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琦「非土生」一事曝光後，不少評論都倒向此方向：激進本土派的論述出現巨大漏洞，要從「族群民族主義」轉到「公民民族主義」，或者從一種「右翼」的「狹隘本土」轉往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
我不反對這種「論述轉向」的呼籲。不過，我並不認為「梁天琦事件」給我們的「啟示」僅僅只有這一點。我完全認同人類世界應該尊重差異，也不認同種族主義行為；但是，如果我們認真視「激進本土主義」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及論述，那麼，急於作「道德判斷」反而是認識現象的障礙。
從「道德批判」到「認識策略」
有關梁天琦沒有公開他「非土生」的事件，我第一時間沒有想到本土民主前線（簡稱本民前）的「虛偽」和「荒謬」，反而好奇這點：如果我們認真視梁天琦為一個極活躍的「政治主體」，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那他為何會選擇這種不合乎自己出身的論述？究竟這種立場和策略選擇代表什麼？他是在回應一個怎樣的權力結構？
一個非土生的政治行動、選擇了跟自己出身相違背的政治論述，原因大概是：「種族本土主義」一方面極之危險、另一方面卻大有潛力，是一種雙面的政治策略，最終目標是要得到某種政治效果。這使得「梁天琦」這個政治人物投入到種族主義的位置去。換言之，我們不一定要指「梁天琦」虛偽地選擇了「土生論」；相反，我們可以如此詮釋：是「土生論／種族主義」的存在和潛力，使「梁天琦」代入，以其個人表現去展現「種族本土主義」的能量。
這裏，我們看到一個現時有關本土主義的論述結構：究竟香港民間要以「種族本土主義」為主導的組織策略嗎？最常見的爭論是：「左翼」認為「種族本位」極之危險，而「激進本土派」則深信這是最有效的策略。我想提出一點：這種「分歧」並不單單是一種立場或意識形態上的選擇，而是空間及主體想像上的分歧。
香港是「經濟城市」還是「民族領土」？
「左翼」和「土生論者」在策略上的分歧，在全世界到處可見；但香港仍有其特殊性。而這特殊性，跟香港特殊的時空有直接關係。即是說，這種策略分歧，跟香港民間如何想像一個特定的時空有關。
「左翼」和「本土派」所辯論的，往往是何為「香港人」（作為回應當權者的「政治主體」），以及「香港政治戰線」的邊界為何。我們知道西方及中國的理論有大量關於「政治主體」和「統一戰線」的理論。不過，那些理論家寫書時，心裏所想的肯定不是要在香港這種小規模的地方中鬥爭，而是思考如何在寬廣的土地連結最多的人。故此，如何想像「香港」，如何在特定情況連結最多的人，同時維持人們的士氣和銳氣，空間性十分重要。
「左翼」總是先想像「香港」為一個「經濟城市」（一個剝削周邊生產地區、負責交換資本、勞動力和商品而累積大量財富的中心）。「城市」作為一個經濟地理上的節點，本質上就不是封閉，而是隨着各式資本、商品和勞動力而進駐和排斥各種人等，所以排斥「新移民」其實是自我劃地為限。而合理地，香港作為「抗爭空間」，在地緣上也就難以和大中華和亞洲割離，同時必須反省它跟周邊地區人口的各種關係。故此，在這種空間的想像下，最好的政治主體就是不問種族的「公民」。
「本土派」總是先想像「香港」為一個「民族領土」，是一個有集體（被中共迫害）經驗的族群的領土。在這方面，香港就不僅僅是一般「經濟城市」，而是一個有特殊文化經歷的地方。例如，左翼也許對經濟城市深痛惡絕，而且強調最基層勞動者的經驗，但是香港很多特殊性，卻又的確無法被左翼視角完整解釋：例如港人對文革、六四事件、各式中港交流因差異而衝突的經驗，以及粵語加上繁體字所定義的，香港特殊的集體經驗。因此，在這種空間的想像下，最好的政治主體是有強烈文化特殊性格，甚至種族性的「香港人」。
也許讀者會問：為何我要把這種分歧，解釋為一種對空間想像的差異，及其策略上的不同取捨？我想提出的一點是，如果我們承認香港這個「抗爭空間」本身有二重的結構性（既是一般的經濟城市、又是承載特殊文化記憶的族群領土），那麼我們必須意識到，在這種結構下，雙方都不可能完全消滅對方。
只談理論的話，「城市本位」和「族群本位」在道德上都沒有錯。從「逃共者」及其後代的角度而言，「城市本位」被視為「錯」的，是輕蔑香港的特殊族群經驗，香港不過就像普通的城市；從「城市公民」的角度來說，「族群本位」把自身的經驗和記憶過分自信，不知道「香港文化」的流動和階級性。不過，在現實政治的執行動員上，這兩種想像及策略卻有大量衝突，甚至是矛盾的（例如叫什麼口號，提出什麼主張，如何劃定敵友我的關係等等）。
從「完美論述」到「混合表演」
這刻，如果關心香港公民社會者，必然是在嚴肅思考如何把兩種矛盾的論述結合，以組成更強大的統一戰線。我們已得知，「民主回歸」已破產，而且逐步向「民主自決」，甚至有可能是更激進的港獨。但是，不論最終的大方向如何，關鍵之一，仍然是如何在民間建立價值的最大公因數，把反建制的「政治存在」，視覺化為可見的東西，形成壓力。
對「無權力者」來說，把自身的意志「視覺化」一直是最重要的策略。「有權力者」，總是可以隱藏自身，進行各種利益交換以實現自己的議程。在制度中沒有位置的「無權力者」，應該全力找出最大公因數，展示自身的意志。
在這裏，我想指出一點：不少論者也許過分執著於語言和學理上的論述（discourse），看輕「視覺化」的表演（performance）。在彰顯自身意志的過程，不一定單單只靠文字和邏輯，甚至思想體系。即使論述錯漏百出而極之荒謬，其表演只要感動觀眾，產生各種情感力量，不僅可能增強抵抗的力量，也可以修復和治療人們的悲觀情緒，或帶給人們希望。
雨傘運動後，大部分人認為它是個失敗的運動。但是，我比較認同台灣吳介民教授的看法：雨傘運動製造了一重要的「政治存在」，即向全世界說明，原來這個小城市存在着這一幫人。從這點出發，我跟大部分論者持相反意見──我認為「雨傘運動」是香港最「成功」的政治運動，向全世界樹立了「形象正面的政治存在」。相比起雨傘前的「佔中計劃」（即和理非非的非暴力抗爭）及雨傘後的所謂「旺角暴亂」（即勇武派的暴力抗爭），傘運成功得多。我們一向短視地認為，政治運動的目標就是要得到一些具體的政治目標，往往看不到在世界及亞洲史中使「香港人」存在，有多困難。
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雨傘」之成功，其實不是各種「論述」的計算。「和理非非派」傾向認為，雨傘運動失敗，是因為勇武派的干擾；相反，「勇武派」認為，雨傘運動失敗，是運動者過分怯懦，把持大台。而我傾向認為，雨傘運動最成功的地方，恰恰是它展現的「混合表演」。
彰顯民間意志「混合表演」，依賴的媒介不是文字或論述，而是平民的身體。身體是最基本和赤裸的，卻也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強大的工具。當市民高舉雙手（和平），同時又衝向、包圍警方（勇武），就是最powerful的抗爭身體──當然，還有長期佔領時市民表現的各種文明與勇武的行為。只有和平抗爭，是沒有人理會的「聖人儀式」及「符號抗爭」（像本來的佔中）；只有武力，沒有和平的形象，會被視為不負責任的暴徒。只有把兩種矛盾的論述以混合的方式、以身體實踐，才最有能量。
因此，在論述結構上，因為香港空間的二重性，我們也許無法克服「左翼＋和理非非」和「土生論＋勇武派」兩種邏輯。但是，即使這結構無法克服，卻不代表無法形成廣泛戰線。只要公民社會長期配備這兩套論述，相互深化（而非意氣用事的無聊鬥爭）和交流，那在重要的時刻，便會出現混合的實踐。
結語：「梁天琦事件」作為契機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梁天琦事件」這個案例。一直以來，不少論者都認為「本土主義」是一充滿問題的意識形態，把它稱為「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政治娛樂化」、「民粹主義」等等。
本文想說的是：本土主義可以是一種視覺化的策略，以各種身體實踐去組織人群。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釋為何眾多論者認為本民前會大敗，最後卻得到不少選票。現實是，本土主義的論述仍然充滿破綻，但在建立一個政治主體的過程中，「論述」的重要性也許影響不如想像中大。當觀眾看到表演者的投入、激情、自我的實現，便從中產生政治能量。這是「理性的」論述無法給予的。
就好像「梁天琦事件」──「不生於本土、卻推動種族論」。從論述來說，這件事反映了本土主義論述的缺點。也許我們看到的，不是本土派「論述」上的「純潔性」被污染了。恰恰相反，只要我們重視「視覺性」之必要，其實是看到梁天琦的「混合表演」降低了「加入本土派」的門檻、拓闊了「本土派由何人組成」的想像。這就好像，如果一個南亞人竟然走在衝擊的最前線，那就不是減弱了本土派，而是使人想像到「原來南亞人也可以比自己更努力捍衛本土」。故此，梁天琦本身其實就表演了「原來新移民也可以那麼捍衛本土」。這就「中和」了香港本土派一直以來的「狹隘性」。
從長遠視角看，究竟本民前是否太「種族主義」，其實不如想像中重要。在第一矛盾（官商勾結聯盟 vs. 追求民主自決的民間社會），本民前的政策取向是否如此重要，我不肯定。但肯定的是，「梁天琦事件」可以幫「本土主義」修正出更有彈性的社群想像，更合乎「在香港這個城市鬥爭」的空間性，建立出靈活和持久的政治主體。
（Josef L，作者為新媒體outside.hk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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