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早已预告，今年梁振英为了部署争取连任，不会在施政报告里提出太过刺激港人的大动作。结果传媒焦点落在“警察增加学校联络主任”、“延长行人过路灯时间”，以及“一带一路”的空洞框架。在农业政策方面，施政报告部分采纳了民间的倡议内容，指“发展本地农业可以增加市民对食物产地的选择，亦有助善用土地资源，改善乡郊环境、卫生及保护生态”，更有可能博得部分农青的好感。可是，当我尝试把各条有关农业和土地的段落合并阅读时，却读出了新一阶段的开发计谋：政府以有限度的农业发展，换取业界和公众支持开发数以千公顷农地，一举冲破殖民地时代定下的规划制约。
笔者曾在另文指出，香港殖民政府为了减少对北京的依赖，从1950年代起大力发展香港的储水设施和农业。北京在1980年代开始加强对香港农业界的统战，吸引他们将农场从香港转到大陆，港英在后过渡期亦没有强力的农业政策回应，最终香港本地农业在1990年代急剧萎缩，至今蔬菜自给率低于2%。北京以控制香港基本物资供应以“锢身锁命”（张少强教授语）的长期政治计划，在一国两制白皮书中已经表露无遗。
根据渔护署最新的数字，香港农地面积因各类型的发展逐年减少，至2013年只剩4523公顷，当中超过80%长期荒置。现在的焦点就在于这些农地的未来。我认为，无论从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保护乡郊环境，以至在全球环境危机中减少碳排放，政府都应该全面保护仅余下的农地，制订长远政策，逐步以小农模式（联合国建议）复兴农业，令新界乡村重新恢复活力。更进一步，我们应该顺应21世纪的趋势，让农业从乡村“渗入”城市，大幅度发展城市农业，并在学校里加入农业和食物教育。土地正义联盟在一年多前具体提出，政府应将由康文署管理的1000公顷休憩用地拨10%出来发展社区农圃和“可食地景”（edible landscaping），将管理责任交给社区，一举多得。
政府任由农业自生自灭
特区政府长期的态度是任由农业自生自灭，对保护农地免受破坏的法例亦没有严格落实。然而，港英时期开始的保护农地制度，譬如1990年代将《城市规划条例》引入新界，对特区政府仍然有相当强的制约作用，不容易一下子打破。这导致上述的独有现象──以房地产炒卖名满天下的香港，居然尚有4523公顷农地(按《城市规划条例》划为农用而受保护的农地有超过3200公顷)，而且有3800多公顷长期空置。对一众漠视农业的地主和地产商来说，眼白白看着土地生草不能起屋赚钱，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
政府和建制派不断放出要开发郊野公园的声音，激起环保界很大的恐慌。提出开发郊野公园的真正目的是为开发郊野公园以外的绿化带和农业带鸣锣开道，初步看效果相当显著。
无论从北京“锢身锁命”的大政治，以及照顾香港地主群体的角度（几大地产商已囤积超过1000公顷农地），特区政府都有动机推动更大规模地开发农地计划。要行出这一步，政府试图以两招制造“众望所归”的舆论，替他们拆墙松绑。第一招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过去一年，政府和建制派不断放出要开发郊野公园的声音，激起环保界很大的恐慌。提出开发郊野公园的真正目的是为开发郊野公园以外的绿化带和农业带鸣锣开道，初步看效果相当显著。世界自然基金会较早前一张有关保护郊野公园的facebook图，已经跌入了“可以为郊野公园牺牲绿化地和农地”的陷阱里。
以利益换取农业界释放农地
第二招就是今日在施政报告中宣布落实的新农业政策了。这招玩的逻辑和30年前北京对渔农界的手段相似，就是以利益换取农业界支持释放农地发展。施政报告在第28段提到“设立农业园；探讨设定农业优先区的可行性；成立5亿元的‘农业持续发展基金’”，转过头就在第126段自爆真正目的：“现时本港约有4000多公顷农地，当中约15%为常耕农地，其余多数荒置。政府主动支持本地农业发展，同时将会研究在规划及土地管理上充分利用优质农地，透过整合释放部分不再适合耕种的土地作其他用途，并改善乡郊环境。”
简单而言，就是以短中期的利益，争取目前处于弱势的农业界，特别是近年积极发展的有机农业界支持政府的“套餐”：（1）有限度的农业发展（在“官办农业园”和“农业优先区”范围内），（2）其他“不再适合耕种的土地”释放出来发展。农业界代表的版本是，政府要求他们提出香港农业界发展“需要”多少农地？初步“答案”是目前经营规模的5倍，大约1500公顷。从本地农业界的角度，这个数字颇为合理，但政府将来极有可能利用这个答案，“推论”出可以释放超过2000公顷的农地，即是差不多是3个新界东北新发展区的总面积！
各位关注香港自主、乡郊复兴和农业发展的朋友，小心这份“绵里藏针”的施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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