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无妄斋:“三分天下”──反对派光谱的变局

过去数年一直建立论述、累积行动事迹的本土派迅速崛起,正式挑战泛民地位,可以预见后者支持度将进一步下滑,反建制力量将重新订定政治光谱。个中因由,值得深思。
2016年2月28日,本土民主前线支持者身穿蓝色卫衣,戴着眼罩,在上水区为梁天琦拉票。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第一回

2016年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得到泛民全力“加持”的公民党杨岳桥,力压建制派民建联周浩鼎获胜,成功保住为期7个月的看守议席。然而令公众感到意外的是,代表“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出选的梁天琦,以66524得票名列第三(15.38%),成为传统的建制、泛民对垒以外,足以分庭抗礼的政坛新势力。港人正经历前所未见的变局。

当舆论忙于分析原因、各方阵营自有阐释之际,也许连北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香港的本土派,何以能在数年间急速冒起?面临9月立法会大选,传统势力重新洗牌。过去数年一直建立论述、累积行动事迹的本土派迅速崛起,正式挑战泛民地位,可以预见后者支持度将进一步下滑,反建制力量将重新订定政治光谱。个中因由,值得深思。

本土派的崛起脉络

2008年北京奥运,是港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顶点,“大国崛起”的主旋律背后却生暗涌。中国毒奶粉事件,令中国人对食品安全产生戒心,大举来港采购奶粉、走私食品北上,为往后分歧埋下伏线。同年汶川地震后港人热心捐款,但后来陆续揭发灾后重建的“豆腐渣工程”、贪官侵吞善款等行径,令港人失去信心;2013年雅安地震后,港人对募捐,甚至立法会拨款资助重建反感极大,可见一斑。这些不断酝酿的“疑中”情绪,甚至对中共治下民生紊乱的不安感,由是益盛。

其间,港中两地交流持续频繁,自由行与新移民日增,文化差异与利益所系,造就民众冲突炽烈。可是特区政府不但未有设法消解矛盾,反而变本加厉趋炎附势,藉制订政策献媚于中国政府。

回看社会制衡的力量,自主权移交伊始,从议会内亲建制与反对派势力严重失衡。民间抗争屡屡功败垂成,既没有引发广泛的公民意识觉醒,人文学者播下的本土论述种子亦未见收成。2007年捍卫皇后码头运动提出的“开放本土”,较接近“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以包容、平等与维护公民的共同价值,定义身份认同。可是,其时主张者如陈允中等,并未回应香港主体意识问题。相关讨论也因码头清拆、社运结束而夭折。

有鉴于此,陈云在2011年提出《城邦论》,尝试将理论构想与本港现实政治环境结合,梳理个中脉络,为本土论述带来本质变化。“港中区隔”思想形成的背景与动机,不止针对政府政策流弊,也是处理存而未决的问题:普遍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身份认同的建立,以至主体意识与政体的想像,而不是针对个别的族群仇恨。“建立城邦,分而治之”,以本土利益为依赖,既是香港避免受北京过度干预,得保独特性的手段,也是对港中皆为有利的策略。

后来由港大学苑于2014年编订的《民族论》,提出另一种想像:香港人不再是在北京治下乞 讨“鸟笼民主”的次等公民,而是可卓立于世,筑成一个文化自足、经济实力及政治体制圆熟的独立政体,甚至有争取主权建立独立国家的可能。其基础简述之,可上追至1982至84年的前途问题谈判。当时中共取消“三脚櫈”论,英中两国将香港摒除于谈判桌外;决定香港前途的政治游戏,从无港人参与协商的余地。往后《联合声明》的“一国两制”,更抹杀了香港自治的选项。是以,持“民族论”者主张:在2047的大限以前,港人必须夺回自决权。

其他泛本土主张,还包括提倡“重议《联合声明》、先交由联合国托管,再行决定是否回归英国管治”的《论归英》,或者从“民主回归”被否定后,重新捍卫香港价值而拓展的《革新论》。然而两者皆未成主流,仅作参考。

社运基调的变化

香港社会汲取1960年代两场暴动的教训,对政府的制衡,往往倾向采取和平非暴力的“安全社运”。主权移交以后,经过2003及2004年的七一大游行,无论学者、政党抑或社运人士均深受鼓舞。港人愿意挺身而出,竭力捍卫核心价值,一度为社会带来一丝希望。

然而,这种精神最终无以为继,未能遍及各阶层。其问题症结,在于社运虽能凝聚足够的民意认受,但缺乏方法转化为政治能量,往往在与新的权力中心博弈间失之交臂。而《基本法》许下的普选庄严承诺,更是遥遥无期。

泛民政党各为私利,宣称维护本土利益却承接无力,而为争取新生票源,在部分重要政治民生议题上不惜与政府扶同为恶(例如2010年民主党在会员大会通过支持政改方案,结果令他们取得两席新增的“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民主党派因政治立场与取态,几经分裂;亲建制派则得力于中共力量的支持与渗透,更形壮大。

此消彼长,传统“六四比”的微妙平衡已然消亡,议会席次更由均势急转直下,强弱悬殊;抵制中共横蛮的文宣复流于虚无。社运参与者未起到督促鞭策的作用,相反,其对政府背离民意的行径每每坐视姑息。最终,香港陷入任由这群藉自由之名者,继续享受光环,而有事则厚颜呼吁民众“含泪投票”的恶性循环。

身处本土利益逐渐被侵蚀的年代,许多港人既无所适从,也无能为力。民众偶然觉醒,却未能使议会版图产生实际变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固然没法子参与其中;政策出炉后,莫说全民投票表决,就连像样的充分咨询亦欠奉。个别的情感宣泄,更无从打破困局。经过“反国民教育科”、“反新界东北计划”,到反政改方案酝酿多时却又无疾而终的“和平占中”,部分目睹温和社运力量消散的参与者,耐性已达临界点。

与此同时,本土派开始出现以“港中区隔”为纲领的组织及行动者。从针对自由行劣行的“驱蝗行动”、928“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大型占领偶发的武力冲突,以至抗议走私客的“光复行动”,部分抗争者应用上述的本土理论,夹杂对中共集团统治的厌恶,以及民生受侵凌的愤怒,展开“勇武抗争”──这是一种以自卫为本的有限武力使用,不怕与警察直接冲突的行动策略。过程中曾发生错斥对象的误会,但大体上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抗争形象,而在“光复行动”更是稍有成效:中国政府调整“一签多行”政策。透过抗争推动政策更迭,坚定了抗争者的决心。

本土民主前线,就是积极参与其中的一分子,而其中成员,有不少正是来自对“安全社运”失望的抗争者。

由街头到议会

今年初一爆发的旺角之役,源自本民前循上年维持秩序的方式,协助街头小贩摊档,食环署职员却不再如上年般遭遇群众压力而息事宁人,反而召警求助。其后,事态迅即上升至警民对峙、警方镇压,与抗争者武力反击,交织成一场“不对称战争”场面。

是次冲突属性为何,自有讨论空间。正常的社会机制严重失灵,官民间彻底失去互信,甚至到危及自身的地步。民间则产生越发明显的“自我保护”甚至“对抗意识”。更关键的是,暴力绝非突变,而是由长久以来对“安全社运”的失落感及愤懑累积。当连大型占领都失败告终,便将本来出现于旺角、金钟的街头零星冲突,升级成大型的对阵。以道德证成角度分析,这种作为是否“正义”固然有商榷余地,但事既至此,已是难以回头。

事件经传媒报道、官方及建制派渲染成“暴动”,泛民齐声谴责“暴力”,却刺激本土派团结的决心。许多本来看淡本民前新东补选选情的人,看见他们被卷入事件,却没有与抗争者切割,纷纷激于义愤出手协助梁天琦,导致网络与街头宣传铺天盖地。而事后梁表现镇定,抗争立场坚定进取,本应负面的报道反而加强了宣传效果。他们的标志蓝色,成为本土派“时代革命”的代名词。

结合本土理念与行动的新政党,加上掌握社会脉搏,终于凝聚强烈的民众意志,以15%的选票展示政治力量。接下来9月的立法会大选,就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也许有人会将街头与议会抗争分开,认定各不相容。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抗争者晋身议会的作用,是循一切可进道路取得政治实力与政权周旋。进入议会,才能动用议会内外的共同力量阻止不义法案,甚至终有一天夺取立法权力。台湾的民进党,也是一路循党外运动的武力反抗走来,最终执掌立法权及中央行政权,实践政治理想。所以,本土派晋身议会,与街头抗争成犄角之势,有一定政治吸引力。

然而,虽然梁天琦团队士气如虹,高票落选得到一定支持度,考验亦随之而至。初一事件以降,警方大肆搜捕示威者,包括本民前成员在内的一众抗争者面临刑事检控。往后,处理官司及行动被捕的支援事宜,是当务之急;

同时,梁天琦至今尚未考虑乘势再度出选,且是次得票是整个本土派协力支持而得。在九月的全体改选,选举将回归比例代表制,不同阵营名单要各自努力,所以他们要着力经营更多忠实支持者。往后,本民前也需实在地参考本土主张,思考如何应用于公共政策,提出更坚实及具体的政策纲领。

在议会选举以外,也要提出如何通过抗争实践本土议题的路线图,深化受众认同本土意识,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大型抗争作好准备。

与此同时,同属本土派光谱的组织亦摩拳擦掌。包括普罗政治学院、热血公民、香港复兴会等团体,日前也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宣布9月立法会选举组成选举联盟,并公告其“五区公投,全民制宪”策略。其旨在透过获胜后牺牲议席引发五区补选的“变相公投”,得到选民的授意认同(Endorsement),推动修改《基本法》的工程。

本土派内不同路线出现,自然会扩阔其光谱,也是考验各自支持者的时机。本土派要更加充实政治实力,分进合击,必须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积极动员,并在本土、泛民、建制三足鼎立底下,务求推动实际的政治变化。

雷动计划──泛民的新生?

焦点回到传统泛民阵营:他们面对武力抗争的出现,未有把握机会重整旗鼓,坚定其和平非暴力的立法,反而在谴责以外毫无作为。故此在是回补选中,较倾向进步及激进的民主派支持者,流向更为进取的本土派,毫不意外。

杨岳桥是次胜出,有赖“众星拱月”,9月泛民各政党则不免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在2012年的选举,新界东选区侥幸出现杠杆效应(Leverage Effect),以较少得票(57.6%)取得较多议席(66.6%),九席取其六。但这种侥幸不是必然,来届泛民总得票萎缩已成现实,他们亦不得不面对可能议席削减。

戴耀廷教授在2月初倡议“雷动计划”(Thunderquake),主张“非建制派”通力合作,争取议会夺取半数议席(35),得到立法权与政府抗衡。基于区议会选举出现从政人物新旧交替的趋势,加上本土派的进击,令他们出现危机,所以泛民有了加入的理由。若然成功,不但可促进泛民主派的新陈代谢,亦可扩展自身光谱,重整政治力量,也是和平议会抗争的可行进路。然而除了各党盘算下呈现互信低落以外,他必须面对以下问题:

一、方案要求反对派阵营大团结,但设“非建制非暴力”为限,基本上排除了主张武力抗争组织的参与。而要泛民暂且握手言和,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建立战略同盟,取得最大共同利益,问题是由社民连到人力再经历一轮分裂后,进步甚至激进民主派有急速萎缩的趋向,而2月新东补选结果更证实这一点。选民基础减少,配票难度自然大增。

二、即使放下“非暴力”条件而加上新兴的青年新政、本民前及其他自发的社区进步力量,一来未必有力承载上述流失的选票,而且勉强加入,也许“顺得哥情失嫂意”,令原本支持非暴力的选民望而却步。更重要是,少数的民意基础无法骑劫多数,本土派没有交换甚至被泛民牵制的诱因。

三、假定真能合作及配合选区布置,仍需要“精准估算”及“平均配票”。请问选民意志与纪律呢?往年选举的数十万反对派选民,是否铁板一块?就算是,究竟如何配票?要知道,选民是人,而非可任由你宰制的选票数字。立法会选举比例代表制,不同区选单打独斗,建制届时的选举机器操作自是不同,不大可能精准计算配票策略。

与朋友谈起,由立法会选举制度观之,先天上令泛民仅能于1/3以上、1/2以下的空间中上落。特首梁振英的支持者说要攻破1/3全盘掌控议会,固然不太可能,但戴说要抢占1/2以上,其实更不可能。

“1/2至1/3”这个不死不活生存空间,是90年代双议席双票制、港同盟横扫议会的年代未尽能预见──比例代表制设计原意,应该是令曾钰成等土共党派在地区直选中保留生存空间,依其时的泛民(6)对亲中(4)之比而制定。可是时移世易,议会的势力转移由主权移交之初保持的“六四比”急遽变化,反对派才意外地落入不能翻身的尴尬局面。

是以,聊作一说或可,但当真实践,不止是难,在如此恶劣的政治氛围,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新东补选以后的形势,也许更证明这一点。

(无妄斋,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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