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多間大學都爆出梁振英安插親信進入院校管治機構的新聞，惹起社會反對特首在高等院校濫用其校監身份，以及過大的人事權力。嶺南大學近日再爆出涉及學歷造假的醜聞，已辭職的協理副校長夏迪星的博士論文涉嫌抄襲，而爭議的學歷涉及嶺大校董李以力旗下的「學歷工廠」偽造文件，極速濃縮修業時間，量產博士學歷。
近月先後有關港大副校長任命、嶺大安插梁粉校董、中大校董會主席懸而未決等爭議，經已使大學管治成為社會關注所在。親政府政客一直重複諸如「按照既定程序」的台詞，替梁振英放肆擺佈大學人事任命而辯護，同時也刻意突出高等院校需要有官委校董代表政府，以體現社會整體對院校的監察。但今次的醜聞無疑是衝擊了上述論點──所謂政府監管、特首任命，也有着有如此大的漏洞，涉及大學校董和管理高層。而社會應視這次事件為一個契機，思考突破目前官委壟斷的高等院校管治體制。
什麼樣的機構？什麼樣的代表？什麼樣的監察？
若果我們回頭看香港各間院校的管治機構組成，嶺大校董會的官委校董比例之高，是各間院校之中位居前列，僅次於教育學院與及公開大學，超過本地其餘的大學。除了行政長官任命了其中過半數的18名校董外，還有嶺南大學教育機構指定，由行政長官任命的七名校董。而李以力本人正是循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提名的方式，被梁振英委任為嶺大校董和諮議會成員，同時又是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董事兼副主席，並且是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有限公司董事。這些資歷，當然表示李以力與舊日的嶺南關係深遠，但這麼多年以來，相信多屆的舊生同學，都對李氏的角色，以至李氏背後所代表的機構的工作一無所知。
比較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與中大校友評議會，所有中大學位畢業生均成為後者的當然成員，嶺南大學的畢業生卻並非自動成為前者成員，需要額外申請，功能上多旨在舉辦諸如「品酒會」、「聯歡晚會」、「籌款」等康樂活動，無問校政，在校董會和諮議會內沒有位置；而反之能過問校政，在嶺南大學擁有七位校董的嶺南教育機構，除了資料上顯示教育機構經營旗下的各間中小學校幼稚園和會所，以及每每敘述嶺南自廣州到司徒拔道的承傳過程以外，卻如謎一般地存在無從探知；而校董的身份，最終由一個自認為代表社會任命，卻又沒有民選基礎的特首所委任。兩個組織再加特首任命，竟然沒有一個環節可清楚視為公開透明。
思考公開問責的院校管治架構
在此不是要直指個別院校和機構，塘水滾塘魚，沆瀣一氣；而是要打開一個思考空間，如何建立一個透明，而對社會、員生、校友負責的院校管治系統，我們要問往後若果某間大學的校董，得以參與校政，究竟是經過什麼程序和授權，以令他晉身代表？是否面向持份者？如果是因為出任某某機構的公職，而又獲不是由民主程序選出的特首委任，又有沒有足夠的認受基礎？若果要全盤調查各院校是否存在類似事件，不論各間院校的校友抑或社會公眾的問責，又究竟從何說起？最核心的擔憂，是或許今次事件因傳媒披露而得以為公眾所知，但最後指向既有的院校管治架構，其認受與問責始終未能為人所信所見。
最核心的擔憂，是或許今次事件因傳媒披露而得以為公眾所知，但最後指向既有的院校管治架構，其認受與問責始終未能為人所信所見。
問題核心來自於院校管治的封閉，正本清源之道，必定是由校政民主化開始；目前各大學的校董會，都需要提升學生、教職員、校友代表，以達至有效的制衡和監察；而反過來任由官委校董繼續在各間院校佔據壓倒數目，只會使教職員和學生的參與淪為陪襯；更重要的局面，是官委校董背後的政府，並非由民主產生，根本不具代表性為校內或公眾所信服。香港社會應藉此機會思考各間大學的管治架構如何步向開放，特別是在當下，多間大學的管治人事，屢屢因為一個不孚人望的梁振英用盡其權力，而牽起爭議，更不應只是了結今次事件，而該貫徹公開和透明的精神，成為定制。
（鄭司律，時事評論員、工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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