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鄧建華:如何用Google殺害大學?

由於政治打壓不能宣之於口,借用市場化語言,再將之扭曲,便成為最方便的打壓手段。
9月29日,港大校委會就副校長(學術及人力資源)的任命事宜舉行校委會會議,圖為會議開始前港大學生到會議場地示威。

香港大學校委會否決對陳文敏教授的副校任命,無疑是久而不聞其臭的校董制度最荒謬的一章。事件中,在馮敬恩大膽披露校委的荒謬言論後,進入公共視野的,是一大堆令人摸不着頭腦的學術界言辭,黨報、校委和支持校委的決定者,都拿「論文引用率」、「有沒有博士學位」來攻撃陳文敏教授的資歷。

在《城市論壇》上,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李輝公然以「影響因子」來證明自己學術影響力比陳文敏高出「200倍」;新聞報道香港大學「排名下跌」,電視報道強調大學「博士生比率」和「論文引用數」是排名的考慮因素。輿論之中,往往以量化評量為指標,將「教育」和「資歷」簡化為google scholar的數字,而漠視了教育真正的意義。

今日的大學爭相以論文數量來評斷教員,以排名來區分大學,其來有自。早在1990年代,大專教育便出現重大「改革」,教資會將大學視為一間企業,設定各種方法,以「質素保證」之名,評審大學和教員。今天以聖旨姿態進入公眾視野的「論文引用率」、「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便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

大學教授之業變成生產論文機器

在大學而言,為了排名爬升,他們要以舉校之力「跑數」。為了使大學「國際化」,要爭聘外籍教員;為了增強「學術地位」,便設標準,要教員寫出刊上頂尖國際期刊的「A級論文」。於是,教授的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已經成為大學評等級的通用語言,這使得他們的教育質素不再受人重視,大學教授之業,也轉變成生產論文的機器。然後非英語著作、國際期刊不關心的題目,通通難登大雅之堂,無助教員的事業升等。

為使「研究評審」生效,大學往往將其論文成績與教席存亡掛鈎,於是教員越來越難得到「實任(長期合約)」,使他們在保衛學術自由的戰場上繳械、營役在論文遊戲之中,其社會責任則難以擔當。一如陳文敏教授所言,港大法學院在以法律服務社會的貢獻,沒有在學術評鑑中反映出來,無助於排名爬升,卻是踐行大學理念的重要工作。

也許讓前人沒有想到的是,這堆以數字堆砌的標準,如今竟然成為政治打壓的籍口。由於政治打壓不能宣之於口,借用市場化語言,再將之扭曲,便成為最方便的打壓手段。校委、李輝之流,利用這些學術界修辭,貶低陳文敏的學術地位,令人彷彿以為,他真的沒有當副校長的學術資格。也許真的令人惋嘆之處,是堂堂港大法律學院發聲明肯定陳教授的資歷和工作,非為嘉許其功,卻只為了澄清坊間的無謂攻訐。市場化的衝撃加上政治上的直接干預,大學自主之脆弱於焉表露無遺。

在鄭國漢執掌嶺大之時,我曾這樣寫道:「殖民地大學體制之下,政府一手透過委任校董操控大學,另一手又控制教資會左右大學方向,如果香港還有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也只不過是『開明專制』下的偶發產物。」理想的自主大學從未出現,在政權不再「自律」的政治環境,師生是大學理念的最後一道防線。在這個背景下,師生開始重提特首為必然校監的制度戕害大學自主的討論,一場重思大學體制的運動,無可避免。

(鄧建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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