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子瑜:民进党与社运界的变动介面

在2018年地方选举前,可以确定,民进党为了解决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问题,会与公民社会维持一段诡异的“观察期”。
2013年3月9日,台北反核四集会。

自街头出身的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在台湾从戒严迈向民主化的时代里,可说是聚集了最大的“反国民党阵营”公约数。然而也正因为这个特性,注定了民进党的组成,犹如中国三国时期的“讨董十八路诸侯”,或日本战国时代的“反信长包围网”。其不仅影响了民进党日后的内部运作方式,也使得民进党作为一个政党,与这些街头上的战友,处于一种微妙且有点尴尬的局面:似乎是朋友,但又不太亲密;仿佛是对手,却又没那么严重。

本文将尝试从民进党基层党工的视角出发,呈现政党与公民社会在互动上,各自呈现的思考特性与运作逻辑。

民进党首次执政的“社运低潮”

西元2000年,陈水扁政府开启了第一次的民进党执政时期。尽管握有了行政权,但是在客观环境上,国会无法过半的现实,则注定了“妥协”的未来。民进党上台后,第一件与公民社会产生重大争议的事件,就是核四停建。在时任行政院长的张俊雄宣布停建后,泛蓝阵营立刻发动倒阁与罢免,透过国会多数坚持通过核四预算,并且促成了大法官释字520号解释;最后行政院同意核四复工。

这段过程,让关注非核家园的公民团体,对民进党的观感产生两种反应:不谅解但可接受,以及视之为背叛运动和理念。直至今日,尽管民进党多次重申“非核家园”的政策理念,仍有相关公民团体以怀疑角度看待,甚至认为只是政客的假承诺。

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运动,则是乐生疗养院的保存。这场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晚期的社会运动,最终以“参与群众向行政院陈情未果,遭警方驱离”而在当时暂告一段落。自此,一派以捍卫弱势、跨国串连的运动者,亦对民进党敌视,直至今日。

回顾2000年至2008年,台湾公民社会自戒严时期以来发展出的三条运动轴线:独立运动、环境保护、左翼阵营(从社会民主主义到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均属之,本文拟不讨论各流派异同)──其中仅有独立运动,在陈水扁政府第二任期以降,与民进党保持良好关系;其余两条轴线都在面对民进党时,产生了正反亲疏的态度分歧。例如环境运动与劳工运动,亲民进党的团体与反民进党的团体,虽然运动方向原则上相同,却对民进党各自采取督促、鼓励、批判,甚或攻击的态度。尤其是基进左翼阵营,几乎将民进党视为“右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接触就是为了斗争。

但总的来说,因为国民党这个巨兽仍然存在,加之民进党在施政上仍比国民党来得进步与本土,公民社会对民进党的批判力道较不强烈,从而形成所谓的“社运低潮”。

对比从前,2014年蔡英文第二度接任民进党主席后,有产生什么变化吗?

蔡英文麾下的民进党

每个组织都会因自身立场,对不同议题的优位性有不同判断;但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只要组织领导人对组织有基本掌握,其态度都能发挥影响。蔡英文自成立小英基金会以来,特别重视跟公民社会(这里指的不只是社运圈,还有新创业界、教育界等)的接触与联系。在第二次接任党主席之前,已经打下许多良好基础,其对社运议题,也是持愿意理解与同理的态度。

但在另一方面,蔡的个性也是公认的非典型政治人物。她不喜欢开支票,也不会为了讨好而说场面话。在选前与七大工商团体的座谈会上,对于引起争议的第五题“如何降低企业法定劳动成本”,蔡也直言:企业要加薪才能吸引人才。

受此影响,民进党在接触公民团体时,无论该团体的立场是否与民进党贴近,除非倡议内容与党政策原则一致,否则几乎不会轻率做出承诺。当然这会招致“官腔”或“虚应故事”的批评,但民进党作为准官僚机构,处理陈抗也是一种行政事项,每接受一次陈情,都需向上提报;在网路与公民记者如此发达的时代,资讯在网路媒介散播迅速,也很难有“黑箱”、“吃案”的机会。从基层党工的立场,更不可能有类似举动。跟官僚系统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公文”是一种护身符。

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维持党在政策制定上的主体性与一致性。

政党与公民团体的逻辑与介面

政党与公民团体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处理议题的目的性。政党,特别是有执政可能的政党,第一目标就是取得政权。政权的取得过程不仅需要理念,也需要在利益结构的纠葛中,找到能突破的空隙。以民进党的立场,社运议题是“公众议程”(public agenda)的一种,但不代表是“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这两个概念大致取自行政学,前者意指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重大议题;后者指需要以政治过程解决的议题。原则上,只有相当层级的政治议程,才需要由党中央或党主席来回应。

相对于此,以议题为导向的公民团体,若是希望能与政党互动甚至合作,关键就在于该团体的主要倡议内容,是否已经从公共议程转化为政治议程,而且是较重要的政治议程。这种陈述或许予人一种过于权谋或算计的观感,但这却是真实的政治运作逻辑。如果我们同意“时间有限,必须优先处理重要事务”,其实就不难理解政党的思考。

但,什么是重要事务?公民团体将自己的倡议视为重要事务,但政党则将这些视为迈向执政的阻力或助力。另一方面,随著倡议内容所具备的重要程度或“理念纯净程度”(也就是坚持倡议内容不可妥协的程度),公民团体往往容易将与之互动的他者,视为是战友、内部矛盾或主要敌人。

实务上,民进党往往是不够进步、需要鞭策的一方,而作为相对进步的公民团体,则是来督促的。我们常用“包袱”来解释政党的不够进步,什么是包袱呢?其实就是政党与社会团体利益的结合程度,以及社会的主流观感;换句话说,就是资源与选票。理念当然能争取选票,但绝对不足以争取到能执政的选票,特别是理念间往往相互冲突。一旦理念与利益结合,就更复杂了。兹举一例:核能是种理念,太阳能也是种理念,但除了理念之外,这两者都是产业。

高举理念的倡议团体,在行动上最没有包袱,但也因为其议题单纯与理念带来的道德优位,最容易透过贬低交手中的他者来证成己身的进步。从“落实理念、改变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离目标最遥远的作法。以修法为例,想通过一个法案,就必须争取到过半委员支持,当某个团体只是一再抨击立法委员不够进步,而不去尝试游说,或努力将议题带成风向明显的政治议程,结果必然是徒呼负负。有些团体不但怪立法委员,连整个台湾社会都怪进去。

还有一种较接近于政党的团体,不见得将他们的倡议当成目的,而是作为团体或个人发展的手段,也就是透过议题累积运动能量或政治资本。这类型的团体,往往采取极化的对立手段,与被抗议者坚壁清野。倡议成功了,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倡议失败了,过程中也获得媒体的曝光或运动资历。这时候,民进党作为一种被消费的对象,其实也不好多说什么。

克劳塞维茨魔咒与“政策窗”

吴介民在谈论台湾社运圈困境时,曾提出“克劳塞维茨魔咒”一说,指出“民进党保守化”与“社运圈能量被吸纳”的一些可能原因。吴文所点出的重点是,民进党的保守化来自于主观选择,将选举总路线置于运动路线之上;同时因为国民党势力的持续存在,让公民社会的主流论述仍停留在以“反国民党”为主轴,压迫到环境或劳动议题的空间,促进了二元对立的保守氛围。

然而社运与政治间的目的及手段关联,是否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倒换?公共行政学中有所谓的“政策窗”概念,意指政治议程的启动或重大政策的推行,需要政治条件与社会条件的配合。从公民社会的立场来看,总希望透过一次又一次议题带动,让国家变得更为理想。议题的带动,就是透过“议程设定”将公众议程转化为政治议程;议题的落实,就是将理念化为政策与法律,对社会产生规范或推动的效应。

以都更为例,对于都市更新的法规与政策制定,政府部门与学者都有各自的主张,对于现行的规范也有不同的修正意见。但是要直到重大社会案件(如文林苑)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政府部门(包括行政与立法)才有相对积极的动能检讨修正方向,甚至连司法部门都会表态(如释字709号)。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策窗”。

以此观之,社运若不局限在单一议题里,势必会持续存在于各种事件中。鉴于上述提到的运作逻辑,政治圈纵使会吸纳社运的能量,却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社运。这两者会以永恒的竞合关系,带动社会的进展。

2016,政治与社运地景展望

相较于民进党第一次执政,2016年的局面在客观结构上有巨大的不同。国民党在国会席次的骤减与民进党的过半,导致民进党在实践其竞选主张上,再也没有任何可推托理由。

近期随著林全内阁人事的渐次曝光,相关部会首长或政委的过往,也面临公民社会的检视;对于民进党在野时期所声援的社运案件,此时也因胜选之故,成为检视新政府的标竿。林内阁一方面吸纳知名社运人士进入内阁,一方面仍让“亲开发派”位居要津;意识型态的冲突,必然是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简言之,在野时期呈现出的“左翼进步色彩”,会持续成为新政府的施政方向,还是仅为昙花一现,将会决定民进党在公民社会(特别是希望能建立公平正义国度的天然独世代)心中的“赏味期限”有多久。

目前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以其长期反社运的立场,很难如民进党一般,借由亲近进步议题而获得再起可能。由于转型正义、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等法案,在国会内通过几乎已成定局,国民党党产势必将面临彻底的检视与归公。当党产消散,过去聚集在国民党麾下的保守派系,恐会由其他性质类似的政治力量吸收,在重新汇聚包装后,形成一股与跟民进党抗衡的势力。

在本次选举中参政的进步势力或本土势力,在本文写作的时刻,正面临己身定位再确认的困境。有的势力“政治化”的太快,有的却持续保有鲜明的“社运路线”。对于这些势力来说,政党这个名号显然令人困惑。定位的困惑,将造成不同程度上,对社运力量的吸纳或拒斥。相对于民进党各派系系统性与计划性的新陈代谢与“组织化”,这几个新兴小党,反而会在民进党第二次执政时期的社运发展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掌握的好,可以参照民进党的历史扩大力量;掌握不好,泡沫化便是必然下场。

在2018年地方选举之前,可以确定的是,民进党为了解决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问题,会与公民社会维持著一段诡异的“观察期”。这段期间不但会影响2018选举的走向,而选举的结果,也将反过来预示台湾社会将进入稳定的发展阶段,还是新一轮的理念战国时代。

(陈子瑜,前民进党社运部副主任,现任国会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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