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得到泛民全力「加持」的公民黨楊岳橋，力壓建制派民建聯周浩鼎獲勝，成功保住為期7個月的看守議席。然而令公眾感到意外的是，代表「本土民主前線」（簡稱本民前）出選的梁天琦，以66524得票名列第三（15.38%），成為傳統的建制、泛民對壘以外，足以分庭抗禮的政壇新勢力。港人正經歷前所未見的變局。
當輿論忙於分析原因、各方陣營自有闡釋之際，也許連北京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香港的本土派，何以能在數年間急速冒起？面臨9月立法會大選，傳統勢力重新洗牌。過去數年一直建立論述、累積行動事跡的本土派迅速崛起，正式挑戰泛民地位，可以預見後者支持度將進一步下滑，反建制力量將重新訂定政治光譜。箇中因由，值得深思。
本土派的崛起脈絡
2008年北京奧運，是港人對中華民族認同的頂點，「大國崛起」的主旋律背後卻生暗湧。中國毒奶粉事件，令中國人對食品安全產生戒心，大舉來港採購奶粉、走私食品北上，為往後分歧埋下伏線。同年汶川地震後港人熱心捐款，但後來陸續揭發災後重建的「豆腐渣工程」、貪官侵吞善款等行徑，令港人失去信心；2013年雅安地震後，港人對募捐，甚至立法會撥款資助重建反感極大，可見一斑。這些不斷醞釀的「疑中」情緒，甚至對中共治下民生紊亂的不安感，由是益盛。
其間，港中兩地交流持續頻繁，自由行與新移民日增，文化差異與利益所繫，造就民眾衝突熾烈。可是特區政府不但未有設法消解矛盾，反而變本加厲趨炎附勢，藉制訂政策獻媚於中國政府。
回看社會制衡的力量，自主權移交伊始，從議會內親建制與反對派勢力嚴重失衡。民間抗爭屢屢功敗垂成，既沒有引發廣泛的公民意識覺醒，人文學者播下的本土論述種子亦未見收成。2007年捍衛皇后碼頭運動提出的「開放本土」，較接近「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以包容、平等與維護公民的共同價值，定義身份認同。可是，其時主張者如陳允中等，並未回應香港主體意識問題。相關討論也因碼頭清拆、社運結束而夭折。
有鑑於此，陳雲在2011年提出《城邦論》，嘗試將理論構想與本港現實政治環境結合，梳理箇中脈絡，為本土論述帶來本質變化。「港中區隔」思想形成的背景與動機，不止針對政府政策流弊，也是處理存而未決的問題：普遍的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身份認同的建立，以至主體意識與政體的想像，而不是針對個別的族群仇恨。「建立城邦，分而治之」，以本土利益為依賴，既是香港避免受北京過度干預，得保獨特性的手段，也是對港中皆為有利的策略。
後來由港大學苑於2014年編訂的《民族論》，提出另一種想像：香港人不再是在北京治下乞 討「鳥籠民主」的次等公民，而是可卓立於世，築成一個文化自足、經濟實力及政治體制圓熟的獨立政體，甚至有爭取主權建立獨立國家的可能。其基礎簡述之，可上追至1982至84年的前途問題談判。當時中共取消「三腳櫈」論，英中兩國將香港摒除於談判桌外；決定香港前途的政治遊戲，從無港人參與協商的餘地。往後《聯合聲明》的「一國兩制」，更抹殺了香港自治的選項。是以，持「民族論」者主張：在2047的大限以前，港人必須奪回自決權。
其他泛本土主張，還包括提倡「重議《聯合聲明》、先交由聯合國託管，再行決定是否回歸英國管治」的《論歸英》，或者從「民主回歸」被否定後，重新捍衛香港價值而拓展的《革新論》。然而兩者皆未成主流，僅作參考。
社運基調的變化
香港社會汲取1960年代兩場暴動的教訓，對政府的制衡，往往傾向採取和平非暴力的「安全社運」。主權移交以後，經過2003及2004年的七一大遊行，無論學者、政黨抑或社運人士均深受鼓舞。港人願意挺身而出，竭力捍衛核心價值，一度為社會帶來一絲希望。
然而，這種精神最終無以為繼，未能遍及各階層。其問題癥結，在於社運雖能凝聚足夠的民意認受，但缺乏方法轉化為政治能量，往往在與新的權力中心博弈間失之交臂。而《基本法》許下的普選莊嚴承諾，更是遙遙無期。
泛民政黨各為私利，宣稱維護本土利益卻承接無力，而為爭取新生票源，在部分重要政治民生議題上不惜與政府扶同為惡（例如2010年民主黨在會員大會通過支持政改方案，結果令他們取得兩席新增的「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民主黨派因政治立場與取態，幾經分裂；親建制派則得力於中共力量的支持與滲透，更形壯大。
此消彼長，傳統「六四比」的微妙平衡已然消亡，議會席次更由均勢急轉直下，強弱懸殊；抵制中共橫蠻的文宣復流於虛無。社運參與者未起到督促鞭策的作用，相反，其對政府背離民意的行徑每每坐視姑息。最終，香港陷入任由這群藉自由之名者，繼續享受光環，而有事則厚顏呼籲民眾「含淚投票」的惡性循環。
身處本土利益逐漸被侵蝕的年代，許多港人既無所適從，也無能為力。民眾偶然覺醒，卻未能使議會版圖產生實際變化。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民眾固然沒法子參與其中；政策出爐後，莫說全民投票表決，就連像樣的充分諮詢亦欠奉。個別的情感宣泄，更無從打破困局。經過「反國民教育科」、「反新界東北計畫」，到反政改方案醞釀多時卻又無疾而終的「和平佔中」，部分目睹溫和社運力量消散的參與者，耐性已達臨界點。
與此同時，本土派開始出現以「港中區隔」為綱領的組織及行動者。從針對自由行劣行的「驅蝗行動」、928「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大型佔領偶發的武力衝突，以至抗議走私客的「光復行動」，部分抗爭者應用上述的本土理論，夾雜對中共集團統治的厭惡，以及民生受侵凌的憤怒，展開「勇武抗爭」──這是一種以自衛為本的有限武力使用，不怕與警察直接衝突的行動策略。過程中曾發生錯斥對象的誤會，但大體上他們建立一種新的抗爭形象，而在「光復行動」更是稍有成效：中國政府調整「一簽多行」政策。透過抗爭推動政策更迭，堅定了抗爭者的決心。
本土民主前線，就是積極參與其中的一分子，而其中成員，有不少正是來自對「安全社運」失望的抗爭者。
由街頭到議會
今年初一爆發的旺角之役，源自本民前循上年維持秩序的方式，協助街頭小販攤檔，食環署職員卻不再如上年般遭遇群眾壓力而息事寧人，反而召警求助。其後，事態迅即上升至警民對峙、警方鎮壓，與抗爭者武力反擊，交織成一場「不對稱戰爭」場面。
是次衝突屬性為何，自有討論空間。正常的社會機制嚴重失靈，官民間徹底失去互信，甚至到危及自身的地步。民間則產生越發明顯的「自我保護」甚至「對抗意識」。更關鍵的是，暴力絕非突變，而是由長久以來對「安全社運」的失落感及憤懣累積。當連大型佔領都失敗告終，便將本來出現於旺角、金鐘的街頭零星衝突，升級成大型的對陣。以道德證成角度分析，這種作為是否「正義」固然有商榷餘地，但事既至此，已是難以回頭。
事件經傳媒報道、官方及建制派渲染成「暴動」，泛民齊聲譴責「暴力」，卻刺激本土派團結的決心。許多本來看淡本民前新東補選選情的人，看見他們被捲入事件，卻沒有與抗爭者切割，紛紛激於義憤出手協助梁天琦，導致網絡與街頭宣傳鋪天蓋地。而事後梁表現鎮定，抗爭立場堅定進取，本應負面的報道反而加強了宣傳效果。他們的標誌藍色，成為本土派「時代革命」的代名詞。
結合本土理念與行動的新政黨，加上掌握社會脈搏，終於凝聚強烈的民眾意志，以15%的選票展示政治力量。接下來9月的立法會大選，就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機會。也許有人會將街頭與議會抗爭分開，認定各不相容。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抗爭者晉身議會的作用，是循一切可進道路取得政治實力與政權周旋。進入議會，才能動用議會內外的共同力量阻止不義法案，甚至終有一天奪取立法權力。台灣的民進黨，也是一路循黨外運動的武力反抗走來，最終執掌立法權及中央行政權，實踐政治理想。所以，本土派晉身議會，與街頭抗爭成犄角之勢，有一定政治吸引力。
然而，雖然梁天琦團隊士氣如虹，高票落選得到一定支持度，考驗亦隨之而至。初一事件以降，警方大肆搜捕示威者，包括本民前成員在內的一眾抗爭者面臨刑事檢控。往後，處理官司及行動被捕的支援事宜，是當務之急；
同時，梁天琦至今尚未考慮乘勢再度出選，且是次得票是整個本土派協力支持而得。在九月的全體改選，選舉將回歸比例代表制，不同陣營名單要各自努力，所以他們要着力經營更多忠實支持者。往後，本民前也需實在地參考本土主張，思考如何應用於公共政策，提出更堅實及具體的政策綱領。
在議會選舉以外，也要提出如何通過抗爭實踐本土議題的路線圖，深化受眾認同本土意識，為將來可能出現的大型抗爭作好準備。
與此同時，同屬本土派光譜的組織亦摩拳擦掌。包括普羅政治學院、熱血公民、香港復興會等團體，日前也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宣布9月立法會選舉組成選舉聯盟，並公告其「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策略。其旨在透過獲勝後犧牲議席引發五區補選的「變相公投」，得到選民的授意認同（Endorsement），推動修改《基本法》的工程。
本土派內不同路線出現，自然會擴闊其光譜，也是考驗各自支持者的時機。本土派要更加充實政治實力，分進合擊，必須在接下來的半年時間積極動員，並在本土、泛民、建制三足鼎立底下，務求推動實際的政治變化。
雷動計劃──泛民的新生？
焦點回到傳統泛民陣營：他們面對武力抗爭的出現，未有把握機會重整旗鼓，堅定其和平非暴力的立法，反而在譴責以外毫無作為。故此在是回補選中，較傾向進步及激進的民主派支持者，流向更為進取的本土派，毫不意外。
楊岳橋是次勝出，有賴「眾星拱月」，9月泛民各政黨則不免陷入單打獨鬥的局面。在2012年的選舉，新界東選區僥倖出現槓桿效應（Leverage Effect），以較少得票（57.6%）取得較多議席（66.6%），九席取其六。但這種僥倖不是必然，來屆泛民總得票萎縮已成現實，他們亦不得不面對可能議席削減。
戴耀廷教授在2月初倡議「雷動計劃」（Thunderquake），主張「非建制派」通力合作，爭取議會奪取半數議席（35），得到立法權與政府抗衡。基於區議會選舉出現從政人物新舊交替的趨勢，加上本土派的進擊，令他們出現危機，所以泛民有了加入的理由。若然成功，不但可促進泛民主派的新陳代謝，亦可擴展自身光譜，重整政治力量，也是和平議會抗爭的可行進路。然而除了各黨盤算下呈現互信低落以外，他必須面對以下問題：
一、方案要求反對派陣營大團結，但設「非建制非暴力」為限，基本上排除了主張武力抗爭組織的參與。而要泛民暫且握手言和，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建立戰略同盟，取得最大共同利益，問題是由社民連到人力再經歷一輪分裂後，進步甚至激進民主派有急速萎縮的趨向，而2月新東補選結果更證實這一點。選民基礎減少，配票難度自然大增。
二、即使放下「非暴力」條件而加上新興的青年新政、本民前及其他自發的社區進步力量，一來未必有力承載上述流失的選票，而且勉強加入，也許「順得哥情失嫂意」，令原本支持非暴力的選民望而卻步。更重要是，少數的民意基礎無法騎劫多數，本土派沒有交換甚至被泛民牽制的誘因。
三、假定真能合作及配合選區布置，仍需要「精準估算」及「平均配票」。請問選民意志與紀律呢？往年選舉的數十萬反對派選民，是否鐵板一塊？就算是，究竟如何配票？要知道，選民是人，而非可任由你宰制的選票數字。立法會選舉比例代表制，不同區選單打獨鬥，建制屆時的選舉機器操作自是不同，不大可能精準計算配票策略。
與朋友談起，由立法會選舉制度觀之，先天上令泛民僅能於1／3以上、1／2以下的空間中上落。特首梁振英的支持者說要攻破1／3全盤掌控議會，固然不太可能，但戴說要搶佔1／2以上，其實更不可能。
「1／2至1／3」這個不死不活生存空間，是90年代雙議席雙票制、港同盟橫掃議會的年代未盡能預見──比例代表制設計原意，應該是令曾鈺成等土共黨派在地區直選中保留生存空間，依其時的泛民（6）對親中（4）之比而制定。可是時移世易，議會的勢力轉移由主權移交之初保持的「六四比」急遽變化，反對派才意外地落入不能翻身的尷尬局面。
是以，聊作一說或可，但當真實踐，不止是難，在如此惡劣的政治氛圍，也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而新東補選以後的形勢，也許更證明這一點。
（無妄齋，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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