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3日晚上,马英九总统到台北的一家电影院观看《阿罩雾风云Ⅱ―——落子》,看完致词时说,他是红着眼眶看完这部片子,因为他感受到林家经历三个时代(清国、日治、中华民国在台湾),尤其林献堂在大时代中勇敢做出抉择的那份心情。最后林献堂因牵扯二二八事件,选择避居日本,马总统说他“落下泪来”。
雾峰林家的传奇性
台湾中部的雾峰林家是日治时代台湾的五大家族之一,雾峰古称阿罩雾,林家祖先1746年从漳州渡海来台,第三代林甲寅从大里杙移居阿罩雾,林献堂算是第六代,他的父亲那一辈(叔伯)有一位林文察(1828-1864),是清国著名的台籍将领,曾经协助平定小刀会、戴潮春事件,并领军对抗太平军,最后在福建漳州阵亡,极富传奇性;
林家因戴潮春事件而田产倍增,而被清廷赏赐全福建省(包含台湾)的樟脑专卖权,从此林家成为台湾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与中华民国最有关系的当然是林献堂(1881-1956),他是日治时代台湾文化协会的要角,“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所代表的是“倡民权、争平等”的新兴知识社群。
战后一九四六年五月,林献堂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参议员,之后又担任台湾省通志馆(今台湾文献馆的前身)馆长。1947年二二八事件,当时负责彰化银行接收与改组工作的林献堂,将时任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带到雾峰林家大宅中躲避,以性命担保,保护他的安全。事件后,林献堂曾被国民政府列名为“台省汉奸”,幸得友人相助,才免于劫难。
林献堂客死他乡的原因
战后国民党政府在台的威权统治,除了翦除异议分子,也需要顺服的样板。以林献堂的知名度、代表性、与温和个性,不幸正好扮演这个角色。例如1949年8月22日上午,他应54军军长阙汉骞的要求出席“邻里长训练终了式”,军队与邻里长数百名在烈日中“汗出如浆”,迟到15分钟的军长训话之后,林献堂与市长、副军长都有讲话,“大意谓军民打倒共党之意。”同日下午搭快车到台北,“许丙引前宣传部长张道藩来访,言蒋总裁欲与先生相会……”;8月23日上午,遂与张道藩、罗克典一同乘车往后草山,先会秘书曹圣芬及俞济时、蒋经国,次会蒋总裁,“问年冬及余之家族,次问老百姓,约谈十余分间。……余遂相辞下山。”
据罗克典的说法,这次见面是张道藩得蒋介石指示,在预定飞重庆指挥剿共军事之前一小时,由罗克典陪同林献堂到草山总裁行馆晋谒,9时到达,总裁立刻接见,由罗克典翻译,而罗对这次蒋、林会面所留下的印象是:“可惜献堂先生满腹经纶,却只以歌颂蒋公德政结束二十分钟谈话。”
林献堂在二二八幸免于难之后,相当融入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社会,与权贵周旋交往,尽管他对三七五减租等政策不满,对台湾地位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也只好忍气吞声、甘作样板,等到机会来临就远走日本,坚持不归、乃至客死他乡。
1955年当局派蔡培火来日本劝归时,林献堂不归的理由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曾受先圣人之教训,岂敢忘之也。台湾者,危邦、乱邦也,岂可入乎,居乎。非仅危乱而已,概无法律,一任蒋氏之生杀与夺;我若归去,无异笼中之鸡也。”
与中国有连结的才是台湾先贤?
马英九在2005年10月25日也就是台湾“光复”一甲子的时候,发表〈重温先贤典范,再造台湾精神〉,其中他列举的先贤有蒋渭水、李友邦、罗福星、莫那鲁道、林献堂、连雅堂、赖和、张我军、杨逵等等,当时他们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面的左右外墙,就是悬挂这些台湾抗日先贤的巨像,来表达国民党的景仰和继承。
2007年6月21日,马英九作为总统参选人,他发表一本新书《原乡精神:台湾的典范故事》,其中列出的五位典范人物是:刘铭传、李友邦、胡适、蒋经国、张我军,这是有意“不分省籍”了。以上不论是党中央门口挂的,或是新书所褒扬的,几乎都是浓浓的“中国性”。当时是陈水扁执政,马英九以挑战者之姿,要解构“本土政权”的概念、要确立真实的台湾历史,还质问(宣称代表台湾人四百年梦想的)民进党到底景仰哪些日治时代的前辈﹖
个人认为,问题不只在甚么人选名单,更是在解释的角度。马英九批评民进党不知效法蒋渭水、林献堂等前辈的抗日爱祖国的精神,殊不知,日治时期台湾人借用中国的思想资源(如蒋渭水之引用孙中山)以遂行抗日是一回事,中日战争期间台湾作为日本国的一部分,台湾人基本上并没有参与八年抗战、诸多台湾青年且是日本军的一部分,则是另一回事。况且台独思想是“缘起的”,蒋渭水如果不要早逝,能看到战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恶行,能亲历二二八而且像林献堂那样幸免于难,以他的性格很可能会(一)成为积极的台独运动者,或是(二)像林献堂那样避居日本、客死他乡,或是(三)像李万居那样办公论报与国民党周旋、并且用省议员的身份来反抗国民党。
总之,寻找历史上值得效法的台湾典范,应该回归到人民与土地、回归到真实的生活,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中华民族主义框架,以为与中国有连结的才是台湾先贤。
马英九在看完电影《阿罩雾风云Ⅱ——落子》之后的致词,还说到他在法务部长时期奉命制定《二二八事件补偿条例》,以及政府愿意在真相出现之后认错道歉、补偿建碑,似乎,要藉此对造成林献堂晚年流亡苦难的国民党政权,所应担负的罪责做了开脱?
其实,日治时代具有中国情怀、战后却被“祖国”迫害的台湾知识分子还多着呢,台湾人因而想要做自己的主人,不再以日本或中国作为祖国,这种心情历经半个世纪中共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两岸互相辉映――的暴政,而传承下来,这不是金钱补偿和口头道歉就可以改变的,这种心志,马英九们是不会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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