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琦“非土生”一事曝光后，不少评论都倒向此方向：激进本土派的论述出现巨大漏洞，要从“族群民族主义”转到“公民民族主义”，或者从一种“右翼”的“狭隘本土”转往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
我不反对这种“论述转向”的呼吁。不过，我并不认为“梁天琦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仅仅只有这一点。我完全认同人类世界应该尊重差异，也不认同种族主义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视“激进本土主义”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及论述，那么，急于作“道德判断”反而是认识现象的障碍。
从“道德批判”到“认识策略”
有关梁天琦没有公开他“非土生”的事件，我第一时间没有想到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的“虚伪”和“荒谬”，反而好奇这点：如果我们认真视梁天琦为一个极活跃的“政治主体”，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那他为何会选择这种不合乎自己出身的论述？究竟这种立场和策略选择代表什么？他是在回应一个怎样的权力结构？
一个非土生的政治行动、选择了跟自己出身相违背的政治论述，原因大概是：“种族本土主义”一方面极之危险、另一方面却大有潜力，是一种双面的政治策略，最终目标是要得到某种政治效果。这使得“梁天琦”这个政治人物投入到种族主义的位置去。换言之，我们不一定要指“梁天琦”虚伪地选择了“土生论”；相反，我们可以如此诠释：是“土生论／种族主义”的存在和潜力，使“梁天琦”代入，以其个人表现去展现“种族本土主义”的能量。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现时有关本土主义的论述结构：究竟香港民间要以“种族本土主义”为主导的组织策略吗？最常见的争论是：“左翼”认为“种族本位”极之危险，而“激进本土派”则深信这是最有效的策略。我想提出一点：这种“分歧”并不单单是一种立场或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而是空间及主体想像上的分歧。
香港是“经济城市”还是“民族领土”？
“左翼”和“土生论者”在策略上的分歧，在全世界到处可见；但香港仍有其特殊性。而这特殊性，跟香港特殊的时空有直接关系。即是说，这种策略分歧，跟香港民间如何想像一个特定的时空有关。
“左翼”和“本土派”所辩论的，往往是何为“香港人”（作为回应当权者的“政治主体”），以及“香港政治战线”的边界为何。我们知道西方及中国的理论有大量关于“政治主体”和“统一战线”的理论。不过，那些理论家写书时，心里所想的肯定不是要在香港这种小规模的地方中斗争，而是思考如何在宽广的土地连结最多的人。故此，如何想像“香港”，如何在特定情况连结最多的人，同时维持人们的士气和锐气，空间性十分重要。
“左翼”总是先想像“香港”为一个“经济城市”（一个剥削周边生产地区、负责交换资本、劳动力和商品而累积大量财富的中心）。“城市”作为一个经济地理上的节点，本质上就不是封闭，而是随着各式资本、商品和劳动力而进驻和排斥各种人等，所以排斥“新移民”其实是自我划地为限。而合理地，香港作为“抗争空间”，在地缘上也就难以和大中华和亚洲割离，同时必须反省它跟周边地区人口的各种关系。故此，在这种空间的想像下，最好的政治主体就是不问种族的“公民”。
“本土派”总是先想像“香港”为一个“民族领土”，是一个有集体（被中共迫害）经验的族群的领土。在这方面，香港就不仅仅是一般“经济城市”，而是一个有特殊文化经历的地方。例如，左翼也许对经济城市深痛恶绝，而且强调最基层劳动者的经验，但是香港很多特殊性，却又的确无法被左翼视角完整解释：例如港人对文革、六四事件、各式中港交流因差异而冲突的经验，以及粤语加上繁体字所定义的，香港特殊的集体经验。因此，在这种空间的想像下，最好的政治主体是有强烈文化特殊性格，甚至种族性的“香港人”。
也许读者会问：为何我要把这种分歧，解释为一种对空间想像的差异，及其策略上的不同取舍？我想提出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承认香港这个“抗争空间”本身有二重的结构性（既是一般的经济城市、又是承载特殊文化记忆的族群领土），那么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这种结构下，双方都不可能完全消灭对方。
只谈理论的话，“城市本位”和“族群本位”在道德上都没有错。从“逃共者”及其后代的角度而言，“城市本位”被视为“错”的，是轻蔑香港的特殊族群经验，香港不过就像普通的城市；从“城市公民”的角度来说，“族群本位”把自身的经验和记忆过分自信，不知道“香港文化”的流动和阶级性。不过，在现实政治的执行动员上，这两种想像及策略却有大量冲突，甚至是矛盾的（例如叫什么口号，提出什么主张，如何划定敌友我的关系等等）。
从“完美论述”到“混合表演”
这刻，如果关心香港公民社会者，必然是在严肃思考如何把两种矛盾的论述结合，以组成更强大的统一战线。我们已得知，“民主回归”已破产，而且逐步向“民主自决”，甚至有可能是更激进的港独。但是，不论最终的大方向如何，关键之一，仍然是如何在民间建立价值的最大公因数，把反建制的“政治存在”，视觉化为可见的东西，形成压力。
对“无权力者”来说，把自身的意志“视觉化”一直是最重要的策略。“有权力者”，总是可以隐藏自身，进行各种利益交换以实现自己的议程。在制度中没有位置的“无权力者”，应该全力找出最大公因数，展示自身的意志。
在这里，我想指出一点：不少论者也许过分执著于语言和学理上的论述（discourse），看轻“视觉化”的表演（performance）。在彰显自身意志的过程，不一定单单只靠文字和逻辑，甚至思想体系。即使论述错漏百出而极之荒谬，其表演只要感动观众，产生各种情感力量，不仅可能增强抵抗的力量，也可以修复和治疗人们的悲观情绪，或带给人们希望。
雨伞运动后，大部分人认为它是个失败的运动。但是，我比较认同台湾吴介民教授的看法：雨伞运动制造了一重要的“政治存在”，即向全世界说明，原来这个小城市存在着这一帮人。从这点出发，我跟大部分论者持相反意见──我认为“雨伞运动”是香港最“成功”的政治运动，向全世界树立了“形象正面的政治存在”。相比起雨伞前的“占中计划”（即和理非非的非暴力抗争）及雨伞后的所谓“旺角暴乱”（即勇武派的暴力抗争），伞运成功得多。我们一向短视地认为，政治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得到一些具体的政治目标，往往看不到在世界及亚洲史中使“香港人”存在，有多困难。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雨伞”之成功，其实不是各种“论述”的计算。“和理非非派”倾向认为，雨伞运动失败，是因为勇武派的干扰；相反，“勇武派”认为，雨伞运动失败，是运动者过分怯懦，把持大台。而我倾向认为，雨伞运动最成功的地方，恰恰是它展现的“混合表演”。
彰显民间意志“混合表演”，依赖的媒介不是文字或论述，而是平民的身体。身体是最基本和赤裸的，却也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强大的工具。当市民高举双手（和平），同时又冲向、包围警方（勇武），就是最powerful的抗争身体──当然，还有长期占领时市民表现的各种文明与勇武的行为。只有和平抗争，是没有人理会的“圣人仪式”及“符号抗争”（像本来的占中）；只有武力，没有和平的形象，会被视为不负责任的暴徒。只有把两种矛盾的论述以混合的方式、以身体实践，才最有能量。
因此，在论述结构上，因为香港空间的二重性，我们也许无法克服“左翼＋和理非非”和“土生论＋勇武派”两种逻辑。但是，即使这结构无法克服，却不代表无法形成广泛战线。只要公民社会长期配备这两套论述，相互深化（而非意气用事的无聊斗争）和交流，那在重要的时刻，便会出现混合的实践。
结语：“梁天琦事件”作为契机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梁天琦事件”这个案例。一直以来，不少论者都认为“本土主义”是一充满问题的意识形态，把它称为“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娱乐化”、“民粹主义”等等。
本文想说的是：本土主义可以是一种视觉化的策略，以各种身体实践去组织人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何众多论者认为本民前会大败，最后却得到不少选票。现实是，本土主义的论述仍然充满破绽，但在建立一个政治主体的过程中，“论述”的重要性也许影响不如想像中大。当观众看到表演者的投入、激情、自我的实现，便从中产生政治能量。这是“理性的”论述无法给予的。
就好像“梁天琦事件”──“不生于本土、却推动种族论”。从论述来说，这件事反映了本土主义论述的缺点。也许我们看到的，不是本土派“论述”上的“纯洁性”被污染了。恰恰相反，只要我们重视“视觉性”之必要，其实是看到梁天琦的“混合表演”降低了“加入本土派”的门槛、拓阔了“本土派由何人组成”的想像。这就好像，如果一个南亚人竟然走在冲击的最前线，那就不是减弱了本土派，而是使人想像到“原来南亚人也可以比自己更努力捍卫本土”。故此，梁天琦本身其实就表演了“原来新移民也可以那么捍卫本土”。这就“中和”了香港本土派一直以来的“狭隘性”。
从长远视角看，究竟本民前是否太“种族主义”，其实不如想像中重要。在第一矛盾（官商勾结联盟 vs. 追求民主自决的民间社会），本民前的政策取向是否如此重要，我不肯定。但肯定的是，“梁天琦事件”可以帮“本土主义”修正出更有弹性的社群想像，更合乎“在香港这个城市斗争”的空间性，建立出灵活和持久的政治主体。
（Josef L，作者为新媒体outside.hk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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