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3日晚上，马英九总统到台北的一家电影院观看《阿罩雾风云Ⅱ―——落子》，看完致词时说，他是红着眼眶看完这部片子，因为他感受到林家经历三个时代（清国、日治、中华民国在台湾），尤其林献堂在大时代中勇敢做出抉择的那份心情。最后林献堂因牵扯二二八事件，选择避居日本，马总统说他“落下泪来”。
雾峰林家的传奇性
台湾中部的雾峰林家是日治时代台湾的五大家族之一，雾峰古称阿罩雾，林家祖先1746年从漳州渡海来台，第三代林甲寅从大里杙移居阿罩雾，林献堂算是第六代，他的父亲那一辈（叔伯）有一位林文察（1828-1864），是清国著名的台籍将领，曾经协助平定小刀会、戴潮春事件，并领军对抗太平军，最后在福建漳州阵亡，极富传奇性；
林家因戴潮春事件而田产倍增，而被清廷赏赐全福建省（包含台湾）的樟脑专卖权，从此林家成为台湾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与中华民国最有关系的当然是林献堂（1881-1956），他是日治时代台湾文化协会的要角，“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所代表的是“倡民权、争平等”的新兴知识社群。
战后一九四六年五月，林献堂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参议员，之后又担任台湾省通志馆（今台湾文献馆的前身）馆长。1947年二二八事件，当时负责彰化银行接收与改组工作的林献堂，将时任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带到雾峰林家大宅中躲避，以性命担保，保护他的安全。事件后，林献堂曾被国民政府列名为“台省汉奸”，幸得友人相助，才免于劫难。
林献堂客死他乡的原因
战后国民党政府在台的威权统治，除了翦除异议分子，也需要顺服的样板。以林献堂的知名度、代表性、与温和个性，不幸正好扮演这个角色。例如1949年8月22日上午，他应54军军长阙汉骞的要求出席“邻里长训练终了式”，军队与邻里长数百名在烈日中“汗出如浆”，迟到15分钟的军长训话之后，林献堂与市长、副军长都有讲话，“大意谓军民打倒共党之意。”同日下午搭快车到台北，“许丙引前宣传部长张道藩来访，言蒋总裁欲与先生相会……”；8月23日上午，遂与张道藩、罗克典一同乘车往后草山，先会秘书曹圣芬及俞济时、蒋经国，次会蒋总裁，“问年冬及余之家族，次问老百姓，约谈十余分间。……余遂相辞下山。”
据罗克典的说法，这次见面是张道藩得蒋介石指示，在预定飞重庆指挥剿共军事之前一小时，由罗克典陪同林献堂到草山总裁行馆晋谒，9时到达，总裁立刻接见，由罗克典翻译，而罗对这次蒋、林会面所留下的印象是：“可惜献堂先生满腹经纶，却只以歌颂蒋公德政结束二十分钟谈话。”
林献堂在二二八幸免于难之后，相当融入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社会，与权贵周旋交往，尽管他对三七五减租等政策不满，对台湾地位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也只好忍气吞声、甘作样板，等到机会来临就远走日本，坚持不归、乃至客死他乡。
1955年当局派蔡培火来日本劝归时，林献堂不归的理由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曾受先圣人之教训，岂敢忘之也。台湾者，危邦、乱邦也，岂可入乎，居乎。非仅危乱而已，概无法律，一任蒋氏之生杀与夺；我若归去，无异笼中之鸡也。”
与中国有连结的才是台湾先贤？
马英九在2005年10月25日也就是台湾“光复”一甲子的时候，发表〈重温先贤典范，再造台湾精神〉，其中他列举的先贤有蒋渭水、李友邦、罗福星、莫那鲁道、林献堂、连雅堂、赖和、张我军、杨逵等等，当时他们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面的左右外墙，就是悬挂这些台湾抗日先贤的巨像，来表达国民党的景仰和继承。
2007年6月21日，马英九作为总统参选人，他发表一本新书《原乡精神:台湾的典范故事》，其中列出的五位典范人物是:刘铭传、李友邦、胡适、蒋经国、张我军，这是有意“不分省籍”了。以上不论是党中央门口挂的，或是新书所褒扬的，几乎都是浓浓的“中国性”。当时是陈水扁执政，马英九以挑战者之姿，要解构“本土政权”的概念、要确立真实的台湾历史，还质问（宣称代表台湾人四百年梦想的）民进党到底景仰哪些日治时代的前辈﹖
个人认为，问题不只在甚么人选名单，更是在解释的角度。马英九批评民进党不知效法蒋渭水、林献堂等前辈的抗日爱祖国的精神，殊不知，日治时期台湾人借用中国的思想资源（如蒋渭水之引用孙中山）以遂行抗日是一回事，中日战争期间台湾作为日本国的一部分，台湾人基本上并没有参与八年抗战、诸多台湾青年且是日本军的一部分，则是另一回事。况且台独思想是“缘起的”，蒋渭水如果不要早逝，能看到战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恶行，能亲历二二八而且像林献堂那样幸免于难，以他的性格很可能会（一）成为积极的台独运动者，或是（二）像林献堂那样避居日本、客死他乡，或是（三）像李万居那样办公论报与国民党周旋、并且用省议员的身份来反抗国民党。
总之，寻找历史上值得效法的台湾典范，应该回归到人民与土地、回归到真实的生活，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中华民族主义框架，以为与中国有连结的才是台湾先贤。
马英九在看完电影《阿罩雾风云Ⅱ——落子》之后的致词，还说到他在法务部长时期奉命制定《二二八事件补偿条例》，以及政府愿意在真相出现之后认错道歉、补偿建碑，似乎，要藉此对造成林献堂晚年流亡苦难的国民党政权，所应担负的罪责做了开脱？
其实，日治时代具有中国情怀、战后却被“祖国”迫害的台湾知识分子还多着呢，台湾人因而想要做自己的主人，不再以日本或中国作为祖国，这种心情历经半个世纪中共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两岸互相辉映――的暴政，而传承下来，这不是金钱补偿和口头道歉就可以改变的，这种心志，马英九们是不会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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