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建华:如何用Google杀害大学?

由于政治打压不能宣之于口,借用市场化语言,再将之扭曲,便成为最方便的打压手段。
9月29日,港大校委会就副校长(学术及人力资源)的任命事宜举行校委会会议,图为会议开始前港大学生到会议场地示威。

香港大学校委会否决对陈文敏教授的副校任命,无疑是久而不闻其臭的校董制度最荒谬的一章。事件中,在冯敬恩大胆披露校委的荒谬言论后,进入公共视野的,是一大堆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学术界言辞,党报、校委和支持校委的决定者,都拿“论文引用率”、“有没有博士学位”来攻撃陈文敏教授的资历。

在《城市论坛》上,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李辉公然以“影响因子”来证明自己学术影响力比陈文敏高出“200倍”;新闻报道香港大学“排名下跌”,电视报道强调大学“博士生比率”和“论文引用数”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舆论之中,往往以量化评量为指标,将“教育”和“资历”简化为google scholar的数字,而漠视了教育真正的意义。

今日的大学争相以论文数量来评断教员,以排名来区分大学,其来有自。早在1990年代,大专教育便出现重大“改革”,教资会将大学视为一间企业,设定各种方法,以“质素保证”之名,评审大学和教员。今天以圣旨姿态进入公众视野的“论文引用率”、“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便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

大学教授之业变成生产论文机器

在大学而言,为了排名爬升,他们要以举校之力“跑数”。为了使大学“国际化”,要争聘外籍教员;为了增强“学术地位”,便设标准,要教员写出刊上顶尖国际期刊的“A级论文”。于是,教授的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已经成为大学评等级的通用语言,这使得他们的教育质素不再受人重视,大学教授之业,也转变成生产论文的机器。然后非英语著作、国际期刊不关心的题目,通通难登大雅之堂,无助教员的事业升等。

为使“研究评审”生效,大学往往将其论文成绩与教席存亡挂钩,于是教员越来越难得到“实任(长期合约)”,使他们在保卫学术自由的战场上缴械、营役在论文游戏之中,其社会责任则难以担当。一如陈文敏教授所言,港大法学院在以法律服务社会的贡献,没有在学术评鉴中反映出来,无助于排名爬升,却是践行大学理念的重要工作。

也许让前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堆以数字堆砌的标准,如今竟然成为政治打压的籍口。由于政治打压不能宣之于口,借用市场化语言,再将之扭曲,便成为最方便的打压手段。校委、李辉之流,利用这些学术界修辞,贬低陈文敏的学术地位,令人仿佛以为,他真的没有当副校长的学术资格。也许真的令人惋叹之处,是堂堂港大法律学院发声明肯定陈教授的资历和工作,非为嘉许其功,却只为了澄清坊间的无谓攻讦。市场化的冲撃加上政治上的直接干预,大学自主之脆弱于焉表露无遗。

在郑国汉执掌岭大之时,我曾这样写道:“殖民地大学体制之下,政府一手透过委任校董操控大学,另一手又控制教资会左右大学方向,如果香港还有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也只不过是『开明专制』下的偶发产物。”理想的自主大学从未出现,在政权不再“自律”的政治环境,师生是大学理念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背景下,师生开始重提特首为必然校监的制度戕害大学自主的讨论,一场重思大学体制的运动,无可避免。

(邓建华,时事评论员)

编辑推荐

读者评论 0

会员专属评论功能升级中,稍后上线。加入会员可阅读全站内容,享受更多会员福利。
目前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