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騰飛之後》（六）：拯救地球環境，人類還有機會

【編者按】克雷格‧西蒙斯（Craig Simons） 是前資深駐華記者，在亞洲生活和工作長達十餘年，曾經在亞洲數十國做過環境問題報導。《騰飛之後──中國崛起與全球環境危機》一書，是他花了三年多年時間調查的成果，透過深入報導和詳實的數據，揭示出中國崛起如何迅猛地改變着物質世界的面貌。全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中國的基線」主要談長江的水質污染和三峽大壩工程對環境的遺害；第二章「命在旦夕」講述生物的滅絕危機；第三章是「逝去的森林」；第四章則談「變暖的大氣層」。

端傳媒獲得「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授權刊載此書，將會從書中挑選和節錄出數篇精彩篇章，逢週日連載，以饗讀者。

《騰飛之後──中國崛起與全球環境危機》

作者： 克雷格· 西蒙斯（Craig Simons）

譯者： 任瑞潔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1 月

後記

（節選）

可能消失的白鶴

距離造訪科羅拉多州特立尼達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年，我站在中國江西省的一處斜坡沼澤旁，看著世界僅存的白鶴在此起飛，踏上返鄉之旅。

它們從淺水湖的邊緣騰空而起，乘著熱氣流升至晴朗的高空，在我們頭頂擺出一個個V字。循著百萬年練就的本能和世代傳下的本領，它們向北飛去，跨越中國飽經風霜的平原。

這片湖泊名叫鄱陽湖，來這裏是為了提醒自己，在我們快速變幻的世界，萬物正被危機所籠罩；中國——雖然幾個世紀以來養育著地球上最龐大的人口，時至今日又成為環境危機之縮影，但在它的中原地帶，仍有著這樣蘊含希望的土地。

我驚喜地發現，在陷入困境的荒野中，竟有鶴這般強有力的生物，扮演著大自然的使節。鶴科（Gruidae）的進化歷史可追溯到至少900萬年前，在今天的鳥類中，鶴屬於體型最大、最善飛行的一群：白鶴直立時，身高可達5英尺多；灰鶴與蓑羽鶴從俄羅斯往印度遷徙的途中，要飛越喜馬拉雅山脈，翱翔於3英里的高空之上。

……然而，鶴也能讓我們看清自己對地球造成的改變。15種鶴中，已經有11種因為人類活動而受到威脅或瀕臨滅絕，包括獵殺、誘捕，以及最重要的——沼澤被抽乾或淹沒。

其中當屬白鶴處境最危險。20世紀初，白鶴尚有三大種群，彼此各有不同，總數約有1萬隻。它們有的在鄱陽湖越冬，有的棲息在距離印度泰姬陵不遠的一處人工小沼澤，還有的在伊朗的裏海岸邊過冬。

如今，除了一隻孤獨的雄性白鶴每年秋天飛回伊朗，所有白鶴（約4,000隻）都在鄱陽湖越冬。然而，中國的高速發展給它們的未來蒙上了陰影：2000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將白鶴歸入「極危」一類，「因為擔心隨著三峽大壩的建設，白鶴的總數量會在未來三代內急劇減少⋯⋯「大壩建設」會威脅到絕大多數白鶴所使用的越冬地。」

和我一起來到鄱陽湖的是博士研究生James Burnham。Burnham35歲，在湖畔度過了七個寒冷漫長的冬天，為國際鶴類基金會（總部位於美國威斯康星州巴拉佈的小型非營利組織）研究這裏的白鶴。當天上午，我們從南昌驅車北上，途中他說起白鶴所面臨的威脅：

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漁業也發展起來；最近，為了養殖螃蟹，當地人開始清除水灣處的水生植物，剝奪了白鶴的覓食地；捕獵和毒殺更是成了揮之不去的威脅，有時是故意要殺白鶴來吃，有時則是工業廢水和殺蟲劑帶來的後果。

但最大的問題其實是人類對湖泊本身造成的物理改變。鄱陽湖主要由淺沼澤構成，地價上漲後，湖面被當地農民抽乾了一半左右。泥沙挖掘更是改造了湖泊生態，造出較深的凹陷，導致附近濕地的水向凹陷中流失。

省政府近期還提出了一項可能使白鶴絕種的政策：建一座大壩，讓鄱陽湖在冬季仍保持高水位，便於全年進行漁業捕撈和螃蟹養殖。

政府官員承諾保護白鶴棲息地，但很多科學家卻不相信他們能做到。國際鶴類基金會副主席James Harris表示，大壩將摧毀鄱陽湖幾乎所有的候鳥棲息地。另一些科學家認為後果會更為嚴重，若大壩建起，白鶴將滅絕無疑。

......當被問起白鶴的未來，詹姆斯停頓了一會，然後說：「現在的形勢不太妙，因為最近聽說要修建大壩。我希望能做到審慎樂觀，但我還是很擔心。我想這應該是審慎悲觀。如果大壩建成，我不知道這些鳥類該會怎麽樣。」

「我的意思是，它們生存了很久，也確實俱有很強的適應力。但鄱陽湖已經是最後的棲息地了。若鄱陽湖失守，我實在想不出它們還能去哪裏。」

......一群攝影者則引人注目得多。每天都有人來攝影，成了白鶴最討厭的：幾乎每次都是一人偷偷湊近鶴群，然後嚇它們一跳（通常是故意的）。那天下午兩點左右發生了一次這樣的事情。幾百隻鶴開始騰空，潔白的羽翼和身體如雲一般升起，成為枯草與綠水間的一抹剪影。

如此壯觀的景象，提醒了我們目前擁有的是多麼豐富，又多麼貧乏：世界現存的所有白鶴同時飛上三月的天空，這種比人類還要古老數百萬年的鳥兒，在空中調整了一下方向，朝北飛去，或許就這樣開啟了漫漫返鄉之途。它們旅行開始之時，卻是我為本書所做調研的收尾之日。

我感到它們就像退去的荒野，像我們在這珍貴而動亂的星球上匆匆而過的生命。比起虎和極樂鳥，白鶴似乎更能代表存在與滅亡之間微妙的界線，如同一切生物賴以生存的青天、碧水與大地間，那一條迅速模糊的地平線。

午後溫暖的天空中，白鶴越昇越高，其中一群引起了我的注意。沼澤上方幾百英尺處，五隻鶴調轉方向，徑直向我飛來。和其他同伴一樣，它們的姿態保持著高度的和諧，但每隻都有著不同的美感：腿筆直伸向身後，脖頸彎曲向前，翅膀末端的黑羽如同手指般延展。

鶴群從我頭頂飛過，我脖子後仰，然後轉過身去，注視它們飛上一座小山的山頂，消失在一叢竹子後面。我這才回過神來，轉身往詹姆斯正在做筆記的地方走去。

我突然想到，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白鶴了。大壩一旦建起，圍繞鄱陽湖的大部分濕地都會被毀，白鶴可能無處可去，最終在一兩代之內消失殆盡。於是我爬上陡峭的山坡，再次看向已經飛遠的鶴群，天空藍得深邃，廣闊無垠，我一直看到它們從視野裏徹底消失。

＊＊＊

我們是否還有機會改變生活方式

對記者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結果會怎樣？」我們知道，全球變暖的步伐在迅速加快，世界未經破壞的雨林面積在急劇縮減，生物多樣性在不斷降低，世界消費需求在飛速飆升，但同時，我們也應該冷靜下來問問自己：「結果會怎樣？我們應該對此做點什麼呢？」

隨著調查之旅接近尾聲，我愈發急切地捫心自問。我有了什麼新發現？社區和國家該怎麼做？我該怎麼做？就算知道了該做什麼，我們會去做嗎？我們會失去些什麼？

回顧所經歷的旅程，我開始構建出答案。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簡單的：除非我們用更加可持續的方式生活，否則隨著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增強，環境變化的速度將會加快。

聯合國預計，到2100年，地球人口將超過100億，是1950年的四倍；而原本只有最富裕的小部分人才能獲取的物質享受，成為了更多人能夠享有的東西。

2040年，五個新興大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墨西哥——總體的經濟產量，將超過如今的七國集團（兩個世紀以來主導世界經濟的七個國家所組成的集團）。在它們背後，還有其他數十個國家飛速發展著。

物質財富的擴散本身是好的。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繼續使用自然資源，我們所獲得的發展將會改變物質世界的面貌：除非能找出法子，用更可持續的方式生產和消費，否則在不斷增長的需求之下，共有的環境將以前所未有的高速退化下去。

第二點是一個事實：地球終會重獲平衡，這和萬有引力一樣再明顯不過。因為我們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會保護剩餘的事物。也有可能最終我們對地球施加的壓力實在太大，自然系統負擔過重、消耗甚巨，導致人類數量開始減少，或全人類被迫節儉度日。

可能這兩種情況會同時發生：我們一步步砍伐掉僅剩的森林，把越來越多的野生動物趕出林地、抓出海洋，不斷往大氣中排放溫室氣體；為環境所付出的代價日益顯著，於是我們增強了解決問題的緊迫感。對我而言真正的問題是：這一切什麼時候發生？發生的後果是什麼？而答案僅僅是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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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威脅：全球變暖

調查到最後，我們最大的威脅已然清晰，那就是——全球變暖。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經歷了重重危機——疫病、戰爭、核僵局、恐怖主義——但都沒有如今我們所面對的氣候變化這麼複雜（不論在參與人數還是經濟損失上）。

若我們缺乏行動意志，放任地球溫度上昇到觸發生態反饋的地步，就會發現儒家「征服自然」的自負並不奏效，我們沒能成為自然的統治者：一旦永凍層融化、亞馬遜叢林失火，或洋流轉向，我們便無計可施，只能聽憑大自然的審判。

也許在1,000年以後，還活著的人們會談論第二次物種大滅絕，但和二疊紀時期不同的是，滅絕的生物大多數不幸地死在了天翻地覆的數十年（甚至數百年）間。

本世紀內，其他環境問題或許也會變得明顯起來。我們只有一次機會，去拯救最後的大面積完好雨林，以及數百萬種複雜而獨特的地球生物。

也許在有些人看來，新幾內亞保護那些從未經歷過電鋸的叢林、虎在印度草原上捕獵麂，都沒什麼意義。但實際上，如果那些叢林傾覆、最後一頭老虎喪生，我們人類也將隨之弱化。

從實用性上看，野生動物和森林對生態系統的健康至關重要，而健康的生態系統，能為我們提供賴以生存的食物和水。一路走來，我發現，空曠荒野在情感和精神上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加重要：

你能否想像這樣一個世界——僅有的荒野只在圍欄之中，四周擠滿觀光客？你只能跟孩子說，這種名叫老虎的動物曾經存在過？在這憤世嫉俗的年代，若我們毀掉了共有的自然遺產，就再也沒有如此強大的事物來提醒世人：我們本是同根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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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行動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呢？我總結出以下幾點。首先，我們需要換個角度思考。在我長大的時期，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環保的口號是「全球視野，本地行動」：我們對廢品進行回收、安裝低流量淋浴頭、參加「地球日」活動，並為做了這些事情感到高興。

如今，在全球代謝加快、中國等國家崛起的形勢下，我們需要把這句口號倒轉過來：本地視野，全球行動。著眼本地，就能喚起我們對子孫的責任感，從而激勵我們為全球而行動：減少本國溫室氣體排放，同他國一道構建出可行的全球條約；出力保護僅存的大荒野以及它們所庇護的生物多樣性，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

要想實現上述目標，先得促成一種「責任分擔」的道德規範。當今世界巨大的貧富差距與其說是西方智者的功勞，不如說有賴於地理條件和歷史機遇。1800年，中國還是世界最先進、最富有的國家，後來，歷史的車輪調轉了方向：中國人，雖然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樣智慧、勤勉、滿懷抱負，卻在一個多世紀裏飽經戰火、動盪不堪。今天，他們要重獲昔日的輝煌了。

與之相似，新幾內亞、巴西和俄羅斯保存著許多未經破壞的森林；印度以及很多非洲國家是眾多野生動植物的家園。這些，都是歷史的產物：富裕國家在積累財富的過程中，將本國的自然資源掠奪一空；現在，在全球化的作用下，發展中國家可以把自己的資源拿去賣錢。

它們的國民也不能免俗地渴望光鮮的汽車、郊區的洋房，以及電腦和電視。若不能幫他們得到想要的東西，他們往往會賣掉現有的資源作為交換。

還好，整個地球的富裕程度顯示，如果我們下定決心拯救現有的一切，我們也還能夠。木材公司只需用可持續的方式管理現存20%的森林，就能滿足全世界的需要。農畜企業起用能有效減少並回收廢物的操作規程，就能為每一個人提供足夠的、可持續的食物。

工程師可以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上，把能源系統轉化為既能保持生活質量、又能避免排放溫室氣體的模式。律師、政治家、外交官可以制定相關法規，指引人們明智地使用自然資源。若能做到上面這些，我們就能遏制破壞式的發展。

要讓這一切成為可能，關鍵是要讓富裕國家更懂得分享。打個比方，如果西方國家獨佔了通過可持續伐木所獲得的利益，那麼，較為貧困的國家就沒有理由去保護本國的原始森林，反而會加入伐木大軍，盡量增加供應、降低成本、抬高需求。同樣的道理，在完好無損的荒野地帶中生活的貧困村落，若得不到我們的援助，很有可能繼續捕殺野生動物。

我們已經著手處理這些問題。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僱傭越來越多生活在國家公園內部或週邊的居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富裕國家需幫助貧困國家向可再生的能源形式轉變；2009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聲明，美國政府願意每年撥款1,0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對全球變暖。

……那麼接下來，我們能做些什麼？答案比較複雜，但其出發點還是簡單的。簡而言之，我們需要的是幼兒園裏學到的品德：樂於分享，珍惜擁有，共同努力，公平行事。

我們可以從自身做起，撤下普通白熾燈，換上緊湊型節能燈（前者消耗的能源比後者多20倍）；拼車出行；少購買魚和肉；多進行垃圾回收，少買不需要的東西。

然而，敦促政府拿出行動更為重要。發展中國家的進步之速，遠非個人的環保努力所能抗衡；不發動全球的力量，我們寸步難行。國家層面的行動極爲重要，在美國尤為明顯：

未來至少10年裏，美國將保持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的地位；即便中國速度令美元黯然失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政府仍會是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政權。顯然，如果美國拿出行動，中國也一定會加入進來。

對此我表示樂觀：如果美國作出表率，中國定會站在我們這邊，因為這是屬於他們的世紀，中國人不會允許它沾上環境災難的污點。和20世紀的西方國家一樣，中國的環保意識正日趨成熟，國民把問題看在眼裏，希望能找到解決方法。

改變現狀並非易事，但中國國內的環境危機會加速變革的來臨，若西方國家在處理氣候變化問題上更進一步，中國領導人很可能做出讓步。

另一點讓我感到樂觀的是，我們能以較低的代價解決最嚴重的環境問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說，全世界只用貢獻年創收的2%到3%，就能構建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軌道，解開環境、人口增長以及貧困之間錯綜複雜的難題。尼古拉·史登說過，只需調用世界收入的2%，就能避免全球變暖產生最嚴重的後果。其他專家也有相似見解。

最後，我之所以樂觀，是因為我選擇樂觀。從古至今，人類經歷了無數次挑戰，今天的情況更加複雜，但我們已經有了用以應對的武器：淵博的知識，以及足夠的資源，讓我們能夠可持續地繁榮下去。

環境問題尖銳地提醒了世人，不論是中國人、美國人、印度人、歐洲人、圖瓦盧人還是巴布亞新幾內亞人，我們共有同一個世界。我們要判别輕重，然後拿出行動來。

（全書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克雷格•西蒙斯 Craig Simons，美國國務院外交官，書稿完成於接受政府職務之前。書中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國政府或國務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