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月18公布的“2015年度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得奖名单”，《踏血寻梅》获得最佳电影、主演白只、春夏分别获得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1月29日公布的“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的入围名单”中，《踏血寻梅》更入围了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在内的13项提名。
以香港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踏血寻梅》，碎尸、凶杀的真相层层展开之际，满溢的是人性的孤独、生命的渴爱。今年1月，香港三联出版的新书《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电影《踏血寻梅》创作纪录及原著剧本》中，收录了电影创作纪录、原著剧本、以及郭富城、春夏、白只、金燕玲、杜可风、张叔平、廖庆松等多位电影主创的深度访问。
“记得有个内地同行说，电影人可以不讲真话，但不能讲大话，”在这本书的分享会上，导演、编剧翁子光说到，“我不是帮当事的杀人者翻案。没有消费、剥削这个事件。这部戏有我的尊严。”回应社会的真实问题，这是华语电影十亿票房层出的今天，一种并不容易的选择。捕捉最深黑暗中，透出的一丝光，是这部戏最为动人之处。
翁子光创作电影的同时，也是影评人，擅长文字表达。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第一部分，他讲起自己和《踏血寻梅》的缘分，成长经历，对孤独的体会。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电影《踏血寻梅》创作纪录及原著剧本》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翁子光
“踏血寻梅”四个字，命中注定是要等待的。
我的第一部戏叫《明媚春光》，是当时的心境，也印证了当时我身处香港的微妙心态，时为2007年，香港回归中国十年，我们的生活有了什么改变？时光明媚？香港人在想什么？错过了什么风景？追求的跟冀望的，是否一样？
当年写的故事，就是寄情于人，折射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会气氛，像是浓浓迷雾，不见五指。几乎不再相信生活，只相信生存的本能，继续在没方向地走，像戏中的陈健康和陈锦，两个北上男人（男孩）的故事，说两代人，也说香港命运。
至于《踏血寻梅》里的佳梅，其实是在重复电影的命题，有人说一个人其实一辈子是在拍同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但我已经在重复拍同一部电影。
“寻梅”之所以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是因为我家里有两个“梅”，一个是我妈，叫“月梅”，另一个是我祖母，她名字叫“张梅”。她们都在努力为家庭作出很大贡献，养大了我。我妈来自内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移民，我在《明媚时光》里有一个角色叫“小月”，到了《踏血》，又有了“梅”，根本加起来是我妈的名字。
我祖母则更加厉害：简直是我的人生导师，教我很多很传统的道理，而且是最市井基层的道理：对人要尽心地好，有良心和责任；穷人可能要比有钱人更需要面子和体面，说好听点就是骨气；生活要寻找最基本的快乐满足，知足认命但要有梦想和追求，都是我祖母，即我嫲嫲教会我的。她没具体地说，但用了行为去感染我。
至于我妈，是“打工妹”出身，做制衣，制表工厂，但她爱看书，爱看电影，晚上工作回家要帮一家洗衣及清洁，但睡前还是会看报纸专栏，最爱的电影是1996年一部叫《小孤星》（Ponette）的法国电影，是一个丧失母亲的四岁小女孩，到处寻找她的妈妈。
……
当我第一次看到王嘉梅的故事（2008年的香港案件，一名从湖南随母来香港生活的十六岁女孩，在性交易期间被客人杀死碎尸），我在嘉梅身上看到了小孤星的特质：缺爱、迷失、彷徨，几乎先天附备着悲天悯人投射身上的磁场，而且一直自强，独自寻找自身的定位。
对我来说，电影最好看的就是中性甚至阴性的力量。有人评价我拍的电影之中，大多是女性强大而男性懦弱，想想可能是受我妈妈和祖母的影响，她们身上的强韧特质，一直感染着我。……也许，我对嘉梅的关注，一个新移民少女，也叫阿梅，正是因为我觉得她令我想起了我妈妈的坚毅克忍。
……
被社会遗忘的王嘉梅案
嘉梅（我写成的角色名字是：佳梅），在我心目中也像《处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1960）里被三个牧羊人施暴的受害美少女，是一个猥琐恶俗世界里的殉难牺牲物，警告醒世人我们身处的人间有多脏，多不济。
对我来说，香港这个繁乱的城市之中，刻薄、冷漠和愚昧，比比皆是得那么可怕。当我第一次翻开报纸看到这宗碎尸新闻，满眼尽是腥浓的血，关爱和怜悯都在哪里？死去的嘉梅，对我们的城市来说，代表着什么？
又当我从报纸及杂志头条的后页，翻到了嘉梅的故事：记者去嘉梅家中采访，看到她家中有很多高跟鞋，记者问嘉梅的姐姐：“你为什么买了那么多高跟鞋？”嘉梅的姐姐回答：“都是我妹妹的，她长得矮，又梦想当模特儿，想自己看起来高一点，所以买了很多高跟鞋。”
这个小段落，很快就打进了我的内心，一个想当模特儿的女孩，怎么会当起了出卖身体的援交少女？又，她买高跟鞋令自己看起来高一点，是一种自我安慰，还是不认命的追梦决心？她出卖身体赚回来的钱，都花在哪里了？
她有没有过焦虑？如果有，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整个城市集体焦虑的一部份？想别人看到自己，她用她相信的方法和努力，难道没有一点我们应该珍惜或缺乏的自立勇气？
一切都问题，都来不及批判，只因为人性的部份令我着迷，而且，我深深相信“电影”这两个字需要的不是道德定义，而是诚恳的发问和良知的自觉。然后来到我认为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有没有亏欠了嘉梅什么？就像粤语片常常出现的名言：“都是社会的错”，是这样吗？
嘉梅妈妈改嫁来香港，如此说来，她是新移民第二代，在“中港”矛盾猛烈的今天，看起来问题更加复杂。电影在2015年问世，可能会令人想得更多，而且，正好因为写好剧本相隔了数年才开拍成功，也许真的是天意，正好让我们回想，2008年王嘉梅案发生后，当年我们的反应和感受是怎么样的？
如果我们当年有看到过这新闻，是不是到了今天，我们都已经忘记了？忘记了嘉梅，忘记了曾经的自己对这案件有过的冷漠或者好奇？活在容易令人浮躁的城市里，我们其实都很健忘，我想，现在有了《踏血寻梅》，也许提醒着我们，凡事莫失莫忘。
……
孤独，盼望归属感的失落和空虚
在最初的想像里，或者说电影结构，就是平行时空，平行剪接二人的日常生活，特别琐碎，似是不能一眼看到当中意义，直到二人相遇，杀人事件发生，故事完结，天地一静。
本来我想到的是特别冷酷的视点和处理，没有判断，没有评价，没有导读，特别生活化，特别令观众抽离。
……但可说是我不争气，也可说是我始终带着心软而入世的妇人之仁，我觉得电影始终需要有一双眼睛，代表着我切入案件的视角，美其名就是去关怀，去为这件真实案件作再描述、创作，不停发问一些没有答案的“为什么？”
这个角度，甚至电影现在不停插叙乱跳时空的结构，就是我在寻找主角佳梅背后故事的茫茫意义，如何反映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如何看待我们的孤独和偶有迷惘的心境，带着观众走进去佳梅和杀人者的生活。
需要提醒观众我们使用关爱的眼光（其实同时是关爱自己），为电影带着一点温柔，所以有了一个热心肠的警察角色臧sir，穿梭于电影的倒叙时空之中。
而且臧sir查案过程也成了一条线，三条线交错并行，淡化故事的时间性，也淡化案件的悬疑色彩。臧sir查案的重点，不在于案情重塑、证据搜集、落案起诉，他甚至不认为查案是一次任务执行，他希望多一点了解案中人的生活，他无法抑制自己在这方面的好奇心……是好奇心还是关心？说真的，这也难分难解，就像我作为编剧及深入了解案件的人的心态。
三条线必须有一个隐藏而又既定的主题，于是我选择了“孤独”，对我来说“孤独”的定义，就是盼望归属感过程的失落和空虚。
真实的王嘉梅，因为妈妈改嫁来香港，湖南长大的她在等待申请来香港的几年间，离乡别井，妈妈和姐姐已经抵港，她却被安排独自搬来接近香港的东莞石龙独居，那年她还不满十岁，正值青春初萌的黄金时期。
……
“孤独”这个主题，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廖庆松老师剪接的时候，他特别提出来的。在拍摄期间，我甚至没有提出过“孤独”两个字。杜可风说得最多的是“浪漫”两个字。而我自己，提得比较多的两个字，可能就是“关怀”。也许就像长期身处于“孤独”的人，并不擅于去解释“孤独”的定义。
……本来想写嘉梅，想写我自己，我们隔空分享了孤独。但想想，我其实不可能明白嘉梅的孤独，有的也只是我的幻想。油然而生的怜悯和所谓关爱，其实都是在治疗我自己的孤独。而我告诉你我的孤独，其实也只是贪婪地寻求你们对我的注意。
人把自己对存在感的焦虑，演绎成对孤独的美好定义，不啻又是人类情感的一种虚妄。特别是，用电影表达出来之后，都是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我不把电影神圣化，相信电影，只因为强迫自己相信自己的存在，也肯定一些存在的东西，包括嘉梅的身影，那孤独得令我心碎的身影，恍然如迷梦。愿远方的你不会孤独。
（摘选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电影《踏血寻梅》创作纪录及原著剧本》，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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