最晚才死，媒体聚焦又聚焦的的结果，他就变成最坏的了。我不是要为他辩解说他不坏；而是要指出， 这“坏”是如何因缘际会地透过媒体折射出来。

如果你还没想起来的话，提醒你一下，那两个人叫做林春生与高天民。很陌生了吧。

谁是坏人？比较近的例子是陈金火。他杀人又吃人肉，丧心病狂，够坏了吧。当媒体为陈金火冠上“台湾食人魔”封号的同时，够仔细的人会发现，“吃人肉”一 事，从一开始就没有证据。他落网时，瓦斯炉的锅子里有肉与碎骨头，但骨与肉一旦煮过，DNA已经被破坏，无法判定是人还是其他动物。

自从陈金火一落网，台 中县警察局长就对吃人肉之说持怀疑态度，因为锅子里的骨头切面整齐，像是用剁的，但尸体上却是刀切的痕迹。连检察官也表示，没有具体事证，难以证明他有吃人肉。

但媒体不管，还是照样称他为食人魔。食人魔陈金火。

吃人肉之说到底哪里来？陈金火自己说的。他的自白能不能采信？为陈金火做精神鉴定的小组成员表示，他们不是测谎专家，无法判定陈金火说词真假，只能够肯定他没有精神病。

但媒体不管，台湾有食人魔，这实在太有趣了不是吗？他们纷纷这样形容：“惊悚情节宛如电影《沉默的羔羊》翻版”。汉尼拔一角已确定由陈金火饰演，还缺一个茱蒂佛斯特，为陈金火做精神鉴定的心理学家陈若璋雀屏中选。虽然她不是FBI，但是她也是女的，行了。开麦啦！

如果我指责媒体扭曲，媒体会说：“他自己承认的。”但是，警察、检察官、心理学家对陈金火的供词都持保留态度，一审判他死刑的法官也说吃人肉的部分没有直 接证据；唯独媒体全心拥抱那单薄而反复无常的自白，其理安在？与其说陈金火可信，不如说媒体实在太喜欢《沉默的羔羊》及其戏剧效果了，所以见猎心喜，情不自禁！

而陈金火“承认”了什么？在审判中，陈金火说那肉是广德强煎给他吃的，他不知道那是不是人肉。他“承认”的是：他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可能”吃了人肉。但媒体不管，还是照样称他为食人魔。食人魔陈金火。食人魔陈金火。多讲几次听起来就像真的了。

这就是“食人魔陈金火”的诞生。可以想像的，要票选恶人的话，陈金火会上榜，但没有人会记得广德强——除非他说他吃过唐三藏的肉，那就把陈金火比下去了。

陈金火杀了人。他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陈进兴也杀了人，他也不是好东西。假如在我的太阳穴贴上电极，可能会发现我早已变成巴弗洛夫的狗，一看到“陈金火” 或“陈进兴”的名字，就出现紧张与愤怒的反应。没办法，这就是制约啊。但当我们说某某某罪大恶极，那里面究竟有多少是事实，而有多少是媒体折射再折射以后 所形成的制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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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我这样讨论死刑，确实“太理想”了。我谈的都是“超完美死刑”：没有误判、没有程序失当、确实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我好像站在一个沙滩上，而讨论一粒沙。其实读过《虽然他们是无辜的》就知道，讨论死刑怎么能不提到误判？

那些事情，该怎么说呢，就是触目惊心吧。有一个叫亚当斯的，在公路上搭人家便车，那个驾驶枪杀了一个公路警察，但诬赖说是亚当斯杀的。结果亚当斯被关了十 二年，而这十二年间，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不仅逍遥法外，还犯下了窃盗、绑架、持械抢劫与杀人罪。

有一个叫米勒的，因谋杀被判死刑，排定时间以后，又得到上 诉机会而暂缓；结果五年内他一共面对了七次处决日期，其中一次只差七个半小时就要执行了，幸好他每一次都及时拿到暂缓行刑令，最后终于证明，人不是他杀的。

一个叫做麦洛弗林的，冤枉入狱时十九岁，后来重获清白并且得到冤狱赔偿。他说：“如果本州有死刑的话，我现在早化成了灰，放在妈妈的壁炉上了。”最恐 怖的是，《虽然他们是无辜的》最后说，这些人之所以能死里逃生，都不是靠司法制度，而是靠运气。

误判，那么多的误判！正义习惯性的流产。逻辑上，误判不是反对死刑的好理由。但是实务上，误判是反对死刑最有力的理由，死刑支持者最大的恶梦就是误判。关错人可以赔他一笔钱，杀错人可怎么赔呢？

我们会幻想，死刑那么严重，法官一定会格外谨慎。如果不是罪证确凿，怎么会判死刑？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有时候正是因为案子很大，大家都希望看到有人为之付 出代价，于是证据法则、无罪推定，反而松懈了。这时候，谁被带进法庭，谁倒楣。

《虽然他们是无辜的》里面那个搭便车的亚当斯就是这样：被杀的人是警察，所 以大家都想把凶手判死刑；可是那个驾驶还不满十八岁，就算起诉他也不能判死刑，于是已成年的、“可以被判死刑”的亚当斯，就倒大楣了。

根据《虽然他们是无辜的》，美国死刑的误判比率约是七比一。《经济学人》比喻道，如果一款飞机每七架就要摔一架的话，它早就该停飞了！

那说的还是美国的司法水准。台湾呢？

2003年，台湾执行了七个死刑。“七个？这么少！”但是台湾代表出国开会，别的国家听到我们一年执行七个死刑，吓得脸都绿了。

陈进兴一辈子也没有杀七个人，我们已经认为他很坏很坏。据称具有民意基础的死刑制度，一年就打死七个——而那七个里面有几个罪证确凿？有几个在程序上毫无瑕疵？有几个获得像样的辩护？有几个真的罪无可赦？有几个毫无悔意？有几个永远不可能悔悟？

可疑的审判品质，动辄喊杀的舆论，薄弱的公设辩护人制度；那七个死刑……我想都不敢想。我只能说，不反对死刑或许还有理由，但是不反对台湾的死刑，那才真是罔顾现实，“太过理想”了。

7.痛苦但高尚

倘若我们集体决定放弃了死刑，我将说那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尤其是当我又想起古怪照片簿里大卸八块的女子，肚破肠流的女子，头被打扁的亚裔女子。但是，那也是一个高尚的决定。

我的论点不是生命的可贵。

我的论点是杀戮的艰难。

唯其如此，我们才保住了好人与坏人之间，那一点点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