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健民：西班牙的激情與悲憫

從馬德里乘火車到達塞維爾（Sevilla），看見月台上有電視台記者一直拍攝下車的乘客，心忖不知與什麼公眾人物坐上同一列車。甫下車，卻見幾十人突然撐起雨傘，才恍然大悟這是西班牙朋友為我接風，也是向雨傘運動致敬。被殺個措手不及，我半帶哽咽感謝他們對爭取民主的港人的鼓勵。

這次到西班牙南部幾所大學演講，實在是奇妙之旅。一位塞維爾大學傳播學院的教授去年被她的中國朋友邀請到香港重聚，遠在西班牙的她一直關注中國人權狀況，且非常敬佩劉曉波、陳光誠、浦志強等人展現的勇氣和人文價值。雨傘運動爆發，讓她非常震動，但在香港金融界工作的老朋友卻認為佔中三子撕裂社會、教壞下一代。一個下午，這個教授來到我辦公室，我們從佔中的初衷、年輕人的無畏無懼、佔領後的秋後算帳，一直談到中國的前景。談着談着，忽然見她熱淚盈眶，原來她獨個兒在西班牙已為港人爭取民主哭過多次。數個月後，黃之鋒和我被邀在她任教的學院以錄像作開學禮演講，這次來舉傘接車的，不少是她的學生，是西班牙未來的新聞工作者。

烏納穆諾、高弟與林茲

許多人問我是否第一次到西班牙，其實我和他們的國家和文化一直有着奇妙的聯繫。不單是少年時被鬥牛勇士所震攝，或者後來被佛蘭明高的激情和哀愁所感動，西班牙一些人物更對我的成長有莫大的啟發。大學時我醉心宗教，但看坊間的培靈書籍卻感味如嚼蠟，唯有讀到西班牙神學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生命的悲劇意識》卻像聖保羅被雷撃一般，必須真誠地面對存在的種種困境。人認為信仰不能自足而求諸理性，而理性卻又倒過來否定信仰。生命與理智之間的爭鬥是悲劇的本質，但受苦卻又是智慧之源。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作為神學家的他難以認同反對教會的左翼共和派，但他亦無法支持佛朗哥的右翼法西斯，結果在夾縫中備受攻擊卻在狂飈的風潮中保存良知與理智。

另一位扣人心弦的西班牙人是建築家高第（Antoni Gaudi）。喜歡藝術的人都讚嘆畢加索和達利這些西班牙畫家如何在印象派後開拓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畫風，但他們的生命更多是屬於巴黎的。但高弟的創作是完全屬於巴塞隆那（是不是屬於西班牙就要看你對加泰隆尼亞獨立的態度），從巴特羅及其他公寓到蓋爾公園，到那永不完工的教堂聖家堂，看官會以為這是當代前衛建築師的手筆，但其實都是100年前的「古董」。我曾經在巴塞隆那花了一個星期尋索高第的作品，過了若干年後，我重訪舊地，為的是看看聖家堂的進展。我很好奇一個完全超越時代的人腦袋是怎樣運作，如何面對同代人的質疑與譏諷。我只知道高弟一直避開政治的風潮，默默埋首在聖家堂的地下工作室，弄到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結果有一天在街上被車撞倒，死在醫院後，人們發現這個貌似流浪漢的人其實是當代建築大師，才以最莊嚴的儀式向他送別。

我到耶魯大學讀政治社會學，主要亦是為了跟隨一位西班牙學者林茲（Juan Linz）。通過他，我認識到1975年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聯同首相蘇亞雷斯如何以協商、公投、在舊憲法框架內注入民主元素，在幾年間以和平轉型的方式將西班牙帶向民主。這些政治家克服了右翼軍人政變，化解了左翼共產革命，避免重蹈內戰覆徹。我時常想：中國如果要告別革命，走上文明政治的康莊大道，便應該向西班牙學習。林茲教授不單在分析獨裁政權有精闢的見解，對民主轉型、鞏固與崩潰亦作出非常有系統的研究，他的分析對於南美洲的民主轉型產生重大作用。林茲學術地位顯赫，卻視學生如子侄，循循善誘，成為我人生楷模。

耶魯同門對Podemos不以為然

這次到塞維爾，林茲的遺孀Rocio介紹我認識一位在當地任教的同門師兄弟，見面時卻有說不出的親切感，因為我們都感恩於林茲的春風化雨。席間我們談到西班牙的大選，我自然關注新成立的左翼政黨Podemos （英語譯We Can）的走勢。此黨的領袖是政治學教授Pablo Iglesias，於2011年帶領 Indignados （憤怒）運動，抗議右翼政府的緊縮政策、青年失業率高企、政府拯救銀行卻對負資產的業主坐視不理。他們佔領馬德里的Puerto del Sol 廣場以表達不滿，被視為佔領華爾街的先導，間接亦啟發了佔領中環。2014年1月正式組黨時，Podemos強調從下而上較鬆散的組織結構，短短兩年間黨員人數已增長至近39萬。網絡社會的出現正衝撃傳統政黨以至公民社會的組織形勢，Podemos 不單是西班牙的新興事物，更是整個新時代的重大實驗。

但我這位耶魯的同門卻對他們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和許多極左的革命家一樣，有太多藍圖在腦袋，只要有機會執政便會過度賦予政府權力。他更不滿該黨有些人攻擊林茲當年提出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分別，是為了替佛朗哥政權塗脂抹粉。「這批人完全否定1975年的民主轉型，他們要徹底修改憲法，但我恐怕這種過度自負最終只會為專政鋪路。」我那位傳播學教授的朋友雖認同左翼政黨對弱勢的關懷，但對於他們普遍敵視教會的態度卻難以接受。她同樣對烏托邦式的口號不以為然，認為另一新興中間偏右的公民黨對激活市場有更扎實的政策。青年學生們卻傾向支持Podemos，但有些人認為他們在這屆沒執政的希望，所以應該按「信念」或者「策略」投下一票，仍然在痛苦掙扎中。但不管是教授或大學生，這些知識分子都覺得執政的人民黨或者在野的社會黨，不是變成財團的附庸，便是僵化、腐化，西班牙必須求變。

我在格拉納達（Granada）作了最後一場演講後，當地一位藝術系教授帶我慢慢欣賞阿罕布拉宮，看書法、幾何圖案和大自然元素如何揉合在伊斯蘭建築藝術中，特別是這些來自北非的統治者如何通過倒影和涓涓水滴聲來表現對水的珍視。在全球IS恐襲的陰影下，看着伊斯蘭文化最優美的建築，不得不讚嘆格拉納達的寬容胸懷，即使經歷其後的天主教皇朝，這塊文明的槐寶仍然得以保存。藝術系教授學中國畫、修練印度瑜珈、是和平主義者，支持Podemos，囑咐我從人文角度看這個政黨。

西班牙人的激情與悲憫

萬分不捨，仍要告別，我隻身去到馬德里準備一天後乘機回去香港。坐在馬約爾廣場邊的一間餐廳看着大選結果公布。執政的右翼人民黨得票雖然最高，卻無法取得國會過半議席組成政府。最為震撼的，是首次參選的Podemos竟能在350席中取得69席，非常接近第二位的社會黨。看着穿着一身風褸的Pablo Iglesias被一群素人面孔的當選者簇擁到群眾集會上謝票，深感新世代政治勢不可擋。在這轉折時刻，西班牙自然會踏入混亂和迷惘，評論員都沒法預測如何能湊合出一個聯合政府，說不定要重來一次大選。但我一直旁觀着西班牙朋友們就如何投下一票的辯論，深切體會到民主不單是關乎政治上的命運自決。在面對不同政黨的理念和政策主張，認真的選民必須拷問自己對經濟、福利、宗教等的各種信念孰輕孰重、如何取捨。民主便在這個抉擇過程中賦予人的道德自主性（moral autonomy）。我一直欣賞西班牙人的激情（passion），但亦慢慢領會他們悲憫（compassion）的一面。最少在經濟剛剛復蘇，失業率仍然高企的時候，在西班牙橫空出世的竟是Podemos，而不是一個極右排外的政黨。而在馬德里西貝萊斯廣場的大會堂外牆，竟然還掛上「歡迎難民」的橫額。為此，我不得不對西班牙另眼相看，亦期望他們能秉承前人的創意，在福利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開拓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