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景辉:暴力政治,能走多远?

当真的有抗争者死去,这除了是悲伤及生命无可挽回之外,其后遗便是运动会变成以内疚、报复及防止背叛为主轴。
2016年2月9日,香港旺角,示威者与警方冲突期间,有人向防暴警察投掷垃圾筒。

面对社会运动形态愈益无底线、激进和武力化的转向,路线分歧的问题实在更形迫切。自雨伞运动以来,公民社会中非暴力传统的自由派及社运派已陷于失语。今日的气氛跟伞运前夕相当不同,运动正大步走进由“激右本土”倡导的激进化方向。

问题是,一旦无底线和武力化的运动形态成了主导,那末,运动的整体气候将会改变,并引发各种新的问题和危机。路线之间的竞逐和分歧,涉及的绝不只是手段问题,也不是为了党同伐异,而是关乎未来社会运动的走向,到底是血与仇恨,抑或其他。笔者先从暴力斗争的问题说起。

暴力斗争与私人暴力之别

先旨声明,我对暴力并无洁癖,因而我不反对一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具有以牙还牙的权利,例如自己或妻儿受欺负,人是具有反击的权利,等等。

然而,我认为凡此种种来自个人生活层面的例子,不能跟作为集体行动路线的暴力斗争相提并论。毕竟,作为公共政治的暴力斗争,首先是面向复杂得多的多元社会,并涉及诸多的陌生人、“第三方”(他们往往不能简单划分敌我),而对抗的亦是以“暴力合法垄断者”自居的国家。因而在考虑暴力抗争问题之际,使用过于简化的私人情境,或抽象地考虑问题(如纠缠于洁不洁癖),其实都不适当。

作为集体行动路线,这更多涉及运动战略的研判。它关乎形势、众多不同类型的代价及效应、运动的着力点,以及如何才能动摇支配秩序的问题等,凡此种种皆涉及特定的政治思路及意识形态,这才是重点。

路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也决定了我们政治主体的未来:我们该如何自我组织起来,使用力量的重点何在,才能引发有力的斗争?毕竟,若运动所选择的“路线”错了,结局也只能是迷路,那末,即使革命性改变的历史缺口真的能够接近,也顶多是擦肩而过。

先锋政治更具革命性?

暴力抗争的主张不是从石头爆出来的,这数年的鼓吹者主要是激右本土,他们的政治有着先锋党型态。这里所指的先锋党型态,是一种对运动的特殊路线构想,即认为运动的核心战略不在于组织广泛群众介入,而是要依靠少数先锋分子所作出的激烈行动,才能引发革命性转变。

暴力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这表明先锋们跟普通群众的区别,也就是说,那些极具本土意识,且武装起来、愿意自我牺牲的少数人,才是革命的关键。

但问题是,具武力斗争觉悟的少数先锋,真的比组织广泛群众介入,更具革命性?

以雨伞运动为例,真正的爆发恐怕是过万人共同愿意走进金钟大马路的历史时刻,这实在非少数先锋可以独自完成。这涉及两年以来全社会的组织、筹备和辩论,而占领本身也绝非抽象的武器,它其实已经存在于之前的社会运动之中(例如反国教科的占领政总行动)。因而占领的激进性格是来自其广泛群众的介入,以及跟公民运动历史轨迹的汇流,而非少数觉悟者的勇武爆发。因此,雨伞运动依然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纵然后来存在诸多问题),这跟后来激进少数转向暴力的发展,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总爆发的时间和时机

当然,历史上革命时刻的来临,都可能包括一段短时期发生的尖锐冲突和总爆发,甚至需要革命党以暴力夺权。然而,即使这样的时机真的降临,背后也必须加上广泛群众的介入。这里的意义不同于先锋政治,因为广泛群众的介入及爆发,才能真正触碰日常秩序的各个环节,使政治机关丧失了控制社会秩序的权力(例如大型占路之外,加上广泛群众参与的罢课及罢工)。这无疑是推翻体制之时所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配备长期准备的工夫。但是在激右本土倡导的暴力路线中,支持者往往认为不立即起事的人就是“港猪”,这其实是或明或暗地受先锋政治意识的支配。

关键在于,推翻体制可能是渐进式或革命式,但即使是后者,也不可能只靠少数先锋对警队或政府机关,轻率发动不合时机的攻击。或许,这确实彰显了勇武和决心,但却不会带来革命,即我所谓的动摇政权支配日常秩序的能力。反之,更可能存在反效果。毕竟,当代国家的军事力量远远超于孙中山或列宁时期的中、俄,这种力量的比拼,若随意发动,将换来巨大的代价。

进一步来说,如果发动的只是少数先锋及其追随者,而一般群众根本未能跟上其超前的步伐,换来的极可能是,给予敌人借口扩张镇压机器的权力,这无异自毁长城。正如警方已扬言,下次将使用橡胶子弹。

说到底,笔者的担心不是基于怯懦,而是在统治者愈来愈肆无忌惮的政治形势,哪怕是革命家,也须谨慎地采取进攻,为革命组织好自己,而非发动冒进的攻势,最终引狼入室,搬石头砸自己脚。

“真实战斗”的幻觉

或许,先锋主义式勇武抗争的吸引之处,在于它那种通过肉体战斗所带来的真实感。特别是当外在大环境好像难以改变,而一般群众又被认为浑浑噩噩缺乏革命意识,那么回归肉体、战友共同体的“真实战斗”,感觉就实在得多了。也就是说,相比起解答“如何组织比伞运更大型的不服从运动”此一难题,倒不如主张更快速直接的肉体战斗来对治无力感;与其相信需要走进社会广泛连结、组织和说服的“渐进政治”,倒不如诉诸宁为玉碎的“死亡斗争”,通过牺牲自己,来消解他人对运动提出的疑问。

这许是新范式的肉体政治,它往往诉诸直接可感的战斗、纯粹的自我表达、急进的步伐,以及由牺牲死亡发出的激情召唤,而非面向他人进行说服,甚或在此基础上合纵连横,创造新的共同价值。

以死相搏的牺牲政治

可是这却引发新的危机,它恰恰体现于现在常被高举的牺牲政治,如梁天琦说的“以死相搏”。“以死相搏”告诉我们,这不是以“更广泛的民众抗争”来跟政权相搏。恰恰相反,很多像梁天琦一般心情的人,在伞运后充满无力感,于是急急下了判断,宣告伞运已穷尽了非暴力抗争的可能,即所谓的“所有方法经已用尽”。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有范式转移,接下来登场的,即是暴力、牺牲和死亡,这就是新时代社会运动重新出发的动力和答案。换句话,这种抗争是以死亡来作赌注的抗争,是以血和牺牲所作的召唤。

问题是,假若范式真的转移,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转向道德主义和沉重

只消想一想,假若抗争者或警员,任何一方真有人死去,相互的报复将更为不受控制。在暴力抗争中,暴力的强度会不断相互加剧,因为在彼此的升级中,双方都轻易找到了强化暴力的理由,恶性循环,这时伤亡即变得更为如影随形。

我们都知道,这种对决的代价极之高昂,尤其对鸡蛋来说。当真的有抗争者死去,这除了是悲伤及生命无可挽回之外,其后遗便是将社会运动推向更为道德主义和沉重的境地,而运动会变成以内疚、报复及防止背叛为主轴。在这情况下,一方面任何相异的策略争辩,均有可能被视作对死者的背叛,另一方面,由于牺牲和亏欠之感每每作祟,人们因而再无法以开放及自由的视角来看待运动本身。

也就是说,运动会进一步趋向“非自由主义化”,即在牺牲和亏欠的巨大阴影下,以更为道德主义及划一化的方式,来看待运动内部的多元声音及合理分歧。因此,暴力抗争并不是一个纯抽象的问题,而是当“血的政治”一旦成形,运动文化将很可能会有实质转向,今天运动中依稀尚存的自由思想和多元主义气息,将进一步湮灭。

这令我想起1960年末日本社运的教训。在青年学生拾起棍棒和汽油弹的浪漫形象背后,斗争二字其实充斥死亡、内疚、道德主义、失去底线、冒进、相互怀疑与绝对主义的气息,以至走上自我封闭、过激的不归路。最终,社运失去了社会支持之余,也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亦因此足足停滞了30年。

有发动者的“无底线运动”

此外,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多次以自身并非大台来回避责任,又说自己无法控制,但这都不过是诡辩,魔鬼就在“发动”中。我想问问:为什么你有能力“发动”别人去光复社区或护卫小贩,但却不能够“发动”别人订立起码的准则?只能说,你是选择性“发动”:抗争可以,底线免谈。

而且,从光复到旺角骚乱,发动者多次于事前事后,为行动中的无底线行径作出种种辩解,并多番强调行动并无底线。可以看出,问题不再是梁天琦等人无法在一场丧失“大台”、始料不及的混乱中负上责任。相反,这是一场存在着发动者,刻意造就的无底线运动,而引发不可预计的混乱正是此类行动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本民前不是普通民众,而对于行动造成的混乱,却绝对具有发动者的责任。

说穿了,所谓没底线的抗争,只是纵欲,而非自主的行动。

此外,我们还不知道,所谓无底线能走多远。再次参照日本六七十年代的新左翼斗争,学生从死守校园路障到掷石块到汽油弹到抢自卫队枪,以至城市炸弹攻击等,这是我们未来可能的运动图景吗?所谓对等武力的原则,更是含混不清,难道警方捉了示威者,那示威者也可以绑架警察,要求放人?

随着本土激右派的成功崛起,香港的公共政治文化正面临种种危机(先锋主义、冒进、革命时机问题、划一化、道德主义、无底线、暴力化)和抉择。我想,公民社会中非暴力传统的自由派及社运派无法躲避争议。批评,不是为了党同伐异,相反,是为了在无底线暴力化的激右斗争之死路外,探索出真正的曙光。

(陈景辉,社运人士、政治及文化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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