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健民：西班牙的激情与悲悯

从马德里乘火车到达塞维尔（Sevilla），看见月台上有电视台记者一直拍摄下车的乘客，心忖不知与什么公众人物坐上同一列车。甫下车，却见几十人突然撑起雨伞，才恍然大悟这是西班牙朋友为我接风，也是向雨伞运动致敬。被杀个措手不及，我半带哽咽感谢他们对争取民主的港人的鼓励。

这次到西班牙南部几所大学演讲，实在是奇妙之旅。一位塞维尔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去年被她的中国朋友邀请到香港重聚，远在西班牙的她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且非常敬佩刘晓波、陈光诚、浦志强等人展现的勇气和人文价值。雨伞运动爆发，让她非常震动，但在香港金融界工作的老朋友却认为占中三子撕裂社会、教坏下一代。一个下午，这个教授来到我办公室，我们从占中的初衷、年轻人的无畏无惧、占领后的秋后算帐，一直谈到中国的前景。谈着谈着，忽然见她热泪盈眶，原来她独个儿在西班牙已为港人争取民主哭过多次。数个月后，黄之锋和我被邀在她任教的学院以录像作开学礼演讲，这次来举伞接车的，不少是她的学生，是西班牙未来的新闻工作者。

乌纳穆诺、高弟与林兹

许多人问我是否第一次到西班牙，其实我和他们的国家和文化一直有着奇妙的联系。不单是少年时被斗牛勇士所震摄，或者后来被佛兰明高的激情和哀愁所感动，西班牙一些人物更对我的成长有莫大的启发。大学时我醉心宗教，但看坊间的培灵书籍却感味如嚼蜡，唯有读到西班牙神学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却像圣保罗被雷撃一般，必须真诚地面对存在的种种困境。人认为信仰不能自足而求诸理性，而理性却又倒过来否定信仰。生命与理智之间的争斗是悲剧的本质，但受苦却又是智慧之源。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作为神学家的他难以认同反对教会的左翼共和派，但他亦无法支持佛朗哥的右翼法西斯，结果在夹缝中备受攻击却在狂飚的风潮中保存良知与理智。

另一位扣人心弦的西班牙人是建筑家高第（Antoni Gaudi）。喜欢艺术的人都赞叹毕加索和达利这些西班牙画家如何在印象派后开拓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画风，但他们的生命更多是属于巴黎的。但高弟的创作是完全属于巴塞隆那（是不是属于西班牙就要看你对加泰隆尼亚独立的态度），从巴特罗及其他公寓到盖尔公园，到那永不完工的教堂圣家堂，看官会以为这是当代前卫建筑师的手笔，但其实都是100年前的“古董”。我曾经在巴塞隆那花了一个星期寻索高第的作品，过了若干年后，我重访旧地，为的是看看圣家堂的进展。我很好奇一个完全超越时代的人脑袋是怎样运作，如何面对同代人的质疑与讥讽。我只知道高弟一直避开政治的风潮，默默埋首在圣家堂的地下工作室，弄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结果有一天在街上被车撞倒，死在医院后，人们发现这个貌似流浪汉的人其实是当代建筑大师，才以最庄严的仪式向他送别。

我到耶鲁大学读政治社会学，主要亦是为了跟随一位西班牙学者林兹（Juan Linz）。通过他，我认识到1975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联同首相苏亚雷斯如何以协商、公投、在旧宪法框架内注入民主元素，在几年间以和平转型的方式将西班牙带向民主。这些政治家克服了右翼军人政变，化解了左翼共产革命，避免重蹈内战覆彻。我时常想：中国如果要告别革命，走上文明政治的康庄大道，便应该向西班牙学习。林兹教授不单在分析独裁政权有精辟的见解，对民主转型、巩固与崩溃亦作出非常有系统的研究，他的分析对于南美洲的民主转型产生重大作用。林兹学术地位显赫，却视学生如子侄，循循善诱，成为我人生楷模。

耶鲁同门对Podemos不以为然

这次到塞维尔，林兹的遗孀Rocio介绍我认识一位在当地任教的同门师兄弟，见面时却有说不出的亲切感，因为我们都感恩于林兹的春风化雨。席间我们谈到西班牙的大选，我自然关注新成立的左翼政党Podemos （英语译We Can）的走势。此党的领袖是政治学教授Pablo Iglesias，于2011年带领 Indignados （愤怒）运动，抗议右翼政府的紧缩政策、青年失业率高企、政府拯救银行却对负资产的业主坐视不理。他们占领马德里的Puerto del Sol 广场以表达不满，被视为占领华尔街的先导，间接亦启发了占领中环。2014年1月正式组党时，Podemos强调从下而上较松散的组织结构，短短两年间党员人数已增长至近39万。网络社会的出现正冲撃传统政党以至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势，Podemos 不单是西班牙的新兴事物，更是整个新时代的重大实验。

但我这位耶鲁的同门却对他们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和许多极左的革命家一样，有太多蓝图在脑袋，只要有机会执政便会过度赋予政府权力。他更不满该党有些人攻击林兹当年提出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分别，是为了替佛朗哥政权涂脂抹粉。“这批人完全否定1975年的民主转型，他们要彻底修改宪法，但我恐怕这种过度自负最终只会为专政铺路。”我那位传播学教授的朋友虽认同左翼政党对弱势的关怀，但对于他们普遍敌视教会的态度却难以接受。她同样对乌托邦式的口号不以为然，认为另一新兴中间偏右的公民党对激活市场有更扎实的政策。青年学生们却倾向支持Podemos，但有些人认为他们在这届没执政的希望，所以应该按“信念”或者“策略”投下一票，仍然在痛苦挣扎中。但不管是教授或大学生，这些知识分子都觉得执政的人民党或者在野的社会党，不是变成财团的附庸，便是僵化、腐化，西班牙必须求变。

我在格拉纳达（Granada）作了最后一场演讲后，当地一位艺术系教授带我慢慢欣赏阿罕布拉宫，看书法、几何图案和大自然元素如何揉合在伊斯兰建筑艺术中，特别是这些来自北非的统治者如何通过倒影和涓涓水滴声来表现对水的珍视。在全球IS恐袭的阴影下，看着伊斯兰文化最优美的建筑，不得不赞叹格拉纳达的宽容胸怀，即使经历其后的天主教皇朝，这块文明的槐宝仍然得以保存。艺术系教授学中国画、修练印度瑜珈、是和平主义者，支持Podemos，嘱咐我从人文角度看这个政党。

西班牙人的激情与悲悯

万分不舍，仍要告别，我只身去到马德里准备一天后乘机回去香港。坐在马约尔广场边的一间餐厅看着大选结果公布。执政的右翼人民党得票虽然最高，却无法取得国会过半议席组成政府。最为震撼的，是首次参选的Podemos竟能在350席中取得69席，非常接近第二位的社会党。看着穿着一身风褛的Pablo Iglesias被一群素人面孔的当选者簇拥到群众集会上谢票，深感新世代政治势不可挡。在这转折时刻，西班牙自然会踏入混乱和迷惘，评论员都没法预测如何能凑合出一个联合政府，说不定要重来一次大选。但我一直旁观着西班牙朋友们就如何投下一票的辩论，深切体会到民主不单是关乎政治上的命运自决。在面对不同政党的理念和政策主张，认真的选民必须拷问自己对经济、福利、宗教等的各种信念孰轻孰重、如何取舍。民主便在这个抉择过程中赋予人的道德自主性（moral autonomy）。我一直欣赏西班牙人的激情（passion），但亦慢慢领会他们悲悯（compassion）的一面。最少在经济刚刚复苏，失业率仍然高企的时候，在西班牙横空出世的竟是Podemos，而不是一个极右排外的政党。而在马德里西贝莱斯广场的大会堂外墙，竟然还挂上“欢迎难民”的横额。为此，我不得不对西班牙另眼相看，亦期望他们能秉承前人的创意，在福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开拓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