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腾飞之后》（六）：拯救地球环境，人类还有机会

【编者按】克雷格·西蒙斯（Craig Simons） 是前资深驻华记者，在亚洲生活和工作长达十余年，曾经在亚洲数十国做过环境问题报导。《腾飞之后──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危机》一书，是他花了三年多年时间调查的成果，透过深入报导和详实的数据，揭示出中国崛起如何迅猛地改变着物质世界的面貌。全书分为四大章节，第一章“中国的基线”主要谈长江的水质污染和三峡大坝工程对环境的遗害；第二章“命在旦夕”讲述生物的灭绝危机；第三章是“逝去的森林”；第四章则谈“变暖的大气层”。

端传媒获得“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刊载此书，将会从书中挑选和节录出数篇精彩篇章，逢周日连载，以飨读者。

《腾飞之后──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危机》

作者： 克雷格· 西蒙斯（Craig Simons）

译者： 任瑞洁

封面设计：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1 月

后记

（节选）

可能消失的白鹤

距离造访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我站在中国江西省的一处斜坡沼泽旁，看着世界仅存的白鹤在此起飞，踏上返乡之旅。

它们从浅水湖的边缘腾空而起，乘着热气流升至晴朗的高空，在我们头顶摆出一个个V字。循着百万年练就的本能和世代传下的本领，它们向北飞去，跨越中国饱经风霜的平原。

这片湖泊名叫鄱阳湖，来这里是为了提醒自己，在我们快速变幻的世界，万物正被危机所笼罩；中国——虽然几个世纪以来养育着地球上最庞大的人口，时至今日又成为环境危机之缩影，但在它的中原地带，仍有着这样蕴含希望的土地。

我惊喜地发现，在陷入困境的荒野中，竟有鹤这般强有力的生物，扮演着大自然的使节。鹤科（Gruidae）的进化历史可追溯到至少900万年前，在今天的鸟类中，鹤属于体型最大、最善飞行的一群：白鹤直立时，身高可达5英尺多；灰鹤与蓑羽鹤从俄罗斯往印度迁徙的途中，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翱翔于3英里的高空之上。

……然而，鹤也能让我们看清自己对地球造成的改变。15种鹤中，已经有11种因为人类活动而受到威胁或濒临灭绝，包括猎杀、诱捕，以及最重要的——沼泽被抽干或淹没。

其中当属白鹤处境最危险。20世纪初，白鹤尚有三大种群，彼此各有不同，总数约有1万只。它们有的在鄱阳湖越冬，有的栖息在距离印度泰姬陵不远的一处人工小沼泽，还有的在伊朗的里海岸边过冬。

如今，除了一只孤独的雄性白鹤每年秋天飞回伊朗，所有白鹤（约4,000只）都在鄱阳湖越冬。然而，中国的高速发展给它们的未来蒙上了阴影：200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白鹤归入“极危”一类，“因为担心随着三峡大坝的建设，白鹤的总数量会在未来三代内急剧减少……“大坝建设”会威胁到绝大多数白鹤所使用的越冬地。”

和我一起来到鄱阳湖的是博士研究生James Burnham。Burnham35岁，在湖畔度过了七个寒冷漫长的冬天，为国际鹤类基金会（总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巴拉布的小型非营利组织）研究这里的白鹤。当天上午，我们从南昌驱车北上，途中他说起白鹤所面临的威胁：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渔业也发展起来；最近，为了养殖螃蟹，当地人开始清除水湾处的水生植物，剥夺了白鹤的觅食地；捕猎和毒杀更是成了挥之不去的威胁，有时是故意要杀白鹤来吃，有时则是工业废水和杀虫剂带来的后果。

但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人类对湖泊本身造成的物理改变。鄱阳湖主要由浅沼泽构成，地价上涨后，湖面被当地农民抽干了一半左右。泥沙挖掘更是改造了湖泊生态，造出较深的凹陷，导致附近湿地的水向凹陷中流失。

省政府近期还提出了一项可能使白鹤绝种的政策：建一座大坝，让鄱阳湖在冬季仍保持高水位，便于全年进行渔业捕捞和螃蟹养殖。

政府官员承诺保护白鹤栖息地，但很多科学家却不相信他们能做到。国际鹤类基金会副主席James Harris表示，大坝将摧毁鄱阳湖几乎所有的候鸟栖息地。另一些科学家认为后果会更为严重，若大坝建起，白鹤将灭绝无疑。

……当被问起白鹤的未来，詹姆斯停顿了一会，然后说：“现在的形势不太妙，因为最近听说要修建大坝。我希望能做到审慎乐观，但我还是很担心。我想这应该是审慎悲观。如果大坝建成，我不知道这些鸟类该会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它们生存了很久，也确实具有很强的适应力。但鄱阳湖已经是最后的栖息地了。若鄱阳湖失守，我实在想不出它们还能去哪里。”

……一群摄影者则引人注目得多。每天都有人来摄影，成了白鹤最讨厌的：几乎每次都是一人偷偷凑近鹤群，然后吓它们一跳（通常是故意的）。那天下午两点左右发生了一次这样的事情。几百只鹤开始腾空，洁白的羽翼和身体如云一般升起，成为枯草与绿水间的一抹剪影。

如此壮观的景象，提醒了我们目前拥有的是多么丰富，又多么贫乏：世界现存的所有白鹤同时飞上三月的天空，这种比人类还要古老数百万年的鸟儿，在空中调整了一下方向，朝北飞去，或许就这样开启了漫漫返乡之途。它们旅行开始之时，却是我为本书所做调研的收尾之日。

我感到它们就像退去的荒野，像我们在这珍贵而动乱的星球上匆匆而过的生命。比起虎和极乐鸟，白鹤似乎更能代表存在与灭亡之间微妙的界线，如同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青天、碧水与大地间，那一条迅速模糊的地平线。

午后温暖的天空中，白鹤越升越高，其中一群引起了我的注意。沼泽上方几百英尺处，五只鹤调转方向，径直向我飞来。和其他同伴一样，它们的姿态保持着高度的和谐，但每只都有着不同的美感：腿笔直伸向身后，脖颈弯曲向前，翅膀末端的黑羽如同手指般延展。

鹤群从我头顶飞过，我脖子后仰，然后转过身去，注视它们飞上一座小山的山顶，消失在一丛竹子后面。我这才回过神来，转身往詹姆斯正在做笔记的地方走去。

我突然想到，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白鹤了。大坝一旦建起，围绕鄱阳湖的大部分湿地都会被毁，白鹤可能无处可去，最终在一两代之内消失殆尽。于是我爬上陡峭的山坡，再次看向已经飞远的鹤群，天空蓝得深邃，广阔无垠，我一直看到它们从视野里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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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还有机会改变生活方式

对记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果会怎样？”我们知道，全球变暖的步伐在迅速加快，世界未经破坏的雨林面积在急剧缩减，生物多样性在不断降低，世界消费需求在飞速飙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下来问问自己：“结果会怎样？我们应该对此做点什么呢？”

随着调查之旅接近尾声，我愈发急切地扪心自问。我有了什么新发现？社区和国家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就算知道了该做什么，我们会去做吗？我们会失去些什么？

回顾所经历的旅程，我开始构建出答案。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简单的：除非我们用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生活，否则随着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强，环境变化的速度将会加快。

联合国预计，到2100年，地球人口将超过100亿，是1950年的四倍；而原本只有最富裕的小部分人才能获取的物质享受，成为了更多人能够享有的东西。

2040年，五个新兴大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总体的经济产量，将超过如今的七国集团（两个世纪以来主导世界经济的七个国家所组成的集团）。在它们背后，还有其他数十个国家飞速发展着。

物质财富的扩散本身是好的。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继续使用自然资源，我们所获得的发展将会改变物质世界的面貌：除非能找出法子，用更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和消费，否则在不断增长的需求之下，共有的环境将以前所未有的高速退化下去。

第二点是一个事实：地球终会重获平衡，这和万有引力一样再明显不过。因为我们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会保护剩余的事物。也有可能最终我们对地球施加的压力实在太大，自然系统负担过重、消耗甚巨，导致人类数量开始减少，或全人类被迫节俭度日。

可能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我们一步步砍伐掉仅剩的森林，把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赶出林地、抓出海洋，不断往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为环境所付出的代价日益显著，于是我们增强了解决问题的紧迫感。对我而言真正的问题是：这一切什么时候发生？发生的后果是什么？而答案仅仅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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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威胁：全球变暖

调查到最后，我们最大的威胁已然清晰，那就是——全球变暖。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重重危机——疫病、战争、核僵局、恐怖主义——但都没有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气候变化这么复杂（不论在参与人数还是经济损失上）。

若我们缺乏行动意志，放任地球温度上升到触发生态反馈的地步，就会发现儒家“征服自然”的自负并不奏效，我们没能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一旦永冻层融化、亚马逊丛林失火，或洋流转向，我们便无计可施，只能听凭大自然的审判。

也许在1,000年以后，还活着的人们会谈论第二次物种大灭绝，但和二叠纪时期不同的是，灭绝的生物大多数不幸地死在了天翻地覆的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间。

本世纪内，其他环境问题或许也会变得明显起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去拯救最后的大面积完好雨林，以及数百万种复杂而独特的地球生物。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新几内亚保护那些从未经历过电锯的丛林、虎在印度草原上捕猎麂，都没什么意义。但实际上，如果那些丛林倾覆、最后一头老虎丧生，我们人类也将随之弱化。

从实用性上看，野生动物和森林对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而健康的生态系统，能为我们提供赖以生存的食物和水。一路走来，我发现，空旷荒野在情感和精神上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加重要：

你能否想像这样一个世界——仅有的荒野只在围栏之中，四周挤满观光客？你只能跟孩子说，这种名叫老虎的动物曾经存在过？在这愤世嫉俗的年代，若我们毁掉了共有的自然遗产，就再也没有如此强大的事物来提醒世人：我们本是同根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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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行动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总结出以下几点。首先，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思考。在我长大的时期，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环保的口号是“全球视野，本地行动”：我们对废品进行回收、安装低流量淋浴头、参加“地球日”活动，并为做了这些事情感到高兴。

如今，在全球代谢加快、中国等国家崛起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把这句口号倒转过来：本地视野，全球行动。着眼本地，就能唤起我们对子孙的责任感，从而激励我们为全球而行动：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同他国一道构建出可行的全球条约；出力保护仅存的大荒野以及它们所庇护的生物多样性，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先得促成一种“责任分担”的道德规范。当今世界巨大的贫富差距与其说是西方智者的功劳，不如说有赖于地理条件和历史机遇。1800年，中国还是世界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后来，历史的车轮调转了方向：中国人，虽然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样智慧、勤勉、满怀抱负，却在一个多世纪里饱经战火、动荡不堪。今天，他们要重获昔日的辉煌了。

与之相似，新几内亚、巴西和俄罗斯保存着许多未经破坏的森林；印度以及很多非洲国家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这些，都是历史的产物：富裕国家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将本国的自然资源掠夺一空；现在，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自己的资源拿去卖钱。

它们的国民也不能免俗地渴望光鲜的汽车、郊区的洋房，以及电脑和电视。若不能帮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他们往往会卖掉现有的资源作为交换。

还好，整个地球的富裕程度显示，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拯救现有的一切，我们也还能够。木材公司只需用可持续的方式管理现存20%的森林，就能满足全世界的需要。农畜企业起用能有效减少并回收废物的操作规程，就能为每一个人提供足够的、可持续的食物。

工程师可以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把能源系统转化为既能保持生活质量、又能避免排放温室气体的模式。律师、政治家、外交官可以制定相关法规，指引人们明智地使用自然资源。若能做到上面这些，我们就能遏制破坏式的发展。

要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关键是要让富裕国家更懂得分享。打个比方，如果西方国家独占了通过可持续伐木所获得的利益，那么，较为贫困的国家就没有理由去保护本国的原始森林，反而会加入伐木大军，尽量增加供应、降低成本、抬高需求。同样的道理，在完好无损的荒野地带中生活的贫困村落，若得不到我们的援助，很有可能继续捕杀野生动物。

我们已经着手处理这些问题。政府及非政府组织雇佣越来越多生活在国家公园内部或周边的居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富裕国家需帮助贫困国家向可再生的能源形式转变；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声明，美国政府愿意每年拨款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

……那么接下来，我们能做些什么？答案比较复杂，但其出发点还是简单的。简而言之，我们需要的是幼儿园里学到的品德：乐于分享，珍惜拥有，共同努力，公平行事。

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撤下普通白炽灯，换上紧凑型节能灯（前者消耗的能源比后者多20倍）；拼车出行；少购买鱼和肉；多进行垃圾回收，少买不需要的东西。

然而，敦促政府拿出行动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之速，远非个人的环保努力所能抗衡；不发动全球的力量，我们寸步难行。国家层面的行动极为重要，在美国尤为明显：

未来至少10年里，美国将保持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地位；即便中国速度令美元黯然失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仍会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权。显然，如果美国拿出行动，中国也一定会加入进来。

对此我表示乐观：如果美国作出表率，中国定会站在我们这边，因为这是属于他们的世纪，中国人不会允许它沾上环境灾难的污点。和20世纪的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环保意识正日趋成熟，国民把问题看在眼里，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法。

改变现状并非易事，但中国国内的环境危机会加速变革的来临，若西方国家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上更进一步，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做出让步。

另一点让我感到乐观的是，我们能以较低的代价解决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说，全世界只用贡献年创收的2%到3%，就能构建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解开环境、人口增长以及贫困之间错综复杂的难题。尼古拉·史登说过，只需调用世界收入的2%，就能避免全球变暖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其他专家也有相似见解。

最后，我之所以乐观，是因为我选择乐观。从古至今，人类经历了无数次挑战，今天的情况更加复杂，但我们已经有了用以应对的武器：渊博的知识，以及足够的资源，让我们能够可持续地繁荣下去。

环境问题尖锐地提醒了世人，不论是中国人、美国人、印度人、欧洲人、图瓦卢人还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我们共有同一个世界。我们要判别轻重，然后拿出行动来。

（全书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克雷格•西蒙斯 Craig Simons，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书稿完成于接受政府职务之前。书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或国务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