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洱挟着他曾经是港澳办副主任、现在也是甚具官方色彩的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的身份，周日在一个研讨会上的一番谈话，再一次引起各界的关注和讨论，有人担心他的观点是否包含了中央政府的看法。他的整篇讲辞理据薄弱、谬误百出，是典型的党八股，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认真讨论的。笔者本来也没有兴趣依循他的逻辑去虚掷光阴，但就着他这一番言论所反映的问题来凑个兴，也许还是会有些正面作用的。
以猜哑谜来掩饰信口开河
当天陈佐洱出席致辞的是一个面向公众与传媒的研讨会，不单纯是政府闭门向支持者传话。因此，当他煞有介事地提出，香港在回归后有人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这样具控诉性的批评时，任何理性的、具逻辑分析能力的演讲者都应该预计到大家自然会希望搞清楚所谓“去殖民化”是什么意思，所谓要“依法”所讲的又是哪一条具体的法律条文。
可惜（也毫不意外地），当记者事后候追问他时，他仍是玩那种中国当权者惯常用的“猜哑谜”策略，意图蒙混过关。这一种诉诸“不言而喻”、你们“心知肚明”、“不用我清楚说明，你看看就明白”等等观念魔障，意图掩饰谈话者自己根本也没有具体的证据在手的策略，只能够在“讲”与“听”双方掌握的资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才能够产生具愚弄性或震慑性的效果，令受众再不敢质疑或挑战讲者言论的权威性。九七回归没有把香港人的资讯自由也“非殖民化”掉，任何人都可以就着《基本法》的每一个条文“谷歌”一番，因此，重施故技能够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况且，香港人经历了百多年英国式殖民地的法治社教化，长期形成了的法治观念，还不至于那么脆弱，不会因为一位过气官僚或共干说了便信以为真。可能这正正也是当今的权力阶层，急欲去之而后快的“去殖民化”。
“非殖民化”也抹不掉历史的客观存在
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香港曾经是一个英国殖民地，这是一段抹不掉的历史。九七回归正是这一段历史的终结，也标志着香港正式“去殖民化”。1970年代后期提出香港前途问题，80年代开始讨论香港回归安排，其后中英达成协议，北京定下了收回香港的相关政策，制定基本法。这个过程就是“非殖民化”。
陈佐洱亲身参与了后回归过渡期的具体工作，应该清楚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港英作为殖民地政权的淡出及香港作为中国主权下的特区之成形以至于成立。在十多年的回归过渡期间，体制上的“非殖民化”一直未有停止过。法律适应化的过程、各种各样的筹备委员会、候任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借调公务员组成办事处以协助候任特首安排接掌权力、临时立法会的筹组、在各级谘询组织及法定机构逐步加入中央政府信任的人士出任关键职位等等，都是具体的“非殖民化”操作工程。1997年7月1日零时，代表香港殖民地身份的英国国旗及殖民地龙狮旗徐徐下降，中国国旗及特区旗旘升起，难道这不是“非殖文化”？
陈佐洱先生周日的研讨会上，竟然以全面否定自己曾经亲身参与的这个“非殖民化”的具体过程及结果，来为今天的管治不善作开脱，明显是过度抬举了今天这个特区政府，也过度地把他自己及一众参与过这一过程的所有人矮化。
当然，殖民地的痕迹不会一夕之间完全在香港消失。历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组成这段历史的东西，有些会被取代，有些会自然消失，也有一些会遗留下来，长期沉淀成为社会的肌理。“马照跑、舞照跳”、“原有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与九七回归的“非殖民化”根本没有任何牴触。同一道理，类似这样的承诺及保证，正好说明香港在“非殖民化”后，就算有了新的主权归属与政治身份，也不会全盘跟中国国内的体制合模。因此根本就不存在要香港“中国化”的要求。
“去中国化”？熟令致之
现时，因为特区政府的管治不善，也因为中央政府加强对香港事务的参与，令部分人对九七回归那“去殖民化”过程中作出过的保证产生怀疑，中央政府的民望下降。但是否需要把对政权的认同与对国族的认同混为一谈，这已经是一个老掉了牙的争论，无谓在此纠缠。硬要把这个现象说成是“去中国化”，更是庸人自扰。
至于人心如何看“非殖民化前”及“非殖民化后”的香港社会，已经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刻与以前另一个历史时刻的对照。不得不承认，近年确实是多了一些年轻世代对当权者眼中的中国化感到忧虑和抗拒，他们大部分都是成长于“非殖民化”后的特区新世代。也有不少在前殖民地成长过渡至特区时代的中生代，也开始怀疑之前他们得到的保证是否那么确切肯定。
与其拿一些不存在的条文控诉有人“不依法”实施“去殖民化”，或上纲上线地把一些反对政府的行为动辄扣上“去中国化”的帽子，当权者可能更应该反省一下，为何回归已经18年，人心不但仍未完全回归，就连本来就不应该有“人心回归”这一个问题的特区新世代中，也有人偏要去“忆特区之苦，思殖民地之甜”。如果真的有“去中国化”这一个问题的话，陈佐洱现象及其言论所代表的，极有可能就是“去中国化”的气候得以形成之主要原因。
（钟剑华，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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