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先锋的瓦解
暴烈的《70年代》引领了整个时代，亦如风一样瓦解。
1971年底开始，《70年代》内部牵起了“留法潮”。香港的保钓运动自1971年底已无多大发展，当时认识中国的热潮还在发酵，港大作为大专学界首个到中国大陆交流的“中国旅行团”仍未展开，于是陆陆续续有成员到法国参观，希望感受法国青年的革命热情。
“他们渴望学习邓小平、周恩来到法国取经，其实不知道有什么经取（笑）。加上当时压力团体开始多了，比如说艇户争权益运动也是当时而来。因此，我们已经无甚作为。”
这句“无甚作为”，其实隐含了侯万云及一众《70年代》战友的自我定位。
“严格来说，《70》年代根本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所以叫他们自述根本无话可说。常态是火点着便离开，然后其他人跟进，压力团体等就会把运动提升。他们（《70年代》）的工作好像是为后来者做的，从来都不是处心积虑或带着远景去做，《70年代》根本不会延续自己发起的运动。”
──载《假如不只是一本杂志、一个年代》访谈
“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理论不足。《70》里大部分也是读书较少，读书最多的是莫昭如，吴仲贤。其他人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闲书杂书读得多而不精，这产生了不少派别。”
其中有些到了法国的成员认识了在当地的中国老托派分子彭述之，深受他的托派理论影响，甚至成为托派一员。
1973年中，留法的成员陆续回港，当时《70年代》已经停刊。其时，有成员发现吴仲贤早瞒着大家把《70年代》的地址用作与属于托派的第四国际来联络的通讯地址。
这引起了《70年代》内部成员不满。曾经傅鲁炳以战友之情挽留各位，但最后大家因为理念分歧，令一代的青年先锋组织正式分裂。
“但不同派别当中也要问我们《7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立于什么位置，我们用的语言是：站在人民的一边。不管什么派别，我们就是站在人民的一边。”
“《70年代》有个好处，没有包袱，说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一个统合的理论，为什么要框住自己？这个是我们的优点来，要行动就行动。”
“更何况，理论到头来，都是为了人。”
这是侯万云在四十多年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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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先锋的失语
《70年代》在1973年正式解散，但是侯万云在1972年已经慢慢淡出，因为当时他已经结婚了。
不过，其实自从麦理浩上任港督后，整个社会气氛已经转变了。虽然《70年代》“站在人民的一边”，但是人民并不是这样看。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侯万云那本剧本里的一幕：
一个主妇在街上买菜时碰到一个穿夏威夷恤的白人以广东话向她问好，原来那个人是港督麦理浩到访街市。主妇向剧中主角《70年代》的组织者表达他的喜悦，称赞麦理浩的廉政、公屋政策、以及九年免费教育计划。主角回应：“当年我们要求十二年免费教育！”
这一幕，很把握到抗争先锋者被政府极速收复失地的无语。
早在1971年杯葛市政局选举时，《70年代》的莫昭如已经提出十二年免费教育、居者有其屋的计划。港英政府的改良，把革命性的主张都孤立掉。
曾经有人说他们比时代走得前，因此群众追不上。
“我不会有这种我们厉害的感觉。即使曾经提出，也需要后来者follow up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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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的后来者，正在做着相同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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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余晖
在2011年反国教的时候，9个当时《70年代》的“社运老兵”绝食支持学生。侯万云的名字在这九人之列。他们的绝食宣言是名为“夕阳散余晖 破晓迎彩虹”，其中有段是这样写的：
40年前，我们像你们今天一样年轻，我们曾面对暴力，为公义上街抗争，为争人权绝食…40年来，我们经常抚心自问，如何与年轻一代分享我们的社运经验？却没有想到，原来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那个时候，侯万云在《70年代》的fb群组里留言：“我们是不是要做点东西？”结果大家就出来绝食了。侯万云说，其实即使没有他的这句，大家也是会出来的，因为大家总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
“当时他们找我当发言人，我对所有记者都是说：『只要学生要走，我们就走，他们在，我们就在。』我们是为他们而来，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走过去同学生开会，要求他们如何如何，岂不是倚老卖老？”
我说你们可以分享经验啊。
“我们根本就没有经验，这些大场面我们也没有见过啊。我们当年三几个人就是一个运动了，被捕来来去去都是那群人。这不同于国民教育，不同于占领运动。最多人的时候，也是1971年8月13日的那次，有约5000人，也只是群众坐下，我们演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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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要改变的世界
坦承自己没有经验的侯万云，在雨伞运动里一直很不满好些“政界老人”出来指点学生。
“放手让年轻组织者去做吧。明明世界是他们的，关你什么事？他争取得到的时候，我们就享福；就算争取不到，我们也没办法啊，就让他们去争取啊。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
我问，青年也会有做错决定的时刻。
“做错决定不要紧。我们当年也一定有做错过的；有没有做对的事？不知道。但起码做错了也有机会成长，让年轻人养出经验。这些前人出来指指点点我就不赞成了。”
我再问，我们改变的世界，也是你们的世界啊，一但出来的结果不好，你们这辈也同样受害。
“不要紧的。我们《70年代》这群人的思维是：社会如何，由你们去创造。啊标他说的那段说话是很能代表我们这群人的。”
啊标同是《70年代》的战友，同是反国教的绝食老兵，同样与他们在雨伞运动时每晚到占领区，亲眼见证这个他们“无法想像”的现场。
他们比我们更聪明，他们很机动，而且很灵活，他们做事有自己的方法。我们可以替他们担心，但我们不能替他们出谋划策要他们跟我们走。我们那一套已经out（过时）了！我们过去的所有经验都不能放到这个运动里面，因为这个运动很新，新到我们无法掌握整个形势。你看，眼前的这样的局面，在我们年轻时不曾经历过，当然，我们亦不可能有条件创造过。今天，他们缔造了历史，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他们！
──关锦标在离世前对“雨伞运动”作最后一段豪言壮语（侯万云评）
三天后，这位“代表他们”的战友过身。
侯万云强调他们不介意与年轻人摇旗呐喊，甚至挡子弹：“这不是在装英雄，只是，活到这个年纪，还要多活几多年？你再活下去，又如何？这个世界又如何？没有年轻人还是没有老人更好？年轻人才是最紧要，我们也曾经年轻，也对那些仗老而指指点点的人很不满，因此我现在不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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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遗产的《70年代》
这一代参与社会运动的年轻组织者，就算不知详情，几乎也无人不识七十年代叫火红。这几乎等于是留了遗产予年轻一辈，让他们心里有底，知道今天的抗争能在历史中找到足迹。
“我好怕人这样说的，国粹派那些才是真正的火红，哈哈。”
“其实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一套，不能说我们留下遗产。你们不是要继承我们的精神去做事。社会已经不同了。但是我们经常说强调的一件事：『永远站在人民的一边』。人民的对立面，那是面墙，我们是鸡蛋。”
虽然每个年代不同，“人”始终是最终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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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侯万云的剧本里，有个关于剧中《70年代》双周刊的爱情故事。在七十年代中，女主角离男主角而去，余下他继续参与社会运动，淡出。几十年后，女主角回到香港，在酒吧里听他这些年来的故事。然后，女主角无声息的走了。
我问他为什么女主角最后要走呢？
“她走，其实也是对的，因为环境已经不同了。那时我们反国教绝食的时候，有位曾经的女战友来探望过我们。之后她就走了，再也找不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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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来飘去，我们就这样飘来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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