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多月，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特首地位超然论”，到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说特区没有依法“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以及陈文敏教授不被委任为港大副校长，及至最近邮筒将去除英国皇室徽号之议，接二连三的令港人哗然。京官强调“一国”大于“两制”，港人惊恐“两制”荡然无存，天朝主义有铲平一切阻碍其权力伸展之势。

邓小平原本设计“一国”包含“两制”

这一切的背后，源自于“一国”与“两制”对立的想像，二者遇有冲突的话，北京当取“一国”而舍“两制”，港人于是以保卫“两制”反应。此想像十分内向，造成内耗，仿佛两者必然冲突，终于会令北京与香港变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敌对状态。港人无意亦无力推翻北京，于是小部分港人萌生港独念头，独立建国派应运而生；北京正以民族主义维持其政权合法性，推动统一大业，必然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不容港独。

但按邓小平的原本讲法，“一国两制”并非只有“一国”和“两制”两个组成部分，而其实有三个组成部分──即“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和台湾）”，而“大陆制度”和“香港制度”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不可分割，必须并存。邓小平的原本构想，包容性很高，虽然陆港制度必有差异，磨擦在所难免，但绝对不需在两个制度之间取舍，而且“一国”超然于“两制”之间的磨擦。邓小平明显智慧过人，“一国”包含“两个制度”的想像明显要比天朝“一国”与“两制”对立的想像，更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