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殺戮的艱難

【編者按】2014年在台北捷運持刀傷人，造成4死22傷的大學生鄭捷10日晚在台北看守所被執行死刑。

台灣作家張娟芬長期關注司法改革等人權議題，2010年也是她最感焦慮的一年。社會退向保守，支持「廢死」招致的攻擊詛咒可以忍耐辯解，但死刑執行卻已箭在弦上。她記錄下這波爭論，同時梳理台灣廢死運動的歷史，寫下《殺戮的艱難》一書。「我並不急於抵達某個思考的終點，也不以為我已經擁有終極的答案……作為一個民主政體裏的公民，我有無法迴避的道德義務，要大聲疾呼：慢點殺！」書中除了提出討論死刑的思想維度，還收錄了死囚案例訪談。同情不可濫用，但起碼一個社會該檢省，罪大惡極的背後是什麼，一個人的人生壞掉了，是不是只剩生命被抹去一條路？

6年後鄭捷被迅速槍決，許多人感到驚愕。未盡的討論必須繼續下去。這是本書第一部分 思考的第一篇文章《殺戮的艱難》。

端傳媒於5月11號晚上19:43分，以《執行死刑是不是一種殺戮》為題，摘引張娟芬女士《殺戮的艱難》一書部分內容刊出，唯負責同仁當時尚未獲得出版社及作者的授權，就在心急下直接刊出，這構成侵權行為，是媒體操作的嚴重錯誤。端傳媒對於本次侵權行為，以及管理操作的疏失在5月12日上午發出公開致歉聲明並且撤下文章。經過溝通，張娟芬女士和行人出版社同意授權重新刊載這篇文章。這裏再次為之前的錯誤向眾多讀者鄭重致歉。

1.湯英伸還是王文孝？

出了《無彩青春》以後（編者注：三位極可能沒有犯下殺人罪的青少年在法庭迷途二十年的故事，通稱「蘇建和案」，是台灣最著名的冤獄平反個案），第一場演講就有人問我：「妳對死刑有什麼看法？」我心裡「唉呀」一聲，感覺好像作業還沒寫完，就被老師點到名了。

提問的確實是一位老師。那是一個為國中國小老師舉辦的人權營。

我知道反對死刑才是政治正確的。先進國家都已經不執行或正式廢除了死刑，而且我認同的多數社運人士都這麼主張。理由之一是：許多死刑其實是誤判。理由之二 是：生命無價，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理由之三是：將人處死只是無意義的報復，使人悔悟豈不更好。理由之四是：犯罪有那麼多遠因、近因，為什麼罪責卻僅由罪 犯承擔？理由之五是：死刑並未嚇阻犯罪，更沒有解決問題。理由之六是……

一定還可以繼續列下去的，但是我想了想，抬起頭來對「老師」說：「我不知道。」

有一些時刻我是希望有死刑的。有一個朋友借我一本古怪的攝影集。或者說，是一本照片簿子。那是五○年代的一個美國警探，不知為什麼蒐集了好多死亡照片，做成一本剪貼簿，裡面全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死像。上吊的，開槍自殺的，生怪病死的。當然也有很多被謀殺
的。

每一幀照片旁邊，怪警探會用老式打字機註記簡單的案情。有幾張照片看過就不會忘記。其一是一個女人被大卸八塊，手臂從關節處裁下來、胸腹中間整個剖開、陰 部被割下、鼠蹊與膝關節處都切開了。兇手是個廚師，典型「傑克開膛手」那種恨女人、殺妓女的犯案手法。其二是一個亞裔女人的臉部特寫，右眼還睜著，左眼及 以上的頭殼已經被打爛了。兇手是她先生。其三是一個女人肚破腸流、面目全非。警探的註記說明，她先生因懷疑她不忠，當著她母親的面殺她，她尚未死絕，他便 已動手分屍，並用絞肉機重擊她的臉。

我得很努力才能提醒自己：年代久遠，當初的辦案技術想必粗糙，裡面應該有很多「兇手」其實也是被冤枉的。即使如此，看到那些嫌犯無罪開釋的案子，我還是感到餘怒未消。我從來沒有這麼期待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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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時刻，我找不到理由說：「不要處死刑」。例如，就說王文孝吧（編者注：王文孝是「蘇建和案」裡奪取兩命的真凶。蘇建和等三人因為認識王文孝，而被牽連，受到誤判。）。看過了吳銘漢夫婦命案的現場照片，也看過他們的頭顱骨，那刀痕，下手的力道，歷歷在目。我自問，假如王文孝還沒執行死刑，那我會怎麼說？殺？不殺？

王文孝是個沒人疼愛的小孩，關於他的悲劇，想必在血案發生之前很久很久就已經開始了。他被槍決以後，他的父親甚至拒絕收屍。我對於他的人生未必沒有同情， 但是我也想到他最後所寫的那份覆判狀。先前他至少承認他是主謀、他提議去吳銘漢家偷東西；在覆判狀裡他忽然改口說蘇建和才是主謀，他只是「無意間」提供了 作案地點。先前他至少承認他因為驚醒了吳銘漢，一時慌張便下手砍殺；現在他忽然改口說是吳銘漢先向他衝過來的，他只是為了自衛，所以希望改判「過失殺人」。

王文孝沒有悔過。他殺死了人，還誣賴說是死者先動手；他沒有誠懇的面對自己的錯，沒有負起責任，對那些被他傷害的人，也沒有感到歉意。這怎麼原諒？

得先有一句真誠的「對不起」，然後才可能有一聲寬容的「沒關係」。那叫做原諒。如果打人的人得意揚長而去，被打的人只敢對自己咕噥說：「就當作是被兒子打了」，那不叫原諒，那叫阿Q。當罪犯還在諉過卸責，我們要從何原諒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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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記得湯英伸的案子，雖然已經快二十年了。原住民青年隻身到台北找工作，職業介紹所讓他到洗衣店幫忙。他做了九天覺得太累，打算索回他的身份證與九天的 工資，不幹了。結算工資時才發現薪水還不到職業介紹所承諾的一半，而且洗衣店老闆說，他可是付了仲介費給介紹所的，湯英伸才做九天，得賠償他的仲介費。算 起來，湯英伸倒欠了一筆錢，所以老闆不肯還他身份證。兩人爭執、扭打，湯英伸隨手拿拔釘器重擊老闆，以及聞聲前來的老闆娘與小女兒。三個人都死了。

湯英伸是個力爭上游的原住民青年，出身於部落裡受敬重的家族。他英俊，聰明，人緣好；會寫歌，彈吉他，撐竿跳。殺人是一時衝動的偶然，原漢的不義結構卻是存在已久的必然。這是一齣再典型的不過的悲劇，而湯英伸再貼切不過的詮釋了悲劇英雄的角色。

他被判死刑。許多社會人士高呼「槍下留人」，但救援失敗。他的痛悔，現在看來仍然那麼真切：「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湯英伸是死刑犯裡的模範生。王文孝則是死刑犯裡的不肖子。反對湯英伸的死刑大概是比較沒問題的，至少我反對；但我們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嗎？

《殺戮的艱難》

出版時間：2010年11月

出版社：行人

作者：張娟芬

2.反死刑經典名案

有人說丹諾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辯護律師。他經手許多喧騰一時的案子，芝加哥綁架案可能是其中最具爭議性的。

那是一九二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打完了，而世人還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等在後面。兩個吃飽飯沒事幹的年輕人，為了享受聰明的感覺，決定幹一件超完美謀殺案。

婁伯（Loeb）與李歐普（Leopold）都是十九歲，家裡有錢有地位，司機專車接送，住在豪華社區。婁伯高大俊美，是芝加哥大學的風雲人物。李歐普身 體不大好，但也一樣早慧：他會說十五國語言，去年才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也是鳥類專家。李歐普迷戀婁伯，而婁伯迷戀犯罪，一件惡行就這樣開始了。

他們租了一輛車，捉了一個十四歲的鄰居小男生巴比，在車上就殺了他，然後向巴比的父親勒贖一萬美元。這位父親正要出門的時候，電話來了。巴比的屍體找到了。警方循線細心追查，漂亮破案。

猶太社區非常傷心，因為這兩個年輕人都出身富裕的上流猶太家庭。「幸好」被殺的巴比也是猶太人，所以不致引起種族衝突。兩人似無悔意。根據芝加哥論壇報， 李歐普說：「奇怪我們怎麼會被抓呢？我們演練過好幾遍呀。這只是個實驗罷了，跟昆蟲學家釘住一隻甲蟲沒有不同。」婁伯則說：「這只是我人生的過程而已。我 會去坐幾年的牢，但放出來以後，我就會有個全新的人生。」

他們的冷血令美國人為之沸騰。當時的處決方式是絞死。巴比的母親很傷心，但她不是「以牙還牙」那一型的人。她說她不想看到婁伯與李歐普上絞刑台，但她希望 問問他們兩人，巴比死的時候痛苦嗎？李歐普從報紙上讀到這段訪問，他的反應是：「很高興。」「高興什麼？」「她的復仇心並不強，那對我們有利。此外，也有 一點不好意思，不多啦，大概有一點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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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諾時年六十七，接了這案子。

檢方預料丹諾會主張心智喪失而做無罪抗辯，但出乎意外的，丹諾一開庭就撤回無罪抗辯，當庭認罪。如果被告辯稱無罪（不管什麼原因，「不是我幹的」或者「心 智喪失」），就要組陪審團來審；但如果認罪，刑期輕重只要一個法官就可以判了。

現在情勢是「人人皆曰可殺」，當然不要陪審團比較好。而且陪審團有十二人， 判死刑很容易，因為責任被分攤掉了。如果讓單一法官來判，則兩人或許還有生存機會。還有一個原因是兩人被依謀殺與綁架兩罪起訴，假如綁架沒有被判死刑，檢 察官就會再將謀殺部分拿出來審，他們不太容易兩次都逃過死刑。認罪了就可以一次解決。

隨後的庭訊裡，丹諾從不忘記「威脅」法官。「庭上，如果這兩個男孩被吊在絞架上，那一定是您。沒有人能分擔您的責任，您無法說，您只是少數服從多數。」這案子有兩位檢察官，但丹諾特別眷顧其中一位，因為這位先生很倒楣，剛好姓「Savage」——「野蠻」檢察官！

丹諾的結辯長達十二小時，成為反死刑論述的經典。他說，當律師這麼多年，每一個案子檢察官都會說，這是史上最殘酷最冷血的犯罪。但其實被綁架殺害的巴比並 未承受太多痛苦，他從上車到死亡總共才十五分鐘。「這是一個沒有意義、沒有目的、沒有動機的犯罪，整個案子裡沒有一絲仇恨或惡意；他們沒有機會殘忍哪，除 了死亡本身就是殘忍。」

丹諾論述的重點是，婁伯與李歐普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他們腦筋有問題，根本不是正常人。他們也不可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整個世界才剛打完一場大 戰不是？每一天殺掉幾百人幾千人都司空見慣，那麼你說，婁伯與李歐普的壞念頭是哪裡來的？「天命無違，天地不仁。天意的運作是神秘的，我們都是天意的受害者。我們變怎樣不是我們能左右的，老天爺掌控一切，而我們只能演自己的角色。」丹諾認為，倘若我們處死他們，則仇恨只會繼續餵養仇恨。

檢察官則嘲諷丹諾將犯罪原因歸罪於世上每一人每一事，唯獨被告本人一點責任也沒有。「倘若他們兩人有兔唇的話，丹諾先生大概會要我為起訴他們道歉！」檢察官說，丹諾訴求的是心而不是腦。「巴比有權利活著。但那兩位腦子聰明而沒有心的年輕人，卻決定讓巴比去死。」

最後，丹諾的策略奏效，法官沒有判死刑。謀殺部分判無期徒刑，綁架部分判九十九年。

婁伯與李歐普在獄中教受刑人讀書。約十年後，婁伯被獄友以刮鬍刀片殺死，得年三十二歲。李歐普則在服刑三十三年之後假釋出獄，出了一本書：《Life Plus 99 Years》。他認為婁伯從未後悔殺人，頂多悔恨被抓。他自己起先亦無悔恨，許多年後才有，十年之後到達頂峰。他不能理解自己當時犯案的心態。

李歐普出獄後去波多黎各拿了一個碩士學位，教數學、研究鳥類、結了婚，度其餘生。六十六歲過世。

3.丹諾案的反思

我讀丹諾辯詞的時候，深深覺得歷史是那麼不公平、不可靠。那麼受人推崇的歷史文獻，但我讀來只覺得薄弱、矯飾，反而激起我的反感。例如他說被害人才十五分 鐘就被打死了，那不算受苦——這是什麼話？

十五分鐘的死是很漫長的，那十五分鐘又不是在看電視！如果此說成立的話，則絞刑又何殘酷之有？把婁伯與李歐普吊 上去，不用一分鐘他們就死了，按丹諾的標準，算得上是享樂吧。

我因此得到一個啟發：反死刑論述不要美化罪犯，不能袒護罪行。否則效果適得其反。（讀到「不算受苦」的說法，我簡直一不小心就會昏了頭說：「快判他們死刑！」）

丹諾式的辯詞最後會推出一個結果，就是反對任何懲罰。一個人如果做錯事，那是因為他窮，他命不好。假如像婁伯與李歐普，既不窮，命又好，還做錯事，那他們就是瘋了。

一切都是「情境使然」。但如果可以把一切推給抽象的文化社會，那還有什麼案子辦得下去嗎？我們抓到一個政府官員貪污，他可不可以在法庭上說：從小我看我爸 爸賣菜的時候都偷斤減兩，而周遭公務員無不喝茶看報，所以我就學壞了？毆妻的男子是不是應該拿著女性主義教科書上法庭說：你瞧瞧，這社會很父權，我就是這 樣被刻板印象養大的，所以我當然會打老婆囉，不能怪我。那怪誰呢？怪天好了。

不過丹諾「反對任何懲罰」的立場至少是一致的。他的意思是，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要老是柿子檢軟的吃，把責任歸於罪犯然後想消滅他了事。他認為對罪犯還是應有所處置，可是應該是輔導式的，不是現在監獄這種仇恨懲罰式的；更不是死刑這種一了百了一勞永逸的。

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是或許他當年面對的監獄管理是很不人性的，所以有此看法。第二是他確實認為應該把罪犯視為病人。罪犯與病人的並置或替換是很有趣的概念；把罪犯當病人的丹諾顯得厚道、溫慈，而我們卻不時把病人當罪犯（例如SARS橫行期間，以及大眾對愛滋病的態度）。

這是第二個啟發：用丹諾式的「情境使然」的理由來反對死刑，終將走到「反對一切刑罰」的地步。（我們要不要走那麼遠？）

但更引我注意的是末了那個或許並不重要的細節：李歐普十年以後後悔了。

李歐普與婁伯顯然不是湯英伸那一類，而是王文孝那一類，且猶有過之。他們事前預謀，事後無悔，家境優越無可同情之處，對於被害者家屬的傷痛無動於衷，甚且落井下石。如果依照我先前的標準，絞刑的繩索早該套上他們的脖子。但丹諾為他們掙來了一條活路，而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的冒出來了。

這樣一個反社會人格的傢伙都能夠悔悟，令我怔忡許久。那麼，今後我們還能指著誰的鼻子說，「你應該被判死刑，因為你不知悔改」？我們對王文孝是不是太過心急了？

我們都知道，寬恕需要時間。莫非芝加哥綁架案還有第三個啟示？也許，悔悟，也需要時間。

不久前，有個朋友聊天時透露了一個秘辛。他認識一位法官，判過一樁有名的死刑案。多年後，這位法官偷偷告訴我朋友，其實他後悔判了那人死刑。我聽了蠻同情那位法官，因為他可能得默默承擔內心的自責，心裡想必很不好受。

此時再想起這件事，忽覺其諷刺。我們對死刑犯多麼嚴苛啊，「你要認真悔過，我們才原諒你喔！」但法官判錯也不悔過，我們倒充滿了體諒。我想，悔過也不是容 易的事吧？越大的過，越難悔。踩到人家的腳很簡單，「歹勢。」但是把人家殺死了，那後悔……或許是說不出的吧。自私卑劣的死刑犯可能說不出，高潔廉明的法 官也可能說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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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丹諾贏在訴訟策略，而不是贏在結辯的反死刑論述。丹諾比較接近宗教情懷：「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但是，從心理層面來看，人們之所以寄望死刑，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他是從「準被害人」的角度在考慮死刑問題。

我不禁想起一個熟悉的故事：「中山狼」。

東郭先生路過中山國，在森林裡遇見一隻狼。狼被獵人追趕，求東郭先生救牠一命，他便打開裝書的麻袋讓牠躲進去。直到獵人走了，東郭先生把狼放出來，狼卻說，不如你好人做到底，讓我吃了你吧！東郭先生不從，兩人相約問三個人的意見。

大樹說：人吃了我的果子三、四十年，現在還想砍倒我當柴燒，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水牛說：人用我耕田三、四十年，現在還想殺了 我吃肉剝皮，全世界都是忘恩負義的，狼要吃你有何不可，吃啊！第三位是個老人家，他怎麼樣都弄不明白事情的經過，只好請狼現場表演一次。狼躲進麻袋裡，老 人家刷的一聲束緊袋口，殺了那狼。

有意思的是，東郭先生是墨家。他之所以經過中山國的森林，是因為某國國君請他去講學。墨家，講什麼呢？當然講「兼愛」，「非攻」啦。但經過這麼一折騰，他腦子裡全亂了——這下該講什麼才好呢？

這個故事嘲諷墨家太過天真，笑他們不認識現實的險惡。也許「中山狼」式的考驗，也是反死刑論述必經的叢林？在「準被害人」的位置上待久一點，感覺一下；然後變成一個更深刻的東郭先生，繼續往前走。

4.殺就是殺

在丹諾的邏輯裡，恨當然是錯的。報復更是火上加油，錯上加錯。

但我並不是那麼慈愛的人。我還是比較同意蓋瑞‧史賓斯在《正義的神話》裡說的：「雖然我們貶低報復，但報復是正義的核心。寬恕是偉大的，但寬恕把人不公平的置於情緒混亂中，國家的寬厚反而變成對受害者的另一種犯罪。」

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正義流產，非常詩意的翻譯。我料想原文應該是miscarriage of justice，通常我們都不解風情的直譯「誤判」，但miscarriage除了「處置失當」以外，確實也有「流產」的意思。

有人貪污我們會生氣，有人殺人我們會生氣，有人虐待兒童我們會生氣；我珍惜這種憤怒，這種憤怒就是正義感。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接納這種憤怒，而不是貶低之， 否定之。大部分反對死刑的影片都會把重點放在罪犯的心理狀態，他的弱勢處境、他鬱積多年的憤恨、他那沒有什麼選擇的人生，所謂「死刑犯的人性面」。

但有時候我會不平的想，這豈不是恰好落入罪犯的邏輯？他有苦衷，他需要錢，所以他搶我錢；但他可曾想過，我可能有更大的苦衷，比他更需要這筆錢？犯罪常常是自我 中心的，除非是羅賓漢或廖添丁那種義賊，否則往往是弱肉強食，弱勢的殘殺更弱勢的。

《鐵案疑雲》（The Life of David Gale）裡，凱文史貝西殺了人被判死刑，他略顯無奈的說：「當人們看著我的臉，他們不是看見我這個人，而是看見犯罪。」這句話初聽時，見山是山：我覺 得他說的很動人，事實確實如此。後來想一想，見山不是山：雖然大家的確都是這樣看的，但是，這樣不對嗎？我看著德蕾莎修女的臉，便看到她慈愛的善行，那麼 我用死刑犯做過的壞事來認識他、判斷他，這樣很過份嗎？

但再想一想，見山又是山了：反死刑論述之所以需要強調死刑犯的人性面，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把死刑犯當人看呀。這不也是罪犯的邏輯嗎？你首先必須不把人當人， 然後才殺得下手；無論綁匪殺人質還是我們殺死刑犯，都一樣。我們不敢看死刑犯小時候純稚可愛的照片，就像綁匪不會想要聽人質的生命故事一樣，看了、聽了， 手就軟了，拿不住屠刀。

去年我去尼泊爾爬山，雇了一個尼泊爾嚮導。我們一天爬八小時，從有話講爬到沒話講。我跟他搭訕：「尼泊爾有沒有死刑？」

「啊？」他沒聽懂。尼泊爾教育不普及，他們的英文都是自學的。

「如果一個人殺人，他會不會被處決？」「處決」，我用的是「execute」，執行死刑的意思。

「啊？」他還是沒聽懂。那個字眼太大了。

我換個方式說。「如果一個人殺人，政府會不會殺他？」這次我用「kill」。這樣他就懂了，說不會。

他給我上了一課。「執行死刑」，講那麼文雅幹什麼，難怪人家聽不懂！不就是「殺了他」嗎？語言有時候真的是會騙人的，凡是不能、不想面對的事情，我們就為它發明另一個字眼來蒙混遮掩。其實還不是同一回事？

壞人殺了一個人，結果這誘使我們也不把壞人當成人，也殺了他。一樁殺戮繁殖出另一樁殺戮。為了殺一個罪犯，我們借用了罪犯的心態，使自己成為罪犯。這不只是正義的流產；這簡直是，一屍兩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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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覺得有些事情在邏輯上被弄擰了。大部分人痛恨犯罪，我也討厭犯罪。大部分人希望惡有惡報，我也認為做錯事的人應該被懲罰。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歧見 吧？但是一說「廢除死刑」，大家就嚇得好像監獄大門洞開，壞人全部在街上亂竄。「廢除死刑」又不等於「把壞人放出來」！「廢除死刑」的意思是「繼續把壞人 關在牢裡」，不是嗎？

我想起王文孝的死刑執行卷。那是蘇案裡最不重要的一個卷宗，因為它從頭到尾只討論一件事，就是如何把王文孝打死。我以為槍決再簡單不過，但其實得動用十幾 個人，大費周章。王文孝被四個憲兵團團圍住，憲兵本來就高，又戴上憲兵帽，更高；只有一句成語可以形容，那真是「插翅難飛」。

結果那是我對於王文孝最感同情的時刻。一張張照片，是死亡的分解動作。死寂的刑場清晨，沒有人講話，只有快門的清脆聲響，喀擦，喀擦。像斷頭臺的利刃驟然落下的聲音，喀擦。

這樣是幹嘛？我忽然覺得荒謬。他做了壞事，捅出這麼大一個簍子，害一票人瞎忙了十幾年，分明是個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麼不因為正義終獲實現而覺得痛快？不，一點也不痛快。他看起來，那麼弱小，那麼無望。

他在牢裡關著，囚衣、腳鐐、鐵窗，有一天清晨我們忽然把他搖醒，帶他到刑場，然後開槍打死他——這一切所為何來呢？

把他繼續關在牢裡不好嗎？那樣我就不必同情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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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對無期徒刑是有疑慮的。例如那又不是真的「無期」，關個幾十年以後就可以假釋，所以他還是有可能跑出牢籠危害社會。還有，他那麼壞我們還花納稅人的錢養他，為什麼不打死他比較省錢呢？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綁匪的邏輯。「人質可能會逃跑，守著他多麻煩，現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長夢多。」「撕票吧，不要留活口，這樣每餐還省一個便當。」對綁匪來說，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錢比人命重要。對我們來說呢？也是方便和省錢比較重要嗎？

擔心他出來危害社會，為什麼不檢討假釋制度，把關嚴格些？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活計嗎？

很多人對死刑是有好感的，因為死刑有教化社會的功能。雖然我也可以舉出實證研究來反駁，但我寧可說：就算真的有，那也不是理由。殺雞儆猴本來就是不對的。殺雞只能夠因為「雞該殺」，不能因為「要殺給猴子看啊。」如果雞會說話的話，雞會問：「那為什麼不殺猴儆雞呢？」

有人認為，終生監禁並不好受，說不定罪犯還比較想被判死刑，求個痛快。但這是刑罰，又不是獎賞，何必投其所好？我們對罪犯採取某種處置，是為了增進社會福 祉，既不是為了故意折磨他，也不是為了刻意取悅他。何況有的人本來就被判無期徒刑啊，我們也很少聽見他們說：「我不要，我要被判死刑。」

5.決戰點：夠了沒？

我們面對的不是「壞人該不該罰」的問題。大家都同意壞人該罰（除了丹諾以外）。我們面對的是：罰他要罰到什麼地步？死刑還是終生監禁？

想像一個你最討厭的罪犯。如果他戴上了手銬腳鐐，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但卻恰好落在你手裡，你會不會殺他？

唔，我想，我不會。有些人會跟我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你一定會至少猶豫一下。這一點遲疑，就是我要講的東西。

如果這壞人正在「跑路」，警匪槍戰，而警察碰巧把壞人打死了，那我沒意見。因為壞人對於警察與路人的身家性命，都造成威脅。可是如果警察已經制服了歹徒，還可不可以把他打死呢？不能。

如果他拿槍指著我的頭，但是我們卻在一陣混亂裡，兩人搶起槍來了；我緊張、害怕、激動，我可能會想盡辦法殺他，因為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那是正當防衛。 但如果他已經被綁住了呢？如果他已經失去了殺我的能力，我卻還殺他，那是防衛過當。當罪犯已經入獄、失去了危害社會的能力，我們卻還透過公權力來殺他，那 也是防衛過當；或者，其實就是殺人。我們沒別的選擇嗎？有啊，把他關起來啊。

我的論點不是他不該死。

我的論點是我們不該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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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於來到死刑辯論的決戰點：到底怎麼樣算「夠了」？我們對於罪犯處置的極限在哪裡？

從前，判死刑是不夠的。得凌遲，得腰斬，得五馬分屍，大家還興致勃勃的圍觀。但是越到近代，我們對「殘忍」的忍耐度越來越小。現在死刑用電椅、用毒針、用 槍決，我們仍覺得不忍卒睹。同樣一件事情，以前不算殘忍，現在卻被視為殘忍，可見「殘忍」的概念是社會建構的，「殘忍」的標準是浮動的。

殘忍不容易定義，但可以迂迴的試著逼近。當代的死刑用槍決、注射毒針或電椅，而捨棄了斬首、絞刑或毒氣室，是為了避免殘忍，不要讓犯人承受額外的痛苦。支 持死刑的人常常強調，現代的死刑已經很人道了，我們為他找了一個最不痛苦的方式，已經仁至義盡。也就是說，同樣是懲罰，如果能夠節制至最低限度，那是仁 慈；如果過當，那就是殘忍了。

「過當」！是的，就是「過當」。既然無期徒刑已經足以達成隔絕的目的，那麼死刑就是「過當」，就是殘忍。我看王文孝的死刑檔案會感到不忍，不是因為他不壞，而是因為，那是一個社會「過當」地執行其集體意志。

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

我說：「當我們過度懲罰罪犯，人們連看都不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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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太低估死亡了。我想起Toshi Kazama，那位清秀溫文的攝影師。他是日本人，現定居美國，花八年時間造訪數座監獄，拍了一系列少年死刑犯的照片。美國有的監獄用電椅執行死刑，有的 監獄用毒針。用電椅的監獄說：我們比較人道，因為電一下很快就死了，不痛苦。用毒針不人道，因為一共要打三針，歷時十五分鐘，時間太長了。

但是用毒針的監獄說：我們比較人道，用電椅不好。用電椅，犯人的眼珠會迸出來，而且你看到電椅底下接到一個桶子有沒有？因為犯人會大小便失禁，桶子就是用來接排泄物的。 說到這裡，Toshi直視全場，問道：「哪一種殺人的方式會是人道的？」

還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Toshi說，電椅有兩個開關，一個有連上電源，一個沒有。執行死刑的時候，兩個人一起按下開關，沒有人知道是誰按下的開關把犯人烤焦的。兩個開關不是機械設計上的需要，而是執行者需要分攤責任。

殺戮豈是這麼容易的事！「人人皆曰可殺」，是因為我們不必自己動手。如果是這麼替天行道的事情，大家怎麼不搶著做？好萊塢電影可以輕易對人開槍，那是因為噴出來的是蕃茄醬。

6.超完美死刑

有人會說：「廢除死刑，陳義過高，太理想了。你看報紙上那些壞人，想想他們做過的事情，想想他們造成的傷害，槍斃他是便宜他。有些人，實在是罪大惡極啊。」

誰呢？如果現在做民調問大家心目中的壞人，陳進興（編者注：1997年台灣發生的重大刑案「白曉燕案」，最後一名落網的歹徒。）一定名列前茅，甚至可能十年之內都不會再有小孩子叫做「陳進興」了。

但是誰記得陳進興還有兩個同夥？他們不壞嗎？陳進興做的壞事，他們也都做了啊。只是因為陳進興最晚才死，媒體聚焦又聚焦的的結果，他就變成最壞的了。我不是要為他辯解說他不壞；而是要指出， 這「壞」是如何因緣際會地透過媒體折射出來。

如果你還沒想起來的話，提醒你一下，那兩個人叫做林春生與高天民。很陌生了吧。

誰是壞人？比較近的例子是陳金火。他殺人又吃人肉，喪心病狂，夠壞了吧。當媒體為陳金火冠上「台灣食人魔」封號的同時，夠仔細的人會發現，「吃人肉」一 事，從一開始就沒有證據。他落網時，瓦斯爐的鍋子裡有肉與碎骨頭，但骨與肉一旦煮過，DNA已經被破壞，無法判定是人還是其他動物。

自從陳金火一落網，台 中縣警察局長就對吃人肉之說持懷疑態度，因為鍋子裡的骨頭切面整齊，像是用剁的，但屍體上卻是刀切的痕跡。連檢察官也表示，沒有具體事證，難以證明他有吃人肉。

但媒體不管，還是照樣稱他為食人魔。食人魔陳金火。

吃人肉之說到底哪裡來？陳金火自己說的。他的自白能不能採信？為陳金火做精神鑑定的小組成員表示，他們不是測謊專家，無法判定陳金火說詞真假，只能夠肯定他沒有精神病。

但媒體不管，台灣有食人魔，這實在太有趣了不是嗎？他們紛紛這樣形容：「驚悚情節宛如電影《沈默的羔羊》翻版」。漢尼拔一角已確定由陳金火飾演，還缺一個茱蒂佛斯特，為陳金火做精神鑑定的心理學家陳若璋雀屏中選。雖然她不是FBI，但是她也是女的，行了。開麥啦！

如果我指責媒體扭曲，媒體會說：「他自己承認的。」但是，警察、檢察官、心理學家對陳金火的供詞都持保留態度，一審判他死刑的法官也說吃人肉的部分沒有直 接證據；唯獨媒體全心擁抱那單薄而反覆無常的自白，其理安在？與其說陳金火可信，不如說媒體實在太喜歡《沈默的羔羊》及其戲劇效果了，所以見獵心喜，情不自禁！

而陳金火「承認」了什麼？在審判中，陳金火說那肉是廣德強煎給他吃的，他不知道那是不是人肉。他「承認」的是：他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可能」吃了人肉。但媒體不管，還是照樣稱他為食人魔。食人魔陳金火。食人魔陳金火。多講幾次聽起來就像真的了。

這就是「食人魔陳金火」的誕生。可以想像的，要票選惡人的話，陳金火會上榜，但沒有人會記得廣德強——除非他說他吃過唐三藏的肉，那就把陳金火比下去了。

陳金火殺了人。他當然不是什麼好東西。陳進興也殺了人，他也不是好東西。假如在我的太陽穴貼上電極，可能會發現我早已變成巴弗洛夫的狗，一看到「陳金火」 或「陳進興」的名字，就出現緊張與憤怒的反應。沒辦法，這就是制約啊。但當我們說某某某罪大惡極，那裡面究竟有多少是事實，而有多少是媒體折射再折射以後 所形成的制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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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我這樣討論死刑，確實「太理想」了。我談的都是「超完美死刑」：沒有誤判、沒有程序失當、確實惡性重大、且毫無悔意。我好像站在一個沙灘上，而討論一粒沙。其實讀過《雖然他們是無辜的》就知道，討論死刑怎麼能不提到誤判？

那些事情，該怎麼說呢，就是觸目驚心吧。有一個叫亞當斯的，在公路上搭人家便車，那個駕駛槍殺了一個公路警察，但誣賴說是亞當斯殺的。結果亞當斯被關了十 二年，而這十二年間，那個真正的殺人兇手不僅逍遙法外，還犯下了竊盜、綁架、持械搶劫與殺人罪。

有一個叫米勒的，因謀殺被判死刑，排定時間以後，又得到上 訴機會而暫緩；結果五年內他一共面對了七次處決日期，其中一次只差七個半小時就要執行了，幸好他每一次都及時拿到暫緩行刑令，最後終於證明，人不是他殺的。

一個叫做麥洛弗林的，冤枉入獄時十九歲，後來重獲清白並且得到冤獄賠償。他說：「如果本州有死刑的話，我現在早化成了灰，放在媽媽的壁爐上了。」最恐 怖的是，《雖然他們是無辜的》最後說，這些人之所以能死裡逃生，都不是靠司法制度，而是靠運氣。

誤判，那麼多的誤判！正義習慣性的流產。邏輯上，誤判不是反對死刑的好理由。但是實務上，誤判是反對死刑最有力的理由，死刑支持者最大的惡夢就是誤判。關錯人可以賠他一筆錢，殺錯人可怎麼賠呢？

我們會幻想，死刑那麼嚴重，法官一定會格外謹慎。如果不是罪證確鑿，怎麼會判死刑？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有時候正是因為案子很大，大家都希望看到有人為之付 出代價，於是證據法則、無罪推定，反而鬆懈了。這時候，誰被帶進法庭，誰倒楣。

《雖然他們是無辜的》裡面那個搭便車的亞當斯就是這樣：被殺的人是警察，所 以大家都想把兇手判死刑；可是那個駕駛還不滿十八歲，就算起訴他也不能判死刑，於是已成年的、「可以被判死刑」的亞當斯，就倒大楣了。

根據《雖然他們是無辜的》，美國死刑的誤判比率約是七比一。《經濟學人》比喻道，如果一款飛機每七架就要摔一架的話，它早就該停飛了！

那說的還是美國的司法水準。台灣呢？

2003年，台灣執行了七個死刑。「七個？這麼少！」但是台灣代表出國開會，別的國家聽到我們一年執行七個死刑，嚇得臉都綠了。

陳進興一輩子也沒有殺七個人，我們已經認為他很壞很壞。據稱具有民意基礎的死刑制度，一年就打死七個——而那七個裡面有幾個罪證確鑿？有幾個在程序上毫無瑕疵？有幾個獲得像樣的辯護？有幾個真的罪無可赦？有幾個毫無悔意？有幾個永遠不可能悔悟？

可疑的審判品質，動輒喊殺的輿論，薄弱的公設辯護人制度；那七個死刑……我想都不敢想。我只能說，不反對死刑或許還有理由，但是不反對台灣的死刑，那才真是罔顧現實，「太過理想」了。

7.痛苦但高尚

倘若我們集體決定放棄了死刑，我將說那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尤其是當我又想起古怪照片簿裡大卸八塊的女子，肚破腸流的女子，頭被打扁的亞裔女子。但是，那也是一個高尚的決定。

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

我的論點是殺戮的艱難。

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