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通识现场:通识科是防火墙不是洗脑机

在年轻人“本土化”的趋势下,空谈如何加强传统一面倒的国民教育,只会火上加油,令他们更拥抱“本土”、远离中国。
2014年10月3日,香港旺角,占领运动期间支持及反对政改人士发生冲突,警方封锁占领区一带,有学生离开封锁范围。

编按:2009年9月,香港开始实行新高中课程(由七年中学教育改为六年),并将“通识教育”(Liberal Studies)列为必修科目。通识教育科内容分为六个单元,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

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急速变化,愈来愈多青年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有人归咎通识科和通识教师过分“政治化”,惹起社会争辩。本系列文章由赵永佳教授与多位通识科老师共同执笔,希望将高中通识教育现场所见所感与公众分享,并廓清对通识科的误解与成见。

2014年10月3日,香港旺角,占领运动期间支持及反对政改人士发生冲突,警方封锁占领区一带,有学生离开封锁范围。摄:Chris McGrath/GETTY
2014年10月3日,香港旺角,占领运动期间支持及反对政改人士发生冲突,警方封锁占领区一带,有学生离开封锁范围。

近年,多次由新一代青年领军的大型社会运动,有由“违法但和平理性”到“以武制暴”的趋势。此势头的出现,有其结构性因素,特别是社会政治矛盾深化,令本土派高举“港人优先”大有市场。再加上近年教育改革,新一代青年对时事兴趣提升,更关心社会,部分人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令部分社会人士简单直线地将青少年的“激进”行为与通识教育科挂钩。他们令通识科间接为社会矛盾激化背书,欲除之而后快,忽略通识科扮演防火墙的重要角色。

新一代公民意识提升的大环境,是特区政府回归后积极推动公民教育的成果,通识教育科其实只是配合这趋势及发展,不能因人心远离,就诿过通识催生本土意识。根据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民意追踪调查,市民对自认为中国人的认同明显于2008年达到高点后回落,原因是内地负面新闻不断,如四川“豆腐渣”工程、逮捕维权人士等,令SARS之后,尤其是奥运锐意塑造的完美中国形象,于香港人心中破碎,使港人人心渐离。

不要忘记,通识教育科于2009年才在全港实施,加上教育影响有滞后,有人指控它是帮凶,并不合理。而且,这样的推论太武断,且抽空了在资讯科技发展下,网络媒体对新一代的影响。你可随意抽问一个学生,它对社会时事认知(学生已有知识)是源于脸书(Facebook)还是课堂或教师,前线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几乎100%的答案是脸书。

重视正反引证

通识教育科的落实,有助避免年轻一代走向极端或偏锋,这是老师们在前线教育的体会,在研究中亦获证实。通识课程理念强调“成为有识见、负责任公民,认同国民身份”和“尊重多元文化和观点,并成为能够批判、反思和独立思的人”,公开试亦要求“多角度思考”、“正反论证”和“全面及具批判性论证”。前线教师作为桥梁将课程理念与评估结合,他们在议题为本的探究学习过中,必须将议题有关的背景资料,正反理据充分铺陈给学生。

以东北发展为例,教师可能会带动学生学习思考,评估东北发展对市民生活素质的影响,探讨“社会不同持份者有什么争议?就该计划,你是否认同部分示威人士反映意见手法?”这一切必须要学生对学习议题有充分及全面认识,例如:持分者利益或关注点、计划的利与弊、社会得益与损失衡量等,然后才能在应试时做到正反论证,即教师们常用的所谓“3正1驳”的作答框架,以争取5**佳绩。这样重视正反引证的训练下,我很难想像新一代的“偏激”行为与通识有直接关系。

就年初二于旺角发生的警民冲突,我们想分享一点前线教师的课堂经验。农历假期后的课堂,学生主动提出讨论该议题,老师基于以下原因接受提议:一、他们展现对社会时事关心及兴趣;二、它与课程内容今日香港单元内的“社会政治参与”有直接关系。

引导学生从情绪回归理性

在讨论过程中,多数同学积极发言,且显现激动情绪,极力抨击警方的“暴行”,并举出多个例子,特别强调拔枪指向群众及鸣枪等,情绪宣泄几乎一发不可收拾。这刻作为通识教师,无论自己的立埸是什么,专业判断都应是协助他们,全面且正反梳理议题,建立分析框架,例如:向他们提问“该群青年行为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这种表达意见手法是否合理或可取?”和“不同持份者有什么可能看法?”等,并在课堂容许同学以手提电话搜集资料引证。

其中一个同学回答令我们很深刻,他的意思大概是“丢砖会令人受伤,警察都是人,丢死人或打警察会犯法,会坐牢的。”老师随即藉这位同学之语,追问支持该晚青年行动的同学,“这是否事实?你是否同意?”他们回应:“鬼叫警察打人先,即使坐牢都要政府知它有多废。”(谁叫警察先打人,即使要坐牢也要政府知道自己有多没用。)

他们这时虽然仍抱支持态度,但情绪已回稳。其中,有同学问“你说得那么动听,如果是你,你明知会被捕,还会不会做啊?”这时支持同学情绪大致回复平静,再经过多轮不同角度观念的提出后,可观察学生已由情绪主导回归至尚有理性思考层面。

我们想以这例子引证,专业通识教师在课程理想及评估的规范下,角色不是煽动青年一代情绪,也不是要把价值判断(无论是本土或爱国)加诸他们身上,而是为他们提供及建立分析议题框架。

通识教师不应逃避探讨这类议题,应以专业判断的角度与学生讨论事件始末。因为,现今青年接触的资讯几乎已被网络媒体垄断,而且他们对追求理念有无限憧憬,因而偏向支持青年主导运动,这并非什么稀奇事。然而,通识教师普遍希望青年是在充分理解分析事件后,才决定其对事件的立场,这才是我们珍重的独立、批判思考。

2014年10月16日,香港金钟,学生坐在占领区的路壆上温习。摄:Chris McGrath/GETT
2014年10月16日,香港金钟,学生坐在占领区的路壆上温习。

让学生“停一停、想一想”

与其继续误解通识教育科是新一代“激进”行为 的“洗脑机”,不如逆向思考,确认它可能是防止社会走向激进的最后一根稻草。社会应该相信前线通识教师的专业判断,以及对落实课程的决心,令通识科能训练新一代有独立思维。通识科无法保证能使同学们不“上街”,或全面拥护政府施政,但起码能令他们在决定任何行动前,有机会“停一停、想一想”。在眼下的社会氛围,这可能已不容易。

我们相信就算是已站在“鸡蛋”一方的教师同工,也会谨守专业精神与课程目标,引导同学们独立思考与建构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盲目相信任何一方的立场。建制一方亦不应强求,要将通识科变成一味唱好的“逆向洗脑”教育科。

事实也证明,一贯以来的国民教育,并不是做得不够的问题,而是方向错误。在现在年轻人“本土化”的趋势下,空谈如何加强传统一面倒的国民教育,只会火上加油,令他们更加拥抱“本土”、远离中国。只有贯彻通识科的多元开放精神、批判思考训练,我们才能有机会,令同学们在本土以外、抗争之余,打开另一片思想的天空,为自己、为香港,争取更好的未来。

(余健峰,通识教育科老师;赵永佳,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高中通识教育科One Committee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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