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多间大学都爆出梁振英安插亲信进入院校管治机构的新闻，惹起社会反对特首在高等院校滥用其校监身份，以及过大的人事权力。岭南大学近日再爆出涉及学历造假的丑闻，已辞职的协理副校长夏迪星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而争议的学历涉及岭大校董李以力旗下的“学历工厂”伪造文件，极速浓缩修业时间，量产博士学历。
近月先后有关港大副校长任命、岭大安插梁粉校董、中大校董会主席悬而未决等争议，经已使大学管治成为社会关注所在。亲政府政客一直重复诸如“按照既定程序”的台词，替梁振英放肆摆布大学人事任命而辩护，同时也刻意突出高等院校需要有官委校董代表政府，以体现社会整体对院校的监察。但今次的丑闻无疑是冲击了上述论点──所谓政府监管、特首任命，也有着有如此大的漏洞，涉及大学校董和管理高层。而社会应视这次事件为一个契机，思考突破目前官委垄断的高等院校管治体制。
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代表？什么样的监察？
若果我们回头看香港各间院校的管治机构组成，岭大校董会的官委校董比例之高，是各间院校之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教育学院与及公开大学，超过本地其余的大学。除了行政长官任命了其中过半数的18名校董外，还有岭南大学教育机构指定，由行政长官任命的七名校董。而李以力本人正是循岭南教育机构有限公司提名的方式，被梁振英委任为岭大校董和谘议会成员，同时又是岭南教育机构有限公司董事兼副主席，并且是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有限公司董事。这些资历，当然表示李以力与旧日的岭南关系深远，但这么多年以来，相信多届的旧生同学，都对李氏的角色，以至李氏背后所代表的机构的工作一无所知。
比较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与中大校友评议会，所有中大学位毕业生均成为后者的当然成员，岭南大学的毕业生却并非自动成为前者成员，需要额外申请，功能上多旨在举办诸如“品酒会”、“联欢晚会”、“筹款”等康乐活动，无问校政，在校董会和谘议会内没有位置；而反之能过问校政，在岭南大学拥有七位校董的岭南教育机构，除了资料上显示教育机构经营旗下的各间中小学校幼稚园和会所，以及每每叙述岭南自广州到司徒拔道的承传过程以外，却如谜一般地存在无从探知；而校董的身份，最终由一个自认为代表社会任命，却又没有民选基础的特首所委任。两个组织再加特首任命，竟然没有一个环节可清楚视为公开透明。
思考公开问责的院校管治架构
在此不是要直指个别院校和机构，塘水滚塘鱼，沆瀣一气；而是要打开一个思考空间，如何建立一个透明，而对社会、员生、校友负责的院校管治系统，我们要问往后若果某间大学的校董，得以参与校政，究竟是经过什么程序和授权，以令他晋身代表？是否面向持份者？如果是因为出任某某机构的公职，而又获不是由民主程序选出的特首委任，又有没有足够的认受基础？若果要全盘调查各院校是否存在类似事件，不论各间院校的校友抑或社会公众的问责，又究竟从何说起？最核心的担忧，是或许今次事件因传媒披露而得以为公众所知，但最后指向既有的院校管治架构，其认受与问责始终未能为人所信所见。
最核心的担忧，是或许今次事件因传媒披露而得以为公众所知，但最后指向既有的院校管治架构，其认受与问责始终未能为人所信所见。
问题核心来自于院校管治的封闭，正本清源之道，必定是由校政民主化开始；目前各大学的校董会，都需要提升学生、教职员、校友代表，以达至有效的制衡和监察；而反过来任由官委校董继续在各间院校占据压倒数目，只会使教职员和学生的参与沦为陪衬；更重要的局面，是官委校董背后的政府，并非由民主产生，根本不具代表性为校内或公众所信服。香港社会应借此机会思考各间大学的管治架构如何步向开放，特别是在当下，多间大学的管治人事，屡屡因为一个不孚人望的梁振英用尽其权力，而牵起争议，更不应只是了结今次事件，而该贯彻公开和透明的精神，成为定制。
（郑司律，时事评论员、工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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